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问题【6】(3)

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训诫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诚实有用，诚实会带来信用；守时、勤奋、节俭有用，所以说是美德。循此推论，在富兰克林看来，诚实的表面功夫就能成事，那么这个外表也就够了，道德上多做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浪费。谁要是在富兰克林的自传【35】里读到他讲述自己是如何皈依这些美德的，或者读到他关于“用处”的表述——恪守谦逊的外表，对自己的贡献抱着故意谦抑的态度，从而获得众口一词的赞扬【36】——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富兰克林看来，所有的美德只是在其对个人有实际用处之时才称得上是美德。只要能成事，就不在乎什么表面，这可真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在德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所谓的美德不过是伪善，而在这里可说是证据确凿。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不仅本杰明·富兰克林个人的品格，这在其以少有的坦诚撰写的自传中已经表露无遗；还有他将美德的“用处”归诸上帝的启示（正是上帝通过启示使他走上了美德之路）这件事，表明其中另有文章，他并非是在美化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格言。其实，这种伦理所追求的“至善”（summum bonum）——即赚钱，多多益善，并杜绝一切无节制的享乐，排除幸福主义，甚而根除享乐主义——纯粹是目的本身，以致从个人所谓“幸福”抑或“用处”的角度来看，完全是超越感官直觉和非理性的。【37】人活着就要赚钱，赚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而不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手段。这对自然事态可说是本末倒置，非常荒谬，却公然成了资本主义的指导纲领。这样的本末倒置对于没有受到资本主义丝毫影响的人来说，也会觉得莫名其妙。然而，它同时包含着某种情操，与一系列宗教概念有着密切关联。要是问富兰克林为什么“从别人身上赚钱”，他在自传里引用了一句《圣经》里的话作答：“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侍立在君王面前。”【38】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个无宗无派的自然神论者，他父亲则是个严格的加尔文派教徒。他在自传中提到，父亲不厌其烦地向他灌输这句箴言。赚钱，只要赚得合法，那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应算是忠于职守，是精明干练的结果和表现。这种精明干练乃是富兰克林的道德劝诫的关键，这一点无论是在上面的引言，还是在其所有著作中都不难看出。【39】

事实上，有关职业义务的这种独特观念，今天我们是如此熟悉，但其实又不认为是理所当然，这一观念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其本质所在。个人应该能感觉到对本职工作的责任，而且应该能感觉到自己“职业”活动的内容；至于本职工作的内容是什么，至于他是利用自己的劳动力，还是利用自己的物质财富作为资本来进行职业活动，全都无关紧要。这并不是说，此种观念只在资本主义的土壤里滋长。后文将会追根溯源，探明它的根底。当然，我们更不能认为，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来说，让个别担纲者——比如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企业主或工人——有意识地接受这些伦理准则，就是使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犹如浩瀚的宇宙，对于生长在其中的个体来说，它是无法突破的铜墙铁壁，不得不生存于斯，它迫使个人遵守资本主义经济行为规范，只要他被卷入市场关系的网络之中。要是工场主老是跟这些规范对着干，那他就注定会被市场经济淘汰；要是工人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那他就会变成失业者，流落街头。

