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的礼物馈赠与人际关系

现在让我们转向中国人的礼物交换实践。西方的观察者谈到中国的礼物馈赠时，几乎总是提及另外一种社会现象——人际关系。送礼与人际关系的讨论甚至已经进入流行的旅游指南中（参见Storey 1990:17）。

礼物交换在中国的重要性

从学术角度讲，系统研究中国农村中的礼物交换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尽管礼物交换存在于所有社会，但它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中却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人对礼物往来的重要性具有极强的意识。与许多别的社会不同，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的、个体中心的社会网络而非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因而礼物馈赠和其他互惠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维持、再生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参见Jacobs 1979； Walder 1986;M. Yang 1989）。许多中国学者（参见Hwang 1987； King 1988a, 1991;Qiao 1988）最近已致力于建立一套基于中国人本土概念——用关系（个人网络）、人情（道德规范和人的情感）、面子（脸）和报（互换）——的分析框架。这种明确界定的中国式视角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它应该为送礼与社会交换的比较研究提供洞察力。

第二，中国人的礼物交换是嵌入于一个人类学家称为“人格之文化建构”的过程当中的：个人要通过礼物交换实践学会如何去和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礼物交换不仅明确了社会所认可的人的界限（Vogel 1965； L. Yang 1957），而且有助于创造那种“地方道德世界中社会来往（transactions）的主体际媒介”（Kleinman and Kleinman 1991:277）的个体经验。显然，通过研究礼物交换一个人将会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此外，中国的礼物交换具有使它不同于其他社会中的类似实践之特色，例如，在中国，某些礼物是由社会地位低的人们送给地位高的人们的，而送礼者总是低人一头。这一结果违背了来自经典人类学文献的一般规则，即送礼者总是比受礼者优越。这个问题在第7章中将以专门篇幅论述。

第三，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礼物交换仍然是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交换方式——它既是国家再分配体系的一部分，近来又成为市场商品体系的一部分。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形，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探究过去40年间礼物关系的持续延存与转变也许会有助于说明，中国文化传统某些部分如何得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直存留下来（对所涉过程的有趣讨论，见M. Yang 1986, 1989）。而且，礼物交换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用作一种谋求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方式（见Chan and Unger 1983； Oi 1985）。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 1985）认为，个人关系在改革时期已经变得越来越工具性和功利化了，进而，这引起了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腐败问题的高度关注。因而，礼物交换研究还可能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有所帮助。

最后，礼物交换尚未能成为全面调査的课题；考虑到它在中国文化中自始至终的重要性，这未免令人奇怪。在中国研究的领域中，只能找到少数几本关注礼物交换的著作，其中多数是把礼物作为一种个人间拉关系的手段。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城市情境中的个人关系与个体策略，而非支配小规模社区环境中社会行为的交换规则。

对中国的个人关系的特征描述

在韦伯看来，“特殊主义原则”是儒家伦理的核心（Weber 1968:236）。帕森斯在韦伯的观点基础之上提出，“为儒家伦理所接受和维护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突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Parsons 1949:551）。作为对这些看法的回应，梁漱溟声言中国社会既非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关系（伦理）本位的社会：“不把重点固定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Liang 1963:94）。费孝通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做了一个类似的比较并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在结构上是由无数的私人网络组成的，这些私人网络由二人的（dyadic）社会联系界定而且没有清晰的界限。在这样一个网络本位的社会中，行为的道德内容是被情境地决定的，而“己”（ego）在每种情境中总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因此，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描述为是以“己”为中心的（egocentric），从而与他视作是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相对（Fei 1947:22-37）。值得指出的是，私人网络的价值，尤其是私营企业中的家庭关系，在近几年已经吸引了研究所谓工业化东亚“四小龙”之发展的学者们的注意力（参见Hamilton and Kao 1990； Kao 1991； Vogel 1991； S. Wong 1985, 1988）。个人关系的首要性以往被说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健康因素（沿循韦伯的论点），现在则被重新评价为中国式资本主义的一个积极因素（Redding 1990）。

傅高义（Vogel 1965）认为，中国在将传统的特殊主义关系模式改造为一种以“同志关系”为名义的普遍主义道德这个方面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人际关系的这一转变主要是通过劝服和推进削弱私人关系重要性的社会主义经济间的结合而实现的。然而，80年代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这一转型并不像外部观察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成功。在80年代期间，特殊主义和工具主义逐渐支配了社会行为，而礼物交换变成了人们获取好处（desirable resources）的主要手段（Chan and Unger 1983； Gold 1985； Oi 1985； Walder 1986）。

