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孤芳自赏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

——答共识网记者问[18]

一、解放思想对推动深水区改革十分重要

共识网：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以下简称“大梅沙论坛”）邀请您来做“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分论坛的牵头人，您很爽快地答应了，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任剑涛：第一，我觉得大梅沙论坛有它自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十字路口，未来究竟怎么办，成为一个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也都强调，改革走到了深水区，改革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但是，走到深水区的改革会遭遇一些什么问题，需要研究。壮士断腕，究竟如何断腕，以期收到断腕之效，也需要研究。在这个当口，举办这个高层次的论坛，集聚国内的改革力量，深入会商，多方思考，理性筹划，推进中国改革向深水区进一步拓展，从而摸索未来中国改革的新路子，这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中国的改革，一方面是走到了深水区，要壮士断腕；另一方面是前路不明，需要鼓舞信心。这时候，究竟人们对改革还有多少认同感，还有多少想法，还能不能够以解放思想来作为先导，开辟出一个改革的新局面，也需要有一个检阅的平台。让那些主张改革、推进改革，对改革有主动性、有热情、有理性的人士坐在一起，鼓动改革的热情，重新兴起改革的氛围。论坛这个平台，对集聚改革的力量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第三，对今天中国的改革来讲，怎样以理论为先导来启发实践，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以理论研究开拓实践思路、产生思维碰撞的方法，已变得非常重要。改革的观念长期受束缚，成为中国改革很难向深水区推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再次解放思想，对改革开放是否能够推进到新的阶段非常重要。这次论坛，也可以看作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一次机会。

至于主办方邀请我来主持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分论坛，一方面，可能考虑到我是做政治学研究的，便于站在专业立场上说话；另一方面，我自己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一代，1978年我进入大学，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拥有了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观察者和研究者三重身份。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我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各位专家和论坛组织方一起，深入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对整个改革具有的功能、作用、意义，以及它对开辟改革的新状态的价值和意义。

二、分利集团对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空前困难

共识网：如您所说，目前改革走到深水区，不少人对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充满着困惑。就我个人的观察，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官方的文件提到这一点，至少官方讲话里没有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东西，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任剑涛：对，各方都会注意到“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变成一个低频率词汇。尤其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上有一个逆转，出现了一个替代。所谓逆转，就是筹划改革时，不再提由政治体制改革来推进深水区的进一步改革。这一逆转出现以后，替代就相应出现了，即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替代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对于这样一种逆转和替代，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是所谓“捂盖子”：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太艰难了，涉及执政党本身的前途、命运以及在改革中的处境问题，我们干脆不提，找一个低端的改革替代品来替代。在这个替代品之下，大家依然可以热烈地议论改革，但是不触及敏感的问题。

另一种解读是，把政治体制改革在表述上做一个优化，尽量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至于触碰极左、极右两个极端的主张，不去撕裂社会，让改革能够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当然，很多评论者也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现代化，治理背后的基础结构要不要先优化？如果结构不优化，怎么可能有功能的优化呢？政治体制不优化，怎么可能有行政体制或治理体制的优化或现代化呢？

在我看来，这两种评价都各有根据，需要观察，需要分析。可能对于主政者来讲，之所以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难以推进，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集团的阻力太大。利益集团，不仅使胡锦涛、温家宝在任时期遭遇了非常大的改革阻力，其实对习近平总书记力图推进的改革也造成了很大的阻力。

分利集团对整个国家发展的阻碍，在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上的分析已经非常详尽了。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研究现代国家兴衰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一个国家的分利集团，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阻碍。在中国，近二十五年的分利过程，确实使得利益集团对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就可以因此不推进呢？那肯定是不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言，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一个奠基性的工程。所以，任何讨论改革的人，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

如何集聚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避免左右两个极端，凝聚中左、中右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的改革共识，服务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目标，避免夜郎自大，以至于重新走上封闭，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如果完不成这个现实任务，而去谋取所谓深水区改革的成就，那可以说是完全不得其法。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确实需要人们重聚起来、深入讨论。讨论政治，当然有一定风险：有人会指责，你们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跟中央重视治理问题的大政方针相左？是不是忽略讨论中国治理的具体问题，而有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狂热？是不是回避解决现实问题而着意在制度上拼命纠缠？我想，这些疑虑，可以通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性商讨，一一化解。在中国，只要愿意重聚在改革的旗帜下，就是值得期待的理性力量。多年前，已经有人严肃地指出，改革终结，革命当立。一切不愿意谈论革命的人，就是对现实抱有强烈期待的，就是国家与社会各方应当积极接纳并予以支持的政治态度。而极左、极右对革命的呼唤，尤其是极左对革命的呼唤，可能对整个政治体制具有颠覆危险。事实上，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申论中，一些人对革命的狂风暴雨还抱有某种偏好。他们没有意识到，极左的偏好对当前中国社会具有极端危险性。因此，集聚理性的力量，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改革的总体结构和状态，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三、政治体制改革对“官、产、学”人士事关重大

共识网：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分论坛的具体牵头人，从商讨的议题和受邀的人选上看，是怎样体现您刚才所说的“集聚一批具有理性力量改革的人士”的？

