译序

2002年秋天，达特茅斯学院的保罗·沃尔弗森研究员（他也是我的导师玛格丽特·彼得罗芙教授的丈夫）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里面介绍了《纽约客》杂志对本书作者塔勒布的采访。当时塔勒布管理的对冲基金Empirica，从“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市场大跌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他坦言自己事先并不知道任何黑天鹅事件的消息，他只是认为市场对重大系统性风险的估计严重不足，导致深度价外的看跌期权价格被严重低估，因此，他提前布局，在通用汽车股价还在30美元左右交易时，买下了以每股5美元抛出该股的看跌期权，事后证明这次投资极富远见。因时隔多年，文章披露的有关交易细节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塔勒布对风险有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切肤之痛，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对于我的大多数美国同学来说，风险就是一种对自己不利的概率分布。而我从小在战火纷飞的黎巴嫩长大，风险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在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不知道白天和我一起踢球的小伙伴还能活下来几个人。”

这本书就是基于对风险的这种认识而写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作者揭示了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外部压力时，只有身临其境、设身处地亲自承担风险，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决策过程主要是由激素推动的。知识、经验和理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往往是在做出决定之后，再用智慧去寻找证据以便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常伴有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额头发冷和主观忽略部分事实等现象，这些都说明了包括肾上腺素在内的多种激素参与了决策过程。如果决策者本人不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和损失，他就不能身临其境地在压力下产生这些激素，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作者因此呼吁建立一种“做出决定”（权利）和“承担后果”（责任）相互平衡的机制，也特别强调决策者本人的担当精神。这让我想起达特茅斯学院工程学大楼入口处的格言：为最困难的任务准备最负责任的肩膀（并没有提到最聪明的头脑和最复杂的模型）。

作者坦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金融机构权利和责任不匹配造成的，金融业的高管们只享受高额报酬而不承担经营的风险和损失，由此埋下了危机的祸根。作者在附录中令人信服地用数学方法论证了在权利和责任不匹配和非对称的委托代理机制下，代理人只会考虑如何尽可能地延长游戏的时间，以便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业绩提成，而不会考虑委托人的总体回报水平。作者在概率密度函数中突出了“矩”的概念，揭示了看似能够产生“长期稳定回报”的投资策略其实隐含了本金全损的巨大风险。代理人会用委托人的钱去承担小概率的高风险，以此换取大概率的低风险收益，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整个受托资产隐含着巨大的毁灭性风险，委托人最终会因遭遇爆仓风险而损失全部资产，而与之无关的普通纳税人更是为救助金融机构而付出了额外的代价，从而形成“高管受益，股东受损，民众买单”的结局。距离上次金融危机已经10年了，如此犀利而透彻地论证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的作品仍然凤毛麟角，作者直言不讳且可贵地指出了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就已经酝酿并弥漫着一场“用别人的钱去冒险”和“赚傻子的钱让穷人去买单”的道德危机，这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原作的书名是Skin in the Game，大意是把自己暴露在某种投资、游戏、任务、使命的风险之中，引申的意思是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享受其成果，担当其风险并承受其损失。作者在政治、历史、宗教和金融领域的讨论中都运用了这个概念，这使得书名很像是一个特征函数，它提炼了所有这些场景的共性，体现出一种简洁精致的数学美感。不过这个书名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合适的词来翻译。

作者涉猎广泛，文风汪洋恣肆，常把朴素的真理寓于平凡的比喻之中，以至原文有一种“真佛才说家常话”的感觉。由于有些口语化的表述在中文的语境中并无相应的场景，这给我最初的翻译带来了不少困难。是忠于作者，还是取悦读者？最终我意识到这两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克服翻译困难的关键是排除自己企图左右逢源的纠结心态，这样才能彻底解放思想去全面理解作者的意图——理解的背后并不是更高的智慧，而是更大的勇气。

考虑到现实的国情和中文的语境，我在翻译过程中将作者对经济学家们的无情鞭挞弱化为嬉笑怒骂，如果由此引发作者的愤怒，我将慨然吞下这颗子弹，因为这是译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经济学中所谓“理性”概念的批判，这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盖斯医院担任志愿者的经历，当时他和格兰特医生一起推翻了“休克”一词的用法。“休克”在医学上的定义很模糊，造成休克的原因又很分散，因此，使用这个词并不能给急救医生提供必要的信息。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根植于它的用法，如果它只是带来了混乱和困惑，那还不如抛弃这个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经济学中，“理性”一词被定义得十分模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词被用在背离人性的假设条件中，以便得出一个脱离实际的经济学模型；还有一些人使用这个词的主要目的是攻击对手的“非理性”。作者在书中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从遍历性的角度指出了经济学家们所仰赖的模型的错误之处。作者坚信交易员应该用生存来检验实践，而不是用模型来比拼理性，因为最大的理性就是生存，那些被经济学家贴上“不理性”标签的行为，恰恰源自人类自我保护的生存本能。他进一步提出，经济学家犯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脱离实际，没有做到“风险共担”。作者认为，实践应该成为我们获得真理和获悉真相的唯一途径，这种推崇实践的精神值得我们尊敬。

全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王亚娟和朱经毅分别校译了正文和数学附录，指出了译稿的许多错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很多同志与我通力协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可能按时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对上述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既感惭愧又感安慰，同时也心存感激。倘若中译本仍有瑕疵和错误，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毕竟，这是我应该承担的风险。

周洛华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