在诸多有关著作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项关于中国人际关系的研究；它们都考察了关系这一众所周知的社会现象。布鲁斯·雅可博将关系界定为“特殊主义的联系”（Jacobs 1979:238），并提出了一个初步模型，这个模型包括在建构特殊主义联系过程中个人策略的类型学（1979:238）。雅可博把这一模式应用到一个台湾镇区的政治体系中，揭示出特殊主义联系的操作在地方政治中——特别是在政治结盟与拉选票的情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雅可博把关系看成中国政治的个人基础，而魏昂德则将关系视作社会主义工厂里制度性文化的一个非正式方面，“一种工具性倾向与个人感情掺在一起的交换关系”（Walder 1986:179）。魏昂德将关系译解为“工具性的个人纽带”，他通过一个连续谱区分了这些联系：依照私人感情的存在与否，以特殊主义为一极而以“仪式化的贿赂”（ceremonialized bribery）为另一极。各种恩惠（favors）的给予和接受是这些私人联系背后的驱动力，它有助于工人们获得本来不可能得到的好处。工人们必须在不威胁到权威的前提下追逐利益，因而魏昂德认为“这些纽带对于权威关系具有某种稳定效应”（1986:186）。

杨美惠采用一种福柯式的视角，进行了一项对中国城市中礼物交换与私人关系的系统的研究（M. Yang 1989,1994）。杨美惠认为，中国的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的权力。在她的书中，“礼物经济”和“关系艺术”是交替使用的术语（1989:35）。她详细考察了在单位内部和单位之间私人的忠诚、义务与相互扶持的广泛网络。她还分析了五种机制，通过这五种机制，礼物与其赠送者间的不可让渡性使得送礼者能够迫使受礼者回报某种恩惠，从而获得好处。在这样一个寻求恩惠的礼物交换过程当中，礼物经济再分配了国家经济已然分配过的东西，而且还“用一种关系伦理话语取代了渗透在国家再分配交换方式中的普遍主义伦理的统治话语”（1989:50）。与那些强调寻求恩惠的礼物交换之消极后果的学者们不同（例如Gold 1985； Oi 1989），杨美惠认为“虽然关系艺术的当下目的是获得一些物质实利，但同时它对行政权力的微观技术发挥了一种颠覆性的作用”（1989:38），并因而构成了一种“敌对力量”（1989:49）。正如她所指出的，这些私人网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充当中国式的某种市民社会或某种次生社会（a second society）的基础。“我建议，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中要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关系艺术，一个次生社会的动力因素。”（1994:295）在杨美惠看来，这一基于关系的中国市民社会特征在于其两个“之间”状态：个人与社会之间及个人与正式的志愿团体之间（1994:295-305）。

前面提到的学者们倾向于强调关系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工具性角色。与他们截然不同，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尝试将关系与其他本土概念（诸如人情、面子和报）作为从总体上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概念工具。杨联陞（Lien-sheng Yang 1957）或许是第一位探讨回报在人际关系中角色的学者。据杨联陞所述，报是互惠原则的中国式表达，并且充当着社会关系的基础。“中国人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而事实上是人与超自然存在之间的——行为的回应（喜爱与憎恨，奖赏与惩罚）应当像因果关系一样确定，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行动时他会自然地预期某种回应或回报。”（1957:291）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最为出色的诠释是由金耀基（Ambrose King 1985,1988a和1991）和黄光国（Kwang-kuo Hwang 1987）提出的。基于对儒家社会理论的分析，金耀基强调个人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中的相对自主性（King 1991:67）:“个体自我是……有能力塑造（如果不是决定的话）同他人具有何种关系的。”（1985:64）金耀基还引入人情观念作为研究私人关系模式的主要概念工具（1988a:76-77）。金耀基的另一贡献是他平衡地看待中国社会中特殊主义的盛行和普遍主义规范的存在（1988a,1991）。在认识到私人关系的重要角色的同时，金耀基认为“就在中国文化体系内，也存在使人情或关系实践失效或冻结的文化机制，而给对于维持经济的和官僚的（在韦伯意义上）生活来说是必要的工具理性开辟出空间”（1991:75-76）。

