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

众所周知，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学者才使用“南明”这一称谓。而在17世纪把受了致命伤的明朝取而代之的清朝，此时其本身亦已“内忧外患”交相困扰，步入了最后的几十年。“南明”一词的晚出是可以理解的。此词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对其他朝代，尤其是对南宋的称谓一样，意味着对某些政权表示尊重，视其为正统。而清朝官方对这些政权的态度是尽量予以抹煞。大多数清朝学者提及1644至1662年这段时期，总是称为明末、明季、南疆，或是用前朝亡国的典故以为暗示。但是在20世纪头十年，清朝被推翻，民国肇造，反满情绪随之而起，于是南明一词广泛使用。不过，本书使用此词，只是为了行文方便，无意赋予这一时期以特殊的地位。要是另有用意，那也只不过是表明对这一历史研究课题的尊重而已。

西方学术界对南明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过去十年，无论是质还是量，对17世纪中国的研究大有进展，但是有关该世纪中叶的历史却是一片空白。这种对南明反抗清朝征服中土的忽视或回避，原因或许在于，卷帙浩繁的原始资料不是分散零乱，就是颇有问题。1970年，我还是研究生，即已开始思考这些问题。1974年，我提交博士论文，也涉及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而后十年，我一直觉得这些问题令人烦恼。但是在这几年中，有关的参考书目我已有所掌握，对于哪些著作是南明原始记录也所知颇多，我尽量使本书立足于最可信的资料之上。这些资料不是出于亲历目睹者，即是出于事后不久作辛勤搜求者，我摒除了大多数清人的第二手和第三手资料。对于道听途说之作，即使出于我所喜欢的作者之手，也不予引用。因此，对南明史有所知的读者会感到惊奇，在我的注释和引用书目中，一些人所熟知的著作极少出现，甚至绝不提及。我不能说，有关南明的第一手好资料，我已搜求殆尽。遗漏在所难免，而且有些重要著作我无法获得。至于大量的20世纪南明史著作，大多供新闻与宣传之用，因此只引用在我看来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那部分。

中国人如何写南明史，此事本身就饶有兴味。从1640年到现在，中国史家一直认为那个时代意义重大，他们的观察方法常有改变，这反映了过去三百四十年中国学术环境的各种变化。这些变化有时微细，有时剧烈。要是我在本书中不讨论，我对南明史实的处理方法与过去三个世纪各种诠释相比，是彼此符合，互相偏离，还是走中间路线，那么，本书的叙述将会是迷雾一片。若是在注释中讨论有关南明材料真伪的大量问题，将会大大超出本书的篇幅。考虑到这一点，同时也为了满足同行的兴趣，我打算另写一本南明史学史，既作为中国史学的“社会学”研究，又可供资料指南之用。就目前而论，治南明史者可参考刊于《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的有关南明书目的拙作。此外，他们定会和我一样，为已故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的出版感到高兴。

在整个中国历史中，17世纪是头等重要的时期之一。数十年中酝酿而成的变化浪潮在该世纪中叶达于峰巅，而后浪花四溅，散为各种事件，既令人振奋，又使系统的研究与诠释甚为困难。大多数西方学者对此的注意力集中在相对稳定的早期和晚期，对于中期发生之事避而不谈。那些敢于探索中期状况的人所采用的方法颇值得赞扬。他们对地方一级的事件与变局作了细致观察，揭示了在某些地区诸种因素如何相互交错。此外，这些地区研究也揭示了人的因素，满足了我们想了解当时真相的要求。另一类著作是从经济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对抗出发，地区研究颇得此类著作之助，不过并未受它们的束缚。更为传统的看法则重视政府官员是否具有道德与行政才能。另有不少著作描写有名的明朝忠臣以及其他各色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些看来是富于戏剧色彩的老生常谈，但是往往很符合那个时代。一位同行恰当地指出，“南明事件确实多彩多姿。即使仅注意到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各色人物和事件也令人不可思议。……”

我认为这些方法都有效，但又感到，只有在众多学者以各种相关的方法作了大量研究之后，一部扎实的17世纪中期的通史才有希望出现。此外，在我看来，由于对当时重大的政治与军事发展缺乏清楚而全面的解释，17世纪中期史的研究工作不易进行。美国同行们把此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清朝方面，而我比较熟悉明朝方面的资料。因此我觉得，目前我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写一部像本书那样的既全面又不铺陈的南明通史。至于明朝如何衰落，满洲如何成功，明朝的理学文化如何影响忠贞之士的行为，百年来社会经济脱序和政治动乱的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在本书中亦会有所了解。我设法适当地把这些问题显示出来，但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我的目的。我宁愿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这一丰富多彩的时代作一个精确而又全面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