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南极梦开始的地方

2008年11月4日，星期二

下午2点整，我步入北京国际机场候机楼，将搭乘下午3:35的国际航班，从北京经上海转机，飞抵悉尼，在那里登上在弗里曼特尔港（Fremantle）临时停靠的“雪龙号”，与第25次中国南极科考队队员们会合，正式开始我的南极之旅。

曾多次踏进北京国际机场候机楼，尽管这一次的意义大不一样，但心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和激动。是心态在衰老，还是心智在成熟？

从上海飞抵悉尼需要十几个小时，我有充足的时间整理自己的心情。绚丽的极光、冰雪的世界、懒洋洋的海豹、憨态可掬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帝企鹅……提起南极，很多人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纯净唯美的画面。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此番面对的，将是一次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旅途。

我告诫自己，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细致地筹划。从开始酝酿南极之行，到出发道别之际，我一直向亲人、朋友们尽量轻描淡写此次行程的风险。如果把风险如实告知他们，只会徒增他们的牵挂和担忧，却于事无补，这不是我的风格。

在多年来的工作中，我已经养成遇事提前考虑、规划，做好最坏打算的习惯。我开始再一次预想此次南极之行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状况：严寒、暴雪、翻车、迷路、掉入冰裂缝……思路逐渐迟缓，我居然在飞机上糊里糊涂地睡了一觉，这在我的飞行史中并不多见。

2008年11月5日，星期三

当地时间早上8:40（北京时间早上5:40），飞机在悉尼机场降落。时隔19年，再次降落在悉尼机场，面对似乎熟悉而又陌生的候机楼和机场，尽管已是不惑之年，“物是人非”的感慨还是涌上心头。

19年前，我第一次出国，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从悉尼转机到南澳大利亚州州府阿德莱德（Adelaide），在那里的Modbury医院当住院医师。第一次远离家人踏上异国的土地，有些微微的忐忑，但更多的是踌躇满志。

当时国内条件和西方国家相去甚远，悉尼机场候机楼的各种设施、服务、店铺，无不让我感到既新奇又惊讶。19年后，命运让我再次回到这里，机场还是那个机场，设施却也没有多大的变化，甚至机场里的人流和气息都似曾相识。而我，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对悉尼机场充满惊奇和羡慕的毛头小伙子了。

从悉尼搭澳大利亚国内航班赶往佩斯（Perth，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佩斯机场规模更小，也更精简，但是干净整洁，亲切便利。佩斯四季分明，属地中海气候，是澳大利亚境内阳光最充沛的首府城市之一。此时在南半球正是春末夏初之际，当地的人们已经穿上了短衣衫。

从佩斯机场出来后坐上出租车，原计划是到当地火车站，再乘火车到离佩斯十多千米的南部港口小镇弗里曼特尔，我们的“雪龙号”正停靠在弗里曼特尔港。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如果坐出租车从机场走旁路直接插到弗里曼特尔港，虽然稍贵一点（50澳元），但可省去很多周折和麻烦，我同意了。

出租车司机的英语带有明显口音，我猜测他是斯拉夫裔移民，交流后证实，他果然来自前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话题自然谈到年轻时看过的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瓦尔特当时可是全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

司机一下猜出我是中国人，他说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留学生还是商人，只要听说他来自萨拉热窝，就立即提到瓦尔特。司机自豪地告诉我，他本人就曾在瓦尔特牺牲的那个老电厂工作过，该电厂后改名为“瓦尔特电厂”。一个国家的英雄被另一个遥远国家的民众赞扬、推崇和记忆，确实是件令人自豪的事情。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在谈到美国时，态度总是高度一致，司机言语之中表现出对北约组织轰炸、拆分南斯拉夫联盟的愤愤不平。

出租车上的交谈很融洽，闲谈中不知不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到达了弗里曼特尔镇。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小镇，很少高楼，当地的最高建筑是一座朝鲜战争阵亡士兵的纪念碑。建筑多是旧式的欧洲风格，整个小镇安宁平和。出租车载着我在小镇沿港口的路边转悠，寻找雪龙号。在事先同船长和当地代理的沟通中，已得知雪龙号就停泊在火车站附近。

终于找到了火车站，规模很小，门口清静，是一栋别致的小房子，猛一看还以为是座教堂。在火车站正后方，我看到了高耸的红色吊车缆臂，曾在照片中看过雪龙号的吊车，我几乎确定那就是雪龙号。出租车停下来，当我看到通红船舷上巨大的“雪龙”二字，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那是一种找到“组织”后如释重负的感觉。