如今资本主义已在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导权，以经济筛选的方式教育和造就它所需的经济主体——企业家和工人。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以“筛选”的概念来解释历史现象是有其局限性的。那种适合资本主义特质的生活方式和职业观若能被“筛选”出来，即从其他方式和观念中胜出，它首先必定是既已形成的，并且不是出自个别孤立的个人的观念，而是群体共有的观念。至于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才真正是需要解释的。朴素的历史唯物论认为，这样的“观念”是作为经济状况的反映或“上层建筑”产生的，对此我们会于后文详细讨论。在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无疑，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早在1632年就有人抱怨新英格兰地区——相对于美国其他地区——工于计算、唯利是图的特殊现象）。而毗邻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以及后来加入的美国南方各州，资本主义精神大大落后于新英格兰，尽管这些殖民地和南方各州都是由大资本家出于商业目的建立和开发的，而新英格兰殖民地则是由传教士和神学院毕业生连同小市民、手工匠人、自耕农出于宗教原因创建的。在此情况下，因果关系与“唯物论”立场所设想的正好相反。一般来说，这些观念的成长期经历了比“上层建筑”理论家们以为的更多的荆棘坎坷，而且其发展的复杂程度也远非草木生花可比。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在此掌握的这一概念的意义而言，必得与整个敌对势力的世界进行过一番坚苦卓绝的斗争方才傲然挺立。前引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段话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赢得了整个民族一代人的称誉，可在古代及中世纪【40】就会被斥为卑污贪婪、毫无自尊的表现。现今尚未卷入或者尚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群体，对资本主义精神也往往抱着这样的拒斥态度。这并不是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营利欲”仍不为人知或很不发达，就像大家常说的那样；也不是因为无法抑制的“拜金欲”（auri sacra fames），就像耽于幻想的近代浪漫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在当时或今天，在市民的资本主义圈外没有资本主义特有的圈子内来得强烈。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这一点上。中国清朝的官员、古罗马贵族、近代庄园主的贪欲不比任何人的逊色。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他们的亚洲同行，甚或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工匠，任何人都能体会到他们的“贪财”远比相同情况下的英国人更加强烈，更加肆无忌惮。【41】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按照西方标准来看还处于“落后”状态；也正是在这些国家，普遍盛行着在赚钱谋取个人的荣华富贵方面绝对的肆无忌惮，这已经成了它们突出的特征。正如每个工厂主知道的那样，这些国家的工人缺少劳动“自觉”（coscienziosità）【42】，比如意大利较之于德国，这一点以前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现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不会雇佣那些不守纪律、“随心所欲”（liberum arbitrium）的人来劳动，也不可能用那些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得极其无耻的商人，这是富兰克林告诉我们的。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对钱财“欲求”的发展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对财富的贪欲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有些人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对金钱的追逐，就像“穿越地狱去寻宝，哪怕地狱之火烧焦船帆也在所不惜”的那位荷兰船长。然而这些人绝非让近代特有的资本主义“精神”滋长为普遍现象的那种心志的代表，明了这一点至关重要。任何时代、任何时间地点都有可能出现置一切道德规范于不顾的谋利行为。在与异族、非伙伴关系者进行不受规范束缚的自由贸易时，也像战争和海上劫掠时那样无所不用其极；凡在“兄弟间”关系中禁止的，在“对外道德”情况下却是允许的。而从外表来看，举凡懂得以货币方式积累财富并提供机会得以利用财富，经由康曼达、包税、举贷国债、战争筹款、宫廷王侯与官员等途径来获利的所有经济形态之中，总有土生土长的“冒险投机”的资本主义营利活动存在，而嘲弄伦理约束的投机家心态也是随处可见。获利过程中那种绝对的肆无忌惮往往与严守传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随着传统的解体以及自由经济或多或少地不断渗透进社会群体内部，这种新生事物并没有得到伦理的肯定，也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只是作为事实被容忍。这种事实要么被视为与伦理不相干，要么是令人不快的，却又不幸是难以避免的。这不仅是所有伦理学说的普遍立场，更为重要的是，也是前资本主义时代普通人在实际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态度。所谓“前资本主义”，是指企业经营中理性地运用资本和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尚未成为决定经济行为取向的支配性力量。不过，这样的态度却是人们在适应有序的市民—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前提条件时，普遍遭遇的最大心理障碍之一。

披着“伦理”外衣出现的，受着规范束缚的特定生活方式的首要对手，是人们可以称为传统主义的那种感觉与作风。在此必须终止做出最终“定义”的一切尝试，把一些特殊情况说说清楚，当然这也只是姑且说之。我们就从底层，也就是劳动者说起。

为了从劳动者那里获得尽可能最大值的劳动量并提高劳动强度，近代企业主常用的技术手段之一是论件计酬。例如在农业方面，收成的时候最讲究尽可能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气候变化无常，收割速度往往关系到获得莫大的收益还是惨重的损失，所以在收获季节通常采用论件计酬制。雇主对收割的速度很是关切，其程度随着收益的增长和劳动强度的提升而加剧，因而会一再试图提高劳动者的计件工资，通过向劳动者提供短时间内获得高工资的机会，激励他们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然而，雇主在此遭遇到独特的困难：提高计件工资的结果，往往是在同样时间内所干活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劳动者对于提高工资的反应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其工作量。比如，每收割1摩尔干[14]土地的报酬是1马克时，某人一天收割了2.5摩尔干，挣了2.5马克。若是每收割1摩尔干土地的工钱提高到1.25马克，那么他本可以轻松收割3摩尔干而挣下3.75马克，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只收割了2摩尔干的地，如此一来照样可以挣到他已经习惯得到的2.5马克。套用《圣经》上的话说，他“知足”了。挣得多，不如干得少来得愉快，他不会问：我尽最大力干上一天能挣多少钱呢？而是问：我得做多少工，才能赚到我一向所得的报酬（2.5马克），从而满足我的传统需求呢？这仅仅是我们称为“传统主义”行事方式的一个例子。人并非“天生”就想赚得越多越好，而是想单纯地过一种他所习惯的生活，能赚到维持这种生活所需的钱就好。举凡近代资本主义开始通过增加人类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力”的地方，都会遭遇到前资本主义经济劳动出于前述主导动机的顽强抵制；而且时至今日，它所依赖的劳动力越是落后（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所遭遇的抵制程度就愈烈。让我们再回到前述例子上来。既然通过提高报酬率来激活“获利心”的意图宣告失效，那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便不难想见，即降低劳动者的报酬率，迫使他要做比以往更多的工才能挣到与先前数目相同的报酬。过去人们认为，低薪酬和高利润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工资支付得多，必然意味着利润减损。这样的肤浅之见，现在亦然。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一再采取减少薪酬的办法，数百年来人们都坚守着这样的信条：低薪可以“多产”，低酬劳能提高劳动效率。正如彼得·德·拉·库尔[15]所说，人们因为穷才去工作，只要一直受穷，就会一直工作下去。下面我们还会讲到，这样的思路完全符合早期加尔文教派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