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上文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统计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2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少数成为发达经济体？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说，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例如，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他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而东亚国家或地区则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转型期（见图1-9），这时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并持续低迷。这一时期既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战略机遇。第三阶段的发展取决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如果第二阶段的转型成功，则进一步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创新驱动，高度空间集聚，贸易高附加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人的社会和谐。如果第二阶段的转型失败，则继续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经济增长的停滞也必将激化各种矛盾，导致政治不稳定加剧，使得国家发展落入“恶性循环”而难以摆脱。

总体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其经济发展不是依靠资源出口（例如，部分中东国家），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持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一般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的贡献。技术进步反映了一个国家技术前沿的进步，可以视为创新的影响；技术效率反映了一个国家在给定技术水平条件下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可以视为市场机制的作用。总体而言，影响以上两者的因素，既可能是经济因素，也可能是非经济因素。总体来说，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四个角度来分析。

从经济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往往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例如，苏联从斯大林执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实际上也是苏联高度政治集权体制下的产物，在单一所有制的体制下，苏联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在特定的时期，这种模式也促进了苏联的工业化发展，使得苏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中坚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进入以“美苏争霸”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苏联长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战略，最终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难以改善，这也成为影响苏联社会不满情绪累积以及最终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的设定主要是服从于争夺世界霸权，而不是服务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也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阶段形成鲜明的对比。

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也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停滞的重要原因。例如，阿根廷曾经是高收入国家，按照麦迪森的估计，1896年阿根廷的人均GDP高于美国（PPP，1990年国际美元），此后该比值呈现下降趋势，到1950年下降到52%。但是，按照相对标准衡量，仍旧属于高收入国家。然而，阿根廷在1950年以后没有抓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良机，长期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未能有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竞争优势，同时在国内政局不稳定的条件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债务危机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到2002年，阿根廷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只达24.3%。可以说，阿根廷是典型的由高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PPP，2011年国际美元），2015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美国的35%，甚至低于2011年的水平，可以说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仍旧面临挑战。实际上，其他拉美国家也具有类似的经历。总体而言，在过去的60年中，拉美经济基本上是在进口替代战略和新自由主义战略之间摇摆。而东亚国家则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求，成功实施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没有技术进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会随着资源配置优化的完成而进入停滞。从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来讲，要么依靠引进外国的技术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要么依靠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本土创新实现技术进步。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已经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来看，除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以外，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是创新的支撑作用。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创新投入，一是创新资本投入，二是创新人才供给。从创新投入来看，一般以研发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投入强度。我们将韩国和其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对比。例如，从创新投入（研发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创新人才供给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人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没有创新能力就很难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持续增长。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特别是中高收入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本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这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经济转型的要求，即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如果实现不了这一转型，则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甚至持续低迷，迟迟进入不了高收入阶段。

从国际经验来看，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结构出现明显分化的阶段，伴随着剧烈的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明显，社会问题加剧。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恶化的现象。从更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也同样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既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产物，也会直接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高速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往往会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持续恶化，也会降低这类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有碍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没有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于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收入不平等至少会从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进而降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一方面，随着一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该国的国民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必然提高，使得全社会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快速提高，进而提高了这类教育的成本。但是，处于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由于收入增长相对较慢也制约了他们投资于子女人力资本的能力，限制了未来子女的上升空间，最终导致人力资本的实际增长水平低于潜在增长水平，使得人力资本的增长不能有效支撑该阶段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另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分配恶化必然加剧社会分化，社会凝聚力下降。这是因为，在收入分配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持既得利益会阻挠有利于公平分配的改革措施，最终形成了收入分配的阶层利益固化，代际间的社会流动性降低，以及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的对立，进而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直接诱因。更进一步地讲，代际间的流动性的降低也意味着，处于收入分配劣势的群体不能够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收入分配的恶化往往是因为缺乏有效制约不公平收入分配结构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的结盟。

许多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90年代经历了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直到现在还没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它们的经济停滞时期也都是收入差距很大、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时期，基尼系数高达0.5—0.6。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搞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勾结掠夺社会，扩大了收入差距，造成社会冲突、政权更迭。有些时候左派政府上台，又过度反弹，转向搞平均主义，影响了市场的作用。这种左右摇摆、社会动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收入不平等往往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威胁社会稳定,这些因素极可能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也可能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关。例如，1960年以后，诸多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是社会发展停滞，例如腐败与裙带关系盛行、行政司法不公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此外，社会分配不公平又会导致政府的再分配能力不能满足社会稳定所需要的再分配水平。例如，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导致政府公共服务支出需求扩大，但是在给定政府预算收入的条件下，不断膨胀的公共服务需求导致公共服务短缺。贫富两极分化、阶层流动固化、政府公共服务短缺等问题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感加剧、信仰缺失、社会心态失衡、社会不满情绪累积、各种激进的思想（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的）不断涌现等。这些问题将直接成为社会冲突爆发的源头。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政策去化解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将加剧社会发展的脆弱性，进而引发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最终影响投资、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衰退。经济发展停滞与社会发展停滞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恶性循环，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贫富差距扩大加剧社会分化以及激化社会矛盾的同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又直接诱发社会动荡、政治分裂以及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对峙，导致最初以街头民主为表现形式的抗议转化为反政府的暴力事件，导致政府更迭甚至垮台。事实上，收入差距扩大不只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稳定以及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对于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