黄光国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交换理论，提出了一个人际关系的框架，试图不仅描述中国社会中的社会行为，而且勾勒“一个阐明在大多数文化中的社会互动过程的一般模型”（Hwang 1987:945）。类似于金耀基，黄光国将关系、人情和面子视作理解中国人的行为的关键。他尤其关注个体用以影响他人的策略，并发现“面子功夫”和寻求私人网络是中国社会中最为基本的权力游戏。他得出结论，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中国，互惠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由等级性结构化了的社会关系网络形塑，并总是通过“面子功夫”而达成（1987:968）。

本项研究的框架

前面对有关中国社会的文献回顾揭示了几个令人关注的问题。首先，除了杨美惠的著作（M. Yang 1989, 1994），中国的礼物交换体系尚未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来分析，也未与其他社会中的馈赠制度相比较。其次，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研究，关注送礼的功利性与私人网络的培育，而忽视了这些社会互动的文化意义。第三，金耀基与黄光国的概念分析触及了人与其所有物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二者均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儒家社会理论的影响，因而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检验。

本项研究试图考察中国一个北方农村的礼物交换过程和网络培育。由于礼物交换活动遍及社会生活，故本项研究将不仅仅局限于诸如婚礼、丧葬与祭祖之类的特殊仪式。相反，对礼物交换的系统研究必须包括日常生活中有关礼物馈赠的所有类型的社会活动，诸如亲戚间的互访、邻里间食物与劳动的交换以及朋友间的礼物赠送。因此我把中国的礼物交换视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对与礼物交换有关的习俗进行了经验性考察，并以此来检验已有的理论和概念。

与以往的研究强调馈赠行为的动机和策略有所不同，我的分析关注礼物交换的文化规则与运作逻辑。萨林斯观察到“实物交易通常是某种连续性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短暂的片段”（Sahlins 1972:185-86）；这对于礼物交换而言同样是正确的。在我的研究中，我试图超越以往的研究，并考察在关系紧密的社区中，人们之间持续的交换过程里表露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视角对于研究社会行为的规范与原则并未高度制度化的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有用。此外，在中国农村中社会关系是情境定义的，而且，以“己”为中心的社会群体或者如杰里宓·鲍里斯维恩（Boissevain 1968:542）所说的“非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考察静态的制度化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来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不可能的。我相信，考察个人与群体之间社会互动的动态过程更为有效。

第2章追溯了黑龙江省下岬村的历史背景；在该村我完成了这项研究的田野工作。第3章描述社区的礼物交换体系。应用地方的礼物范畴，我辨识了21种送礼行为，并对村民们所交换的表达性礼物和工具性礼物做出了初步的分类。

第4和第5章致力于研究关系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通过研究无止境的礼物交换过程，以及迫使村民加入这一过程的道德制约，我探讨了礼物馈赠和人际网络建设之间的连锁关系。然后我考察了在社会和经济困难时期村民们对人际网络的依赖性，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村庄生活中礼物交换的重要性。对这些关系网结构特征的分析揭示出，下岬村民建立的人际网络远比现今汉学人类学所能解释的程度要复杂得多。

对馈赠的文化含义和（人际）网络培养的讨论在第6章；这一讨论集中于人情这个概念。馈赠的地方规则为理解村民们为人处世经验的复杂性、灵活性和情境性提供了一种绝好的方式。同时我分析了人际关系的道德和感情方面，将人情理解为一个基于农村生活常识之上的伦理系统。

第7章关注的是在等级化的社会关系中礼物的非对称流动。下岬村的资料显示出与以往概括截然相反的情形。以往的研究认定单向送礼通常创造出送礼方的权力和声望。而在下岬村，收礼而非送礼是声望的象征；在某些情形下，礼物甚至仅仅沿着社会地位等级序列向上流动，而受礼者在地位上总是优越于送礼者。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出，许多社会——文化机制支撑着这种单向馈赠并再生产着现行社会等级秩序。

第8章分析了社会变迁对礼物交换模式的冲击，并特别关注最为普遍的礼物类型：彩礼和嫁妆。对过去40年来这两项地方习俗的历时性考察表明，作为对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迁的回应，彩礼习俗已经从一种馈赠形式演化为一种财富分配的手段。

我以讨论主导这项研究的三个主题来总结本书：（1）中国礼物交换系统的特征及其对人类学中有关礼物之持续探讨的意义；（2）在中国文化中个人关系网络（关系）和人际行为之道德规则（人情）的复杂性；（3）礼物经济和更大范围内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礼物馈赠见于世界各地。然而，它所采取的形式则依据文化母体的不同而不同。本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对中国文化在礼物世界中位置的勾勒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