任剑涛：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它的敏感性，以及发言有可能导致的多方的误解性认读，论坛经过多方会商，邀请的人选必须多元化，有可能是左的，有可能是右的，有可能是新权威主义者，有可能是民族主义者，有可能是对现实抱有极大的好感以至于不愿坚忍前行的，也有可能是认定现实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认为往前迈进还显得更为重要的人士……抱持各种政治主张的人，论坛都应该容纳进来。正是由这些不同主张的人，才可能达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与此同时，受邀者的职业分布也需要重视，不同职业的人士，对政治体制改革会有不同的想法。因此，参加论坛的人，官、产、学领域都有，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的工作、发展、未来，都有重要影响。

对官员来说，处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他们如何作为，政治体制对他们的影响，毋庸多言。而政治体制状况，对中国反对庸官、反对贪腐，以及官员升降任免，都有非常现实的影响。

工商业人士一般会认为，商业与政治是两回事。柳传志就明确认定，在商言商，拒绝在商言政。实际上，马克思当年就已经明确指出，现代经济活动并不是纯粹的牟利性活动，因此经济与政治不可能是绝对隔离的。现代工商业是一个政治、经济紧密互动的活动领域。对现代工商业而言，产权如何安排，国家是否具有公正制度，经济是不是法治形态，国家能否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综合发展，对各个产业领域的从业者来讲，影响都非常重大。其实，在中国工商业强势人物“用脚投票”的当下，也就是在福布斯宣称的中国富翁60％已经移民或准备移民的情况下，已经充分显示出，政治生活对经济领域的活动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在商言商，实际上只能是一种政治逃避或政治托词，工商业者不可能完全回避政治问题。

对学者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学术，长期是政治化学术。处在这种情境中，那些一心埋头学问的人，心中所想，是怎样远离政治生活，还学术一片净土，让其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这对于有学术偏好的人来说，是一个梦想。但对于有思想偏好的人来讲，他们能不能自由地思想、适中地表达，既维护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又能够从容地用现代语言表达自己的主张，很显然是一个与国家政治状况紧密联系的问题。总的说来，学术界不可能远离政治。一个清明的政治局面，是符合学术界的期望的。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分论坛邀请官、产、学各方人士参与，是一个适宜的举措。

在具体人选的选拔上，由于论坛本身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时空条件下的产物，组织者不可能把方方面面的人都请到；就算是请到了方方面面的人，他们也不可能充分展开自己的观点、主张、看法和意见。因此，只能努力做到在有限时间内，参与者尽量展开思想碰撞。基本上，在官员方面，参加者有前部级领导；在产业界，有各方关注产业发展的人士，也有有关部门、企业研究方面的负责人士；在学界，有从中央党校到各个高校的重量级学者。有这些对改革开放怀抱极大热情的官、产、学人士，相信能够在论坛的思想碰撞中，激发出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火花。

四、“三个替代”不利于理性探讨政治体制改革

共识网：目前，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语，不单官方提得少了，民间好像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话题来讨论，好像大家觉得就这样吧，不谈也无所谓，对此您怎么看？

任剑涛：这当然应该说是改革危机的一个表现。改革的危机处境，已经不是今天才开始谈论的话题。但是，今天的改革危机，对中国的改革尤其紧迫。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最近两三年出现的“三个替代”，不利于人们去理性地探讨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儒学或传统文化的复兴，导致人们以文明问题替代政治问题。大家都津津乐道中国的文明处境、文明的历史、文明的辉煌、文明曾经对西方所处的优先地位。因此，中国今天的任务，似乎就是复兴中华文明。需要指出，文明复兴，不等于文化复兴；文明复兴，不等于遗漏掉政治文明、局部文明的复兴。现代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对中国来说，离建成现代政治文明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假如我们把政治问题无限放大成一般文明问题，只从文化—文明的角度来谈论，那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就永远也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拒斥用文明问题掩盖政治问题。

第二，用治理问题来替代政治问题。需要指出，治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次级的问题。何谓次级的问题呢？就是在国家基本制度安排已经解决的情况下，统治不再成为难题，这个时候，人民就有热情跟官方、跟社会其他人士积极互动，展开国家的治理过程。治理的核心，强调国家权力是划桨而不是掌舵；统治的核心理念，恰恰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大家齐心协力，促使国家这艘航船，在大家的拼命划桨中，健康地向前行进。可见，如果不是国家基本制度为治理奠基，治理根本浮不上台面；如果不是治理的善治状态，一个国家的统治便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危机。治理问题不应该取代政治问题。相反，治理问题是个台阶，让人们更好地去看它背后、它之上、它内在所包含的政治问题。因此，用治理问题来取代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取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当然值得大谈特谈。不过需要注意，这个改革目标，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就是到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并不是中国改革的长期目标。不要让阶段性目标掩盖了长期目标，这不符合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目标要求。

