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文化

同样的，所谓一社会的“典型文化”（或本土文化）也经常产生于阶序社会各群体间的权力争衡中。进入一个少数民族或所谓“土著”社会地区，我们常会接到一些讯息，关于哪些是本地或本民族的典型文化，哪儿的本民族文化最地道。说明、介绍本地典型文化的热心人士可能是本地知识分子，或政府观光事务官员，或来自知识核心的文史学者。

然而以我所熟悉的川西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为例，本地原来并无“典型的羌族文化”。典型羌族文化产生于近代，并仍不断地在人们的争论与文化实践、展演中变化。在20世纪上半叶，本地没有自称“羌族”的人群；孤立的各沟村寨居民大都自称“尔玛”（各地发音不同）。在他们心目中，“尔玛”只是居住在限定空间中（通常是一条沟）的一小群人。在类似的生活环境与经济模式下，他们有些共同的生活习俗，但又不同程度地接受汉文化与藏文化影响；愈往西、往北，人们衣着、饮食、居住、宗教上的藏文化因素愈增，愈往东、往南，则日常生活中的汉文化因素便愈多。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性的国族与民族建构时代，有些西方和中国学者开始在本地找寻“羌族”与典型的羌文化。根据历史文献，他们相信本地有一“羌族”；基于“民族”概念，他们又相信一民族必有其共同文化。然而，这样的羌文化探寻充满了挫折、困顿与争论；当时许多调查者都表示找寻典型羌文化之不易。

无论如何，经由他们的调查、研究（以及类比）所建立的羌语和羌文化，以及在此过程中播殖于本地的“民族”概念，最后终于使得羌族成为一个国家认可的少数民族。一些与典范汉、藏文化不同的本地文化因素，被外来学者与本地知识分子选择并强调为典型的羌族文化。然而在羌族内部，何处的羌语最地道、何处的羌族服饰与宗教文化保存得最好、什么是最重要的羌族文化，仍经常引发人们无止境的争论。因此，典型羌族文化的界定不只涉及找寻、定义各群体文化之相似部分（并忽略其异），也涉及羌族各群体对“我们的文化”之展示、夸耀与争论。这样的找寻、定义、展示、夸耀与争论，皆在各种社会人群（如地域、民族、性别、城乡等等）之权力阶序关系下进行。

事实上，羌族的典型文化建构并不特殊。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情况也是如此；通过博物馆、歌剧院、美术馆、电视文化频道等等之公共展演场域与媒体，一都会之典型文化亦涉及“谁来界定我们的文化”，以及借此来界定“谁是真正的本地人”或“谁是有文化的人”。

在一社会中，“文化”一词前愈被人们加上典型、纯粹、标准等性质界定词汇，愈表示文化在社会阶序关系下，或在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下，成为一种被人们操弄以造成社会阶序区分的工具。英国社会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研究一小镇居民的认同，他的研究说明该地老居民们如何以生活习俗将自身区别于外来新住民。此种强调“典范的”本土文化习俗以区分老本地人与外来者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的。不止如此，不同阶层、职业人群间的社会区隔亦然。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曾论述，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品味”如何被人们用来设定社会阶层间难以跨越的边界。所谓品味，或文化品味，一方面表现在人们所践行的习好上；如在中国大陆或台湾，一个人听西洋古典音乐、抽洋烟斗、拉小提琴，以夸耀其欧美文化背景（如曾留学欧美）。另一方面，文化品味更在人们对这些习好的评价中形成一典范价值观，强化一社会人群（有欧美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的边界；如人们谈论哪些人真正喜好并娴熟于西洋古典音乐、抽洋烟斗、拉小提琴而有品味，或相反的，哪些人听西洋古典音乐、抽洋烟斗、拉小提琴，但表现笨劣而失其品味。愈严格的典范文化界定，可以将愈多的人排除在社会核心人群之外。但在社会区分上，为了防止他者对“品味”的攀附、模仿，一社会文化群体常模糊地、主观地界定及操弄文化品味，以此强化该群体难以穿透的社会边界。

在当代国族主义下，传统文化或本土文化又有其特殊意义。近代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挟其进步之科技，挟其社会达尔文主义下之国族领域拓殖主张，进入亚非等地竞夺工商业资源。在此刺激下，亚非等地国家知识精英之本土国族主义常有二元吁求——求团结（以凝聚国族）、求进步（以图存于全球国族竞争之中）。在这样的国族主义潮流中，“传统文化”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也因此产生相互矛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代表一民族（国族）共同的“过去”，可借以团结国族同胞；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代表落伍、守旧，而与国族之“进步”冀求相抵触。因此一个普遍现象便是，国族中的男性、知识分子、主要族群、都市居民等社会核心人群虽自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但他们却不实践“传统文化”，而是鼓励国族中的边缘人群，如女性、乡民、原住民、少数民族等等，来背负与展演“传统文化”。在近代国族主义下，印度与日本之社会上层皆常见穿着欧式西服的男性，伴着穿传统服饰的女性，这样的社会表征鲜明地表现此一现象。中国大陆少数民族文化之建构与展示（如中央电视台之春节晚会中常见的少数民族歌舞文化），以及台湾“南岛民族”文化建构与展示（如常通过媒体传播的台湾原住民丰年祭之祭典与歌舞文化），都是同样的社会表征；此显示在各种、各层次之社会核心与边缘关系下，国族“边缘身体”成为文化展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