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为何美国的贫困人口如此之多。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来衡量贫困，即便我们控制了诸如不同的种族结构和美国人口迁徙的历史等因素，美国的情况都甚于其他发达国家。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中，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学者们都在研究这一问题，而他们却总是得到同一个结论：美国之所以有更多的贫困，是因为美国政府对此现状毫无作为。市场的不平等，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是相似的，然而在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干预后，我们却能发现贫困率呈现出显著的分歧。换言之，我们知道如何去解决贫困，或者至少把它减低到欧洲的水平，但我们的决定是拒绝这样做。在比较政治经济学若干个世纪的传统中，它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的理论试图解释这种情形，如美国社会的种族分裂、坚信市场经济的文化、劳工组织的软弱或工商业利益集团政治力量的强势等。这些理论尽管各说其话，但它们都同意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以最小化的政府干预为特征，其目的在于强调市场经济的差异性，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liberal）或“放任主义的”（laissez-faire）国家，不信任政府干预而热衷于自由市场。

然而，过去20年的历史研究以及历史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却已经完全排除了任何使人相信美国是一个最小化干预主义国家的可能。例如，一项名为“美国的政治发展”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已经拆穿了威廉·诺瓦克（William Novak）所标榜的“美国‘弱’国家这一早已令人厌倦了的神话”（2008, 754）。但是，如果比较政治经济学无视这一历史导向性的学术话题，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历史文献便无法解释为何美国存在更多的贫困，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看上去如此不同。如果美国政府“是”或“通常是”干预主义者，那么各个国家间的相关差异就成为很难解释的问题。

本书旨在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建立一个新的起点。我的想法是，承认历史学者所告诫我们的，但使用这些去回答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业已提出的问题，即美国和欧洲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美国政府情愿以诸如消费管制和征税等帮助工人、消费者以及穷人的手段进行强干预，而非使用其他手段——如建设福利国家呢？

在这本书中，我的观点是，美国之所以有更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适得其反的激进干预政策。总之，美国政府的干预主义政策并不少，只是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形式，该形式在抵御贫困的领域中却少有成功之例。为了解释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何故采取这种独特的形式，并准确解释其效果为何适得其反，本书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发展出一个“需求侧”理论（“demand-side” theory），并将其聚焦于国家如何建构大众消费模式。其论证始于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段历史中美国和欧洲之间发展差异的观察，彼时，前者处于爆炸性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后者则陷入经济困难。当美国的生产率与其市场规模导致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在全世界下降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对策则是祭出贸易保护主义，纷纷关闭其边境以抵制美国的经济侵略。而与此同时，美国也转向贸易保护，但仅靠建立关税壁垒无济于事，因为问题在于美国农民本身的劳动生产率过高。结果是，美国发生了一场强有力的农业运动，旨在重整政治经济关系。尽管为了重整这一关系，19世纪的民粹主义者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在这一新的经济秩序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契机乃“大萧条”，当时它被断定为“生产过剩”的后果。“过剩之地”是休伊·朗（Huey Long）在20世纪20年代杜撰的一条短语，用以指称一个难解的问题：一方面是一场不寻常的大丰收，而另一方面却是价格突然大跌，致使农民无法偿还他们的债务，前者的富裕如何变成了后者的灾难？像许多人一样，休伊·朗得出一个因果关系链，大跌的价格导致农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进而导致银行业的不稳定，最后直抵“大萧条”。这场“大萧条”不是所拥有的财富太少而是太多的问题。“人们都在挨饿，”休伊·朗说，“然而，我们有更多的小麦、玉米、肉、牛奶、芝士、蜂蜜和卡车在田间地头，多到所有的美国人来消费都有余，多到他们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但莫名其妙的是，当人们缺衣少食之际，却无法获得这些东西，而其原因居然是我们的土地上有太多的东西。”（Long, 1930）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对此问题的解释是财富被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他们阻止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把生活需要转换为市场需求，这一需求的目标就是那些在美国农场里变质腐烂的过剩粮食。他赞许这一资本主义的根本转型，因为“如果我们将手中巨大的财富充分地扩散，那么在这一丰饶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将获得生活保障，由此商业活动得以繁荣，同时让被遗忘者站立起来，国家重获希望。”（Long, 1930d）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在内的许多观察者，都在争辩“不断地扩散我们巨大的财富”明显不是美国人的行事风格。但在一个世纪之前，这的确也是美国人干过的事，其理由正如休伊·朗给出的那样。美国政府的确被回应所谓“丰饶问题”的努力所塑造，而彼时，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欧洲却努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不断地扩散我们巨大的财富”本来就深深植根于美国的传统中。

在那些手握关键选票的农业界政客的鼓动下，最终美国在信贷民主化和严格的商业管制中确立了一种累进税制和农业管制模式。政府在这些对农业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域所采取的干预模式，诸如其对商业的管制，正是写作有关“干预主义明显的美国”之话题的历史学家所注意到的。然而，累进税制和对消费信贷的依赖却悄然瓦解了支持福利国家的政治主张——本书对这一复杂过程给予了追溯——而且这一特征也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已经考察过的。

承认农业国家主义势力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当代的发展。由于战后早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让位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冲击，在美国，累进税制导致了纳税人的激烈反对。与此同时，严格的管制更导致所有政治派别集体发出放松管制的呼声。在放松管制的条件下，信贷的放松导致了扩散至世界各地的金融波动。但令人吃惊的是，在我们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中，有那么多精致的理论，却无一对近期以来搅乱我们经济的金融危机做出解释。本书追溯了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如何导致了“按揭凯恩斯主义”（mortgage keynesianism）的出现，该主义刺激了美国经济长达几十年的增长，还导致了工业化国家分为依赖于社会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和依赖于以信贷为基础的消费主义国家。我认为，发展公共福利国家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必须解除对按揭凯恩斯主义的依赖，如此可以降低对金融的需求，从而将政治努力和资源从金融部门重新定位到更稳健的增长源中。

通过追溯美国自重建时代以来不断发展的政府力量，出于干预主义和再分配企图而对该力量的使用，这些对于公共福利国家发展所造成的后果，以及20世纪80年代对这一治理模式的强烈反对，本书论证了，那些有关资本主义之比较维度的主流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皆立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或放任主义的国家。因此这些理论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例如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影响其消费行为的关注——即“需求侧”理论——也许能够把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许多尚不明晰的特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