从政治的视角来看，中等收入阶段不仅是各种经济变量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也是政治结构急剧变化和重新组合的时期，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长期的经济发展停滞导致的人民不满情绪累积，往往也导致政治不稳定，而政治不稳定又会加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恶化程度。反过来说，如果保持政治稳定，政府更有机会去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政治失控只能加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恶化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最重要的公益性产品，其本身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依据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数据库，1990年东亚经济体中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的政府稳定性（Government Stability）分别为7.25、8.92、8.08、8.67，显著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经济体，如阿根廷为6.58、秘鲁为4.00。稳定的政治结构构筑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为重要的基石。

政治不稳定的极端形式就是政府更迭以及国家分裂。一般来说，政府更迭以及国家分裂的后果不仅仅是短期的经济增长下滑，更有甚者会导致这类国家直接掉进“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也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1990年，苏联解体前，俄罗斯的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5.1%，按照相对标准来看，相当于高收入国家；苏联解体后，该指标持续下降，1998年下降到最低水平（26.4%），随后逐步上升，2007年首次突破40%，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近20年（1993—2006年期间）。此外，2007—2015年期间该比率基本上徘徊在43%—47%之间，没有明显继续上升的势头。特别是2012年以后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表现高度依赖能源价格走势，而2012年以来全球大宗产品走势降低也导致了该国经济增长乏力。以上数据表明，从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相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旧没有恢复到解体前。

最近的一个从高收入国家直接跌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家是利比亚。2010年底，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中东地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爆发了内战和政府更迭。其中，利比亚和叙利亚两个国家爆发的战争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直接导致经济发展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准急剧下降。以利比亚为例，2003年利比亚的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是美国的49%，属于高收入国家。而且，随着2003年联合国解除了因1988年洛克比空难和1989年法国联航空难事件对利比亚实施的长达11年的制裁，2003—2010年期间利比亚的经济呈现一定的增长态势，2010年人均GDP提高到美国的58%。然而，2011年爆发的利比亚内战直接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直接下降到2011年的21.8%。整体来看，2011年以后，随着利比亚进入所谓的“后卡扎菲时代”，国家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并且与叙利亚一起共同催生了欧洲规模巨大的难民问题。

除了上述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以外，外部因素也是影响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从图1-5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改变了趋势增长路径，丧失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机遇。而且，金融危机直接演化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包括失业人口迅速上升，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个人收入明显下降，犯罪和暴力事件激增，导致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前景、公众与政府信誉失去信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双刃剑，一国危机殃及周边国家，大国危机更是殃及全球。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被认为是“百年一遇”，对世界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其负面影响几乎波及每一个国家。对于诸多发展中新兴经济体而言，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具有巨大的负外部性，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冲击。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按照相对标准衡量，只要中等收入国家不能以超过美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就不会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2004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来看，世界经济从危机前（2006—2007年期间）接近5%的增长，下降到近年来（2014—2015年期间）3%左右的增长率。其中，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由8%的高增长率下降到2015年的4.3%，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从2007年的5.76个百分点下降到2015年的2.37个百分点，尽管仍保持追赶势头，但是势头明显减弱。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近十年，但其影响尚未真正结束，世界经济仍旧处于这一金融危机的深度调整过程中。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联储在2008年11月到2012年底先后实施了四轮“定量宽松”政策，这项政策稳定了美国金融体系，也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复苏，美联储于2014年初期开始逐步退出“定量宽松”政策，这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市场波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资本外流的压力，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一个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先是由于次贷危机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然后又通过“定量宽松”等经济政策率先实现经济复苏。随着美国退出定量宽松政策以及相伴随的美元加息，这将给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造成不确定性，进而也影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国家并不必然或自然而然地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是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践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以一种固定的经济增长模式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不同收入水平时期，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包括优势条件和制约因素）不同，外部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同，因此经济发展模式也应该相应调整。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能顺应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必将导致原有增长模式潜在的风险不断累积放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甚至形成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使得经济进入持久性的停滞以及衰退。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即使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刹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非经济的因素往往是导致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或者说，单纯的经济增速下滑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系列阻碍增长以及造成经济增长不稳定的各种内部和外部挑战。

上述国际经验与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对如何防止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参考，他山之石可以借鉴，别国走过的弯路更值得警戒。当然最关键的是，中国如何创新自己的发展道路，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构想的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构想，不仅能够成功跨越“贫国陷阱”，还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还要迈向高收入水平，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