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有志者得志
有志之士不一定就能“得志”，他还须具备得志的条件。以宋朝为例，士子必须首先参加科举，考取功名，进入仕途；然后还要有人荐举，以利升迁。
荐举制是宋朝的一项重要选官制度，涉及官员差遣、考核、升迁等。在文官体系中处于初等序列的判官、推官、司理、司法参军等属官，以及知县事、县令、主簿、县尉等县级官员，统称为“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选人只有升改京官后，才能得到升迁中高级官员的机会。不能顺利改官，老死于选人者，比比皆是。而改官，必须通过高级别大臣的荐举方能实现。
太祖、太宗朝，荐举范围主要是幕职、州县官，到真宗朝后，台谏官、学官、武官等均纳入，成为一项常设制度。庆历名臣范仲淹便是在宰相王曾、枢密使晏殊的荐举下入职秘阁校理，成为清耀的馆阁之臣，逐步进入中高级官员行列。
首先极力举荐王安石的大臣是文坛领袖欧阳修。
欧阳修本不知王安石其人，他的学生曾巩屡次说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好。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二人是同乡，两家还是姻亲。1042年，王安石顺利登第，曾巩名落孙山，再考仍不中，于是上书求教欧阳修。欧阳修看了曾巩的文章，认为像“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与之结为师生关系。
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两年后，曾巩取道滁州拜谒他，并专门带去王安石、王回等人文章，请欧阳修品评。
1054年，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赴京，听候差遣。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力荐王安石任集贤校理一职。按规定，馆阁之职须经考试任命，由于欧阳修力荐，仁宗决定免试直接授予。但王安石想继续做地方官，力辞不就。后改任群牧判官。
1056年，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状》中对知池州包拯、知襄州张瑰、崇文院检讨吕公著和王安石大加褒扬，举荐说：“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不久，欧阳修又上《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荐举王安石、吕公著任台谏之职，说：“伏见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时才，曾召试馆职，固辞不就。”朝廷欲重用二人，但王安石却以祖母年事已高为由推辞。
也是在这一年，欧阳修、王安石终于第一次相见，欧阳修四十九岁，王安石三十五岁。欧阳修时任礼部尚书、权知审刑院，王安石为群牧判官。欧阳修见到王安石，喜欢得不行，他在《赠王介甫》诗中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欧阳修把王安石比作李白、韩愈，认为后人无法超越。但王安石在《酬永叔见寄》诗中作答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说自己不愿做韩愈那样的文学家，而是希望追循孟子，以仁义之道匡时济世，表达了更为远大的志向。
次年，王安石改知常州，欧阳修亲自为他饯行。这年秋天，欧阳修致书王安石，表达了“自拜别，无日不瞻企”的思念之情，并向王安石推荐吕惠卿。此后二人不断有书信联系。
宰相文彦博也做过王安石的荐主。1051年春，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回到京师。文彦博在五月的上疏中向仁宗推荐王安石说：“馆阁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后王安石辞试馆职，授为舒州通判。
王安石任群牧判官时，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荐主—世家子弟韩维。
宋人笔记《石林燕语》载：王安石任职群牧司时，吴充与他同僚，韩维任馆职，三人关系很好，“无日不过从”。他们相约，每一两月便一块去洗澡。吴、韩二人每次还给他准备新衣服，王安石洗完后见到新衣服就穿，也不问这衣服到底是谁的。
韩维来自显赫的韩氏家族。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说：做大官的，不是姓韩的，就是姓吕的。韩氏家族的族长是韩亿，他是真定人，科举及第后被宰相王旦召为快婿，官至大理寺丞、参知政事。韩亿教子有方，八个儿子都做了朝廷重臣，其中，第三子韩绛、第五子韩维、第六子韩缜先后做到宰相。世人把韩亿与他的这三子称为“四韩”。与“四韩”并提的是“三吕”，即吕夷简、吕公弼、吕公著父子。吕氏家族祖籍山东莱州，吕夷简的伯父吕蒙正是太祖朝宰相。吕夷简在仁宗朝三度拜相，他的次子吕公弼官至枢密副使，另一子吕公著在哲宗朝做到了宰相。
韩维以父荫为官，欧阳修举荐他知太常礼院，1059年出判泾州。又回京任淮南郡王府记室参军，当淮南郡王的老师。这位淮南郡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的神宗赵顼。王安石后来得遇神宗，便是由韩维举荐的。
从嘉祐三年（1058）十月任三司度支判官，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近五年间，王安石回到京师任职，延续了与韩维的友谊，因他与韩维、司马光、吕公著交往密切，被时人称为“嘉祐四友”。
《宋史·王安石传》称，王安石进京时，因为没有家族背景和政治根基，有意通过结交韩氏、吕氏兄弟，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和赏识。
韩维确实为王安石步入朝廷中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王安石在嘉祐年间便能预测这些交友若干年后有用于仕途，显得牵强。众多史料显示，“嘉祐四友”中，王安石的才华最为突出，名声最大，为众人所折服。实际的情况，或许不是王安石有意结交韩氏、吕氏兄弟，而是韩氏、吕氏兄弟有意结交王安石。
1060年，仁宗同时任司马光、王安石同修起居注。二人均力辞不受。王安石上章请辞七次，不肯受命。司马光也先后辞了五次。仁宗不许，二人只得受命。嘉祐年间，官员辞官已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独特的官场文化。仁宗对辞官行为暗含鼓励，目的是想激励辞让士风，反对“奔竞”、跑官恶习。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司马光说：“王安石文辞宏富，当世少伦，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职，犹恳恻固让，终不肯为，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安石，相去远甚，乃敢不自愧耻，以当非常之命乎？”又说：“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司马光以才识不如王安石为由辞官，足见王安石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至于王安石为何与韩氏、吕氏兄弟交好，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王安石与韩绛、韩缜、吕公著是庆历二年（1042）的同榜进士。唐宋时，科举同时及第的称为“同年”。宋人有强烈的同年观念。宋初名臣柳开在给同年李巨源的信中就说：“同时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昵比。”当然，同年只是为相交提供了条件、契机，真正要成为好友、知己，还需彼此性情相投，心意相通，相互欣赏。王安石先是与韩绛、韩缜交好，继而与韩维结成挚友。
今天的成功学认为，一个人如果在人生、事业上屡遇贵人，说明这个人不仅学识与能力有过人之处，而且情商很高。王安石后来位极人臣，并不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