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五”发展的灵魂：“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是未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十三五”规划的灵魂。整个规划将紧扣“五大发展理念”，对未来经济发展作出安排。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论述。

（一）创新：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经济发展由要素推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可以这样说，没有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实质性突破，企业竞争力不能由低成本竞争力向以创新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转变，那么我们便不能实现经济转型，经济就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创新对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1．我国技术创新现状：指标上升明显，但是实质创新能力上升幅度没有那么明显

我国技术创新的现状，总结成一句话，便是各项投入及产出指标都明显提高。根据这些指标，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明显进步，部分总量指标已经超越美国，居于世界第一位。但是从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看，我国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其提升能力，并没有如相关指标上升那样快，在创新能力方面依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

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投入不断增加，已经逐步摆脱了以前创新投入严重不足的状况。如R&D人员全时当量从2001年的95.7万人年，提高到353.3万人年，12年的时间提高了269.2%，年均增长率达到11.5%。R&D经费支出指标，从2001年的1042.5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11846.6亿元，名义上提高了10.4倍，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22.5%。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1年的0.95%提高到2013年的2.08%。这一数据已经超越了部分发达国家水平，如2012年我国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1.98%，超过了欧盟的水平（1.97%）。

从创新的产出指标看，我国专利授权量从2001年的114251件提高到2013年的1313000件，12年的时间增长了10.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2.6%。其中，发明专利从16296件提高到207688件，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3.6%；实用新型专利从54359件提高到692845件，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达23.6%，与发明专利的增长率持平；外观设计专利从43596件提高到412467件，增长了8.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0.6%。整体来说，我国专利数量增长率是非常高的，2011年我国专利申请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之后便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

但是与这些总量指标迅速增长相比，自主创新能力依然有待继续进步。从整体产业技术体系看，我国影响产业发展大局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依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在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格局尚未改变。例如，我国在光学、运输、音像技术、医药技术、半导体方面依然处于弱势，关键技术仍由发达国家掌握；在汽车领域，目前我国自主品牌企业的发动机高压共轨、涡轮增压等关键技术依然落后，多数企业没有掌握相关技术。整体而言，我国在多数领域依然还是技术追随者角色，真正能够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产业不多，有些领域虽然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是鉴于突破核心技术的难度远远高于一般技术，因此要真正实现追赶甚至反超，还需要较长时间。

2．制约我国创新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目前，我国创新体系中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这将制约我国创新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几个因素：

首先，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不合理，对技术创新体系发展不利。研发经费在三种研发活动中的分布结构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技术创新水平。一般来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间维持合理的比例结构，就意味着整个技术创新体系处于良性发展状态，技术创新水平处于较高水准且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从我国情况来看，研发结构具有明显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重低，试验发展比重特别高的特点。2013年，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分别是555.0亿元、1269.1亿元和10022.5亿元，三者比重依次为4.7%、10.7%和84.6%。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结构明显不合理。例如，2012年美国三大研发活动依次为16.5%、19.2%和64.3%，同期我国的比重则为4.8%、11.3%和83.9%，美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重分别比我国同期高11.7和7.9个百分点，而试验发展比重比我国低19.6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三种研发活动经费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2001—2013年，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重的发展趋势是先短暂上升而后不断下降，2001—2004年二者的比重从5.0%和16.9%提高到6.0%和20.4%，分别提高了1.0和3.5个百分点，但是之后则不断下降，2014年比重分别为4.7%和10.7%，不但与比重最高的2004年比下降了1.3和9.7个百分点，甚至比2001年还分别低0.3和6.2个百分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我国在这一时期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而这些新增企业更愿意从事对企业经营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试验发展等创新活动有关。因此，单纯相对比重的变动不需要引起过分的担心，但是这一结构无疑对我国未来创新能力提高不利。

其次，研发方面“重数量、轻质量”问题突出。作为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我国政府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这是我国在较短时间内研发投入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但是，过大的政策刺激，往往激发研发方面“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使重规模增长的政策倾向不知不觉带到技术创新的政策领域。例如，政府往往会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最为突出的政策就是对研发投入进行补贴，政策的本意在于通过不断加大对企业的研发补贴，引导企业将研发资源投入到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以便提升产业竞争力。但据周绍东的研究表明，除非政府了解企业的完全信息，政策的本意可以达到，如果政府和企业信息不对称，政府在不了解企业全部信息的情况下，其对研发投入的刺激性政策，只会导致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模仿创新领域，违背了政策初衷。

另一方面，“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在基础研究领域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这里，我们以ESI论文为例进行说明。ESI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基础研究的前沿水平，一般来说，论文累计数量越多，引用率越高，则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基础研究比较活跃，技术创新处于较高水平。2001年1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我国累计发表的ESI论文836255篇，超过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仅次于美国排名第2，比前几年的名次有所上升，表明我国最近几年基础研究的活跃度在不断增强。然而，从论文发表的总量上看，我国与排名第1的美国差距较大，仅为美国的27.4%。从论文被引用次数看，我国论文发表数量排名第2，但是被引用次数仅仅排名第6，为519.1万次，仅为美国的10.6%。论文引用率最能反映论文发表的质量和影响，在这一指标上，我国仅为6.2次/篇，不仅远远低于美国16.0次/篇，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排序的前20个国家中仅高于印度和土耳其。这表明我国基础研究虽然表现出较强的数量优势，但是研发的水平依然较低，在创新的前沿领域和关键环节尚未取得突破，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目前基础研究领域的相关单位存在较强的“重数量、轻质量”倾向有关。

