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报告还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一重大判断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的态度和信息，也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既对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加快中国全方位开放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促进世界经济理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启发。
“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全球化发展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缓慢，全球结构性困境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大国经济贸易政策调整，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再次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因素。笔者认为，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到最近两年来出现的反对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其背后折射出的图景则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资本转移等带来空心化、实体经济衰退、虚拟经济过热，进而引发发达国家内部出现诸多发展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同样也是内部出现结构性失衡，且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全球化利益分配在一国内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均出现失衡。诸多失衡，本身表明以市场化机制推动的全球化的增长逻辑，虽然带来了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但的确产生了很多弊端。客观来说，这种失衡及其再平衡本身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问题在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这种失衡和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更加严重；危机从外部冲击视角，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和失衡，也使人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反思全球化本身。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从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产业分工体系逐渐转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产品内分工发展以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角色不同；垂直化国际分工体系的位置、角色在本质上取决于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非必然由传统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决定。经济全球化内在机制发生的这种变化，既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也造成全球化发展进一步失衡。面对全球化发展失衡，需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发展注入新的公共产品、发展动力、治理手段、治理规则。
在这种现实的困惑和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选择和新的全球化发展机制，对于推动全球化再平衡、修复失衡以及促进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平衡、普惠和开放的方向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包容性发展新理念，强调推动全球化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进步，推动一个更加包容和平衡的全球化新时代。无疑，“一带一路”倡议必将使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增长加快，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的目标发展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由此，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推动沿线国家地区相互开放发展，融开放于创新发展之中，实现开放与创新融合发展、联动发展，为加快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开放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在笔者看来，与以往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化治理机制不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一是坚持合作共赢，只有合作共赢方可扭转传统全球化的利益失衡，也只有合作共赢，方可体现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规律和趋势；二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了共商共建中的开放与平等的合作方式，因此克服了传统治理机制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真正体现了新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新趋势和新特征。因此，面对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受阻，面对全球化发展再平衡和全球化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和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包容、开放、普惠和平衡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全面开放发展
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也是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升级转型的重要路径，是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对外开放再出发的必然选择。过去40年的发展，开放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性变革产生了十分深刻和重大的影响。从四个特区试验到沿海沿边开放发展，再到保税区开放发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开放经济已经走过了40年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发展。中国开放经济的创新发展不仅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经济自身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和源泉。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逐渐与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通行规则对接，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在中国改革创新发展40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趋势，面对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和新要求，中国开放经济亟待转型升级：一是中国要从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参与者、制定者转变，通过主动提出新议题、新方案，反映发展中国家新诉求，体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二是要推动企业从低成本制造向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转变，特别是随着劳动力资源供求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传统产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亟待向依靠创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发展和转型；三是要从以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向全方位参与价值链合作转变，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变化、水平型分工向垂直型分工转变、比较优势向创新竞争优势转变等新趋势，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创新，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营销”“中国质量”“中国品牌”的转型；四是要从东部沿海引领开放向沿海、内陆、延边协同开放转变，推动构建陆海联动开放、东西互济发展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增强开放型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从中国开放性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新问题出发，引领中国开放经济升级转型、推动中国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抉择。“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国开放经济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快要素双向流动与开发战略升级转型；有利于推动对外投资发展，提高中国国际投资影响力，实现投资强国战略，提高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有利于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优化国际贸易结构，提高贸易竞争力，实现贸易强国战略；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使中国成为金融强国，提升中国国际金融地位和影响力；也有利于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开放联动，推动不同地区市场开放、规则对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巨大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和国家发展有效衔接，相互开放，有利于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加速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通”，将有效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效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营商环境，有效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向更加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将引领中国对外开放走向更加公平开放、双向开放、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将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理论体系构建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相比较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而言，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相对滞后。而且，现有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准备还不足以支撑和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要求。“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的理论问题十分复杂，和许多学科都有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理论创新的思维，从经济学、国际投资、贸易、金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许多学科和领域出发，深入系统地研究“一带一路”的理论体系问题。这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理论体系：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理论依据、国际关系等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另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对现有的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等各方面可能带来的创新和发展。这些都是“一带一路”理论体系研究方面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至少要回答以下若干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分工理论体系拓展及全球价值链理论问题；
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金融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投资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理论及其创新问题；
七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创新发展问题；
八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中国家崛起及其与国际体系关系问题；
九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创新问题；
十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十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地缘政治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十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理论问题；
十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援助实践和理论问题；
十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及其理论问题；
十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及其理论创新问题；
十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政府和市场关系及其理论创新问题；
十七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济学前沿发展与创新问题；
十八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经济学前沿发展与创新问题；等等。
以上只是初步考虑的一些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体系问题。应该说，随着实践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还会有更多值得从理论上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些理论问题不会是某一个单一学科或者理论，例如仅仅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等进行简单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系统工程，必然需要从多个学科甚至交叉学科和理论出发，需要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来进行分析和解释。这个过程，既是深入思考和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也是深入推动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和实践发展为丰富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等重大学科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和重大机会。“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一个贡献和智慧，也必然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对人类文明思想及其创新发展提供的一个绝佳机会。我们对此拭目以待，充满信心。
也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再加上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喜，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专门组织各研究室组建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对于重大专题进行集体攻关研究，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优良传统。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决定把2018年集体攻关的主题锁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将整套丛书定名为“‘一带一路’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发挥各研究室专长，分别从金融、贸易、投资、全球治理、大国合作等八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同领域进行研究阐述，形成了《“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自由贸易区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方向》《“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突破》《“一带一路”倡议与大国合作新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经贸新合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区域合作新机制》几部专著。
现在将上述专著呈现给各位读者。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够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体系研究做出当代学者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权衡
2018年5月4日于中央党校掠燕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