跟出租车司机道别后，我迫不及待地来到船边。码头上有一群穿着鲜红队服的人们，他们正忙着组装一辆德国产的雪地车PB300，指挥大家的是一个长方脸、外形阳刚、堪称“老帅哥”的中年男子。第一次近看雪地车，体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像一辆小型坦克。那个老帅哥“指挥官”正是拥有“冰盖王子”美称的传奇英雄人物——本次内陆队队长李院生教授。

登上雪龙号甲板的那一刻，我知道没有任何理由、任何意外能阻止我去南极了，南极我去定了！

我被安排同李队长一个舱，五层的一个单人房间。原本是李队长一个人住，但由于第25次南极科考人员数量之多是有史之最，共有204人，将近40人没有固定床位，我的床位就是李队长房间内的一个长沙发。

船上的条件比我登船前想象的要好得多。房间里有洗手间和淋浴设备，舱内有空调，饮食也不错，还免费供应啤酒、牛奶和速溶咖啡等。最重要的是，通信设备也还算齐全。

舱房的凌乱程度在我的意料之外，但想一想也在情理之中，因为204名队员中只有7名女队员。凌乱是我们生活中久被压抑的本性，短暂的不适应后，我很快释然了。可以随便乱丢东西、可以不用铺床叠被、可以臭袜子满天飞，但不会有任何唠叨和指责，一种无法言表的自由感油然而生。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雪龙号是11月3日傍晚到达弗里曼特尔港的。经过几天的整修、补给后，将于明天开拔。今天是比较清闲的一天，我决定好好探究一下雪龙号。

我们国家在南极的科考工作，最主要的根据地是“一船两站”，两站即“长城”和“中山”两个南极科考站，而“一船”指的就是雪龙号。这是一艘两万吨B1级的破冰船，1993年从乌克兰进口，因苏联解体，当时中国政府以1750万美元的低价购得。

之后雪龙号进行过一系列的升级改造，费用近两亿元，大大提高了船上科研设施和生活设施的配备水平，现在雪龙号的身价估计值七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海上极地科考站，已经去过十多次南极和三次北极，为我们国家极地科考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一层甲板下面有一个可容纳150人左右开会的多功能厅；一个小小的游泳池，大概有五六米宽，十余米长，放水后水深约可达三米。听说不会游泳的李队长曾经独自下水，差点招致生命危险。池内目前还没有放淡水，可能是要等到确保淡水充足时再放吧。

游泳池旁还有一个迷你桑拿室；一个健身房，里面有些简单的器械；靠右边有一个方方的房间，房顶比较高，两边的墙上有篮球架，虽然整个场地可能还没有半个篮球场大，但已然能进行小型的对抗赛。就是不知开船后，在摇晃的船上投篮，命中率能有多高？

雪龙号的驾驶室在最高层，科考队员被允许自由出入，前提是保持安静、不影响船长和其他船员们的工作。驾驶室显然比其他房间宽敞得多，而且“前后通透”，四面有朝下倾斜的玻璃窗，能够清晰地看到周围的海面。

雪龙号在行驶中全程使用卫星导航，在玻璃平板中有一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的电子航海图，沿着这张电子图的航线走，方向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我突然想，与郑和下西洋时代和15～17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相比，科技的进步，是否使得对船长的航海技术和个人决断能力要求要小得多？那时的船长大部分只能靠经验和直觉来驾驶船只。

雪龙号的船长是一个瘦小、和蔼的中年人，同我想象中叼烟斗、留胡子、瞪眼睛的船长形象有很大的反差。我小心地走进驾驶舱，提防着被严厉呵斥“离开工作重地”，但船长热情的笑容很快打消了我的畏缩心理。打了招呼以后，他还简单地回答了我几个有关驾驶的问题。进入驾驶室和船长一起“开船”，有很强的参与感和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今天的另一个任务是在船上接通我的电子邮件。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和家人朋友保持必要的联系，而我还有很多本职工作要继续，“通邮”就更为重要了。主管船上通讯的尤主任是一个总是乐呵呵的、带浓重广东口音的中年人，在他的房间里居然有一套喝乌龙茶的茶具，即便在船上，喝茶时的程序也一道不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