（二）协调与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

协调与绿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约束，一个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之间要保持协调，不能顾此失彼；一个强调必须要注重发展对环境的保护，高度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增长与蓝天白云的兼容。

1．协调：注重经济增长的各因素均衡

注重各经济增长因素的均衡，即注重发展的协调性，是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在旧模式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注重的主要目标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有人将此称为“唯GDP主义”。而在新常态下，这一现象将得以彻底改变，注重不同目标之间的协同，成为新常态的特征。进入新常态后，这些不同的目标将被统一考虑，协同推进。例如，我们需要考虑区域、城乡、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在这里，我们以城镇化为例，介绍协调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状况、社会习俗、居住习惯等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地发展，走与自身情况适宜的城镇化道路，并在城镇化过程中注重东中西部均衡发展，才是城镇化成功的关键。

从宏观来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很大。东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是劳动力流入的重点地区，部分城市已经拥挤不堪，其未来城镇化的发展重点就是要挖掘区域内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通过产业转移等手段，遏制人口过分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壮大中小城市，使之成为吸纳劳动力的新重点，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局面。而中西部地区，情况截然不同：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比重相对较高，是我国劳动力外流的核心地区。从城市化的角度看，这些地区大城市主要是各省的省会城市，其他的地级城市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吸纳能力较弱，小城市发展则更弱。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做法是，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会，以中等城市发展为重点，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中等城市为中心，辐射带动小城市发展的区域城市群。在这里强调一点，在城镇化进程中，既要尊重客观规律，扎实推进城镇化，又要考虑东中西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彼此的差距。

2．绿色：注重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关于环保问题，我们介绍过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只简单强调两点，“十三五”规划中的绿色，将比以前我们说的环保，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其要求也更高。如，从其涵义上讲，既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节约利用、减少排放、加强循环利用以及发展环保产业等内容，也涉及主体功能区建设、生态安全保障的内容。这将是一个立体的绿色发展概念。

（三）开放与共享：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需要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未来必须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具体来说，内容如下：

1．开放：更加积极利用外部环境

要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顺利实现经济发展转型，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经济环境，不断优化开放水平。在这里，我们谈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即“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通过陆地和海洋两条路径将包括东南亚、西亚、东北亚以及欧洲在内的诸多国家纳入其中，成为贯穿欧亚大陆的、世界最长的经济走廊。作为我国对外放开中的重要战略布局，“一带一路”将对我国未来的国际经济合作产生深远影响，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

一是有利于经贸合作。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彼此合作空间大。例如，欧盟和我国，一个属于发达国家联合体，一个属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加强彼此合作将是“双赢”选择。目前我国和欧盟之间在经贸合作方面已经较为深化，我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然而，二者巨大的合作潜力尚未充分发挥，未来合作的空间依然很大。又如，我国和西亚，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富裕的能源生产区域，彼此之间经贸合作空间巨大。

二是有利于能源安全。伴随我国主要能源产品对外依赖度不断提高，加强与多方能源生产区域合作以增进能源安全，就成为关系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从主要能源的情况看，2014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9.6%，而从进口区域来说，高度集中于中东地区，所占比重近半，达48%;2014年我国进口天然气58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接近1/3，土库曼斯坦是我国最大的管道天然气进口来源国，卡塔尔则是我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来源国。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进步，美国有可能会大幅度减小石油进口，而我国将成为世界石油第一大进口国，对外依存度还可能继续升高。在这种情况下，增进能源安全的急迫性大大提高。而“一带一路”的推进，则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一带一路”的推进，将加深我国和西亚地区的能源合作。作为我国石油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区，西亚地区的能源供应渠道保持稳定，是保证我国能源安全的基础。而与西亚地区加深合作，可以使我们与这个地区更多的石油产出国加强合作，实现风险的分散化。另外，“一带一路”的推进，将有助于我们与石油运输通道沿线家加强合作，有利于提高我国运输通道的安全性，这对于保证我国能源安全也十分有利。

其次，“一带一路”的推进，将有利于我国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和其他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与其加强合作，可以使我国摆脱对少数国家的能源依赖、分散能源供应风险。

三是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东中西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差较大。虽然也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相关战略，并配有相关的政策措施，但是这一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则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

一方面，“一带一路”打破了我国固有的东中西的经济格局，将三大经济带融汇，为缩小经济差距创造了条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核心区涉区18个省份，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份明确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其中包括西部地区10个省份，中部地区6个省份，东部地区8个省份。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将有利于我国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对不断缩小东中西地区经济落差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开放水平将上升一个层次，与国外的经济合作无疑将有助于推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2．共享：让大家更好地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共享的含义，是让大家更好地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具体内容包括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扶贫力度，促进就业创业，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水平、促进人口均衡等方面。由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一个新问题，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胎政策。

针对我国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我国近年来逐渐放宽生育政策，如先是允许夫妻双方中的一方为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即大家常说的“单独二胎”），很快又出台了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有些新闻的调查分析表明，“单独二胎”政策所带来的新增人口数量相当有限；而由于受到大量生育人口已经进入35岁以上甚至40岁左右的生育年龄上限、子女养育费用的高昂以及生育年龄段人口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等因素影响，有人认为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也无法取得新增人口大幅增加的预期效果。笔者认为，这种估计有点过分悲观。根据笔者私下做的一个非正式调查，虽然在大城市中，相当比重的中等收入的生育年龄期夫妻暂时没有或者明确表示不再要二胎，但在中小城市中表示要二胎的夫妻比重却很高。当然，从经济和人口规律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人们生育意愿降低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是这并不表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无效，相信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我国现有人口结构不合理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