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17世纪中叶的南明，其实是四个或五个抗清政权的统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抬举明帝国某个亲王充当领袖，彼此间却并没有承袭关系。每个政权的生存时间，短的不过一两年，长的也仅十来年。通计不到二十年，只可称作历史的瞬间。
历史也真古怪。有时上百年过去了，留下的记录平淡无奇。但有那么若干瞬间反而在后世会激起回响，并且引发历史学家们不倦的探索兴味。
南明史便显然属于这样的瞬间。
还在20世纪初，那些愤恨清朝腐败统治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排满革命”的名义下发誓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战的时候，如何从南明的历史先例中汲取自己的革命诗情，已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诗人的愤怒，不能代替冷静的历史研究。清末最热心歌颂南明为抗清而献身的忠臣义士事迹的，往往也是光复会成员的南社诗人们。但也正是这些以浪漫主义的热情为民国催生的青年们，在他们梦寐以求的反清革命成功后，发现迎来的不是“汉官威仪”，而是旧污陈垢装点的“假共和”。希望幻灭了，痛心疾首的悲吟代替了斗志昂扬的高歌。随着诗人的沉默，由近及远的历史沉思变得凸显，那远点便在明清之际。
事实上，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刚刚化作历史，关于南明历史的反思便已开始。清初江南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都是有心人。新兴的帝国当局对于此种努力日感疑惧，终于在以宽容异端著称的康熙皇帝晚年，一次株连达数百人的史狱，使得南明史研究从此成为禁区。待到18世纪后期乾隆皇帝出于实用的考虑，将当年曾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大功的故明降官降将贬作“贰臣”，意外地造成南明史研究变相开禁，那时有关南明的历史陈述早已残缺混乱不堪。当南明的课题在20世纪前期再度提上历史研究日程以后，人们发现如同研究17世纪即明亡清兴之际所有课题一样，对南明那十八年的研究，也必须从清理基本史实做起。
清理南明的基本史料和历史事实，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章炳麟、梁启超、孟森、陈垣、胡适、钱穆、萧一山等，都早已发表引人注目的论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的但焘中译本在“五四”前夜出版，也起过推波助澜作用。久享盛名的大史学家陈寅恪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提供了一个实例，显示即使在一个“点”上清理历史事实，也何等不易。
或许这正是南明史研究缺乏综合性专著的原因。自从1957年谢国桢的《南明史略》出版以后，至今在国内未见再有类似专著问世。谁也没有想到，这几十年来，域外的汉学家已在南明史领域下过那么多功夫，终于导致首部英文版的综合性的《南明史》，在1984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并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广泛瞩目。它的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司徒琳教授。
还在研究生时代，司徒琳（Lynn A. Struve）便为南明时代的历史复杂性和研究的艰苦性所吸引，毅然放弃了已见成绩的文学研究，选择《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运用：清朝史籍中的南明》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并为此再赴台湾地区和日本进行长期研究。这篇优秀论文使她于1974年成为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嗣后再经十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究，终于完成了这部杰作。
说它是杰作并非夸张。作者征引的文献，包括国内外现存的有关南明诸政权的大量记载，以及20世纪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是那样丰富。况且作者也不以直接引用为满足，而是对于征引的古今文献都细加考证，以确定其可信程度。这使本书的注释与正文结合成为相当严密的整体，再辅以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也使本书堪称读者了解南明信史的佳制。
以往我们的南明史论著，包括通史或断代史著作的有关篇章在内，常给人某种先立论、后举证的印象。将满汉间的民族冲突化约为爱国与否的斗争，将南明诸政权的建立简单说成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而对于那些政权本身的考察反而语焉不详，便是我们常见的陈述模式。司徒琳显然不满意这样的陈述模式。她的《南明史》将考察重心置于这些政权本身。她认为本书所考察的南明四政权是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在首都失陷后十八年内的继续，因而也是导致明朝统治由强变弱的两大难题造成的内在困扰的继续。那两大难题便是“文武官员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正如本书引言最后所强调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是把明朝引向灭亡的唯一矛盾，“同等重要的还有前近代经济变迁的多重因素在起作用”。但作者所以将视野主要放在那两大难题的纠结不已上，是因为她认定历史事实已明白昭示，正是由于处在生死关头之时这种纠结造成的内部冲突反而越发严重，招致了抵抗运动节节失败和各个政权逐一消亡。人们自然可以对这样的见解提出异议，但倘若仔细通读全书，便很难否认那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一个角度。
如同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司徒琳研究中国历史，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而竭力避免对于个别人物和事件作出褒贬式的评价，尤其注意南明那些不同人物面对传统难题交替出现时的角色变换，或者说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心态和行为的变化过程。这使本书关于中文论著中常有定评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的陈述，经常显得与众不同。见解本身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度热衷于所谓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而对于过程本身却往往不加细察，这难道不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吗？
司徒琳的《南明史》，原著以叙事细腻、风格简练、文字优雅著称。承作者好意，在三年前中译本初稿刚出来时，便要我帮助审订。我是相信严复所立译书需要信、达、雅三准则的，而以为首要的是信，即准确表达原著的文意。作者的中文造诣本来很高，完全有能力自行校订，但仍以为中文译本由中国学者校订可能更宜于中国读者。校订改译的经过，作者为中文版写的后记已予说明。这回我再次应邀访问印第安纳大学，译稿已全部完成，于是不得不兑现诺言，通读之余，对译文作了若干修改，还是希望既信且达。至于是否给原已改订得很畅达的译文，略增雅意，抑或反而佛头着粪，那就不敢说了。
但我相信，司徒琳教授这部《南明史》中译本的出版，必将受到学术界同行和读者的欢迎。关心南明史的读者，有了一部深入浅出的好书可读；研修明清历史文化的青年学子，增添了一部系统性强而内容丰富的参考书。而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们，不论对于本书的内容、结构和见解作何估计，想来都愿意一读的。因为本书在美国纽黑文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以来虽已有七年，但至今在欧美汉学界仍是关于南明的完整历史的唯一专著。我们至少可从中窥见海外说英语的同行们在这一点上的研究现状。
朱维铮
1990年12月
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高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