第三个替代，就是用社会问题替代政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问题一直处于一个几何级数的累积状态。近年采取的高压维稳政策，使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日渐滋长，几乎已经达到一个沸点。在社情民意比较沸腾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关心个别人士或少数团体对社会的暴力反抗，也更容易关注群体暴力维权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样就遮蔽了人们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视野。但社会问题是不是可以完全掩盖政治问题，这点是必须澄清的。社会问题确确实实在社会层面上比较突出，涉及诸如权钱交易、分配不公、阶层对垒或者阶层分裂等问题。很多人把阶层解读为“阶级”，我认为，“阶级”这个概念过于强势，阶层之间的分裂和互不理解、相互对峙，还是要承认的，但是还没有达到普遍的阶级斗争的状况。

社会问题背后所涉及的解决之道，究竟是存在于社会领域里，还是存在于政治领域里？在我看来，存在于政治领域里。社会领域的问题当然非常严重，但权钱勾结、阶层对立、分配不公，最后的导因，都与国家制度的作用状态相关。如果国家权力蛮横作用，不愿意细致、深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去解决问题，而用一套非常粗糙的、自以为有效的大举动去处置问题，那么社会问题就得不到有效缓解。说到底，政治体制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是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导因。因此，必须杜绝以社会问题代替政治问题。

由于最近几年这三重替代造成了普遍的误会，许多人以为政治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重要问题，或者一谈政治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化的问题，都倾向于一揽子解决，都要去思考执政党的前途命运，都要去思考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结果，这些危言耸听，遮蔽了人们理性审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三重替代相对固化的情况下，回避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所有危言耸听，都是对公众的无端恐吓。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地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必须杜绝对公众的恐吓，也就是杜绝动辄以这样危险、那样颠覆，这样灾难、那样无可挽救来恐吓大家。实际上，这就难以“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因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规范权力。掩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就等于放纵了权力，也相应放纵了想颠覆权力的人，结果不难设想，国家这艘船最后可能面临倾覆的危险。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必须迎难而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念上，一定要回答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要过的是一条什么河的问题。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为先导，现代的民主法治、依宪执政，是不是我们要过的河？如果我们吼了三十五年的“摸着石头过河”，却连是条什么河都不知道的话，那改革岂不是丧失了基本目标？此外，像孙立平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处于一种大家只摸石头不过河的尴尬状态，改革就只能处在一种河边、河滩摸石头的窘境中，过河便成为一种既不可望更不可及的幻象。所以，在这一点上，政治体制改革绝对具有不可替代的话题性和问题性。

五、以意识形态衡量中国改革不得当

共识网：您刚才提到，现在不少人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时，很容易把相应议题意识形态化。官方的表述也有“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这样的说法。我们发现，这个话题越是深入讨论，到最后，到底哪些东西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反倒变得越模糊。我们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参考标准？也就是说，到底要改成什么样，哪些是我们想要改的东西，哪些又不是，有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在那儿？

任剑涛：对中国的改革来说，确实存在一个反讽的现象，就是谈论得越多，推进得越少。尤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来讲，从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以来，差不多过去了三十五年时间。这期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已经非常精深、非常系统、非常完备了。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性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尝试，后来得到大力推进。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了悲剧性事件，政治体制改革从此变成话题而不成其为改革问题。话题，只存在于书斋里，出现在论坛上，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得到谈论；问题，则需要人们努力加以解决。当问题变成了话题，它就成为大家口头上的功夫；口头上的功夫一定会出现对峙性争执，意识形态化便无法避免。

意识形态的两个最大特点是，第一，承诺一揽子解决所有社会政治问题；第二，秉持一种完美主义的立场。意识形态之争，争的就是你的意识形态能够一揽子完美地解决问题呢，还是我的意识形态能够一揽子完美地解决问题。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变成话题之后，意识形态的巨大张力就会浮现出来。这个时候，意识形态的张力就会吞噬我们面对问题的能力，人们不再就单个问题的解决究竟有必要还是没必要展开思考，而是寻求一揽子、完美地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案。这种思路的对峙性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一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转换为究竟要不要维护党的领导，导致话题变得很敏感。

与此同时，话题的区隔愈来愈明显，涉及话题的设限越多，话题的话题性反而减少，最后话题变得越来越干瘪，人们变得对之无话可说了。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严重误导。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性导向是非常明确的。比如产权的问题，朱镕基总理任内都没办法解决，后来人们干脆根本就不提这个问题了；姓社姓资、姓私姓公的问题，人们碰都不敢碰了，这些话题被隔绝在一个政治真空中。但是不是说这样就解决了问题呢？只要看看那么多千万富翁要移民和已经移民，就知道产权问题远未解决；只要看看那么多的贪官前赴后继，就知道产权—激励问题远未解决。在模糊和朦胧的公有制下，部分官员因为产权不明晰而产生困惑，激励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因此，权力的变现就成为工作期待，否则就没有工作的动力，畸形的激励机制就此建立起来。同样，其他所有领域的工作人员都会遭遇一个工作激励问题，各个领域工作人员的工作伦理、工作取向、是否追求卓越，都受产权问题的影响。但为什么产权问题现在人们提都不敢提呢？就是因为我们把它意识形态化，把它区隔起来了。

最近二十几年，人们的意识形态热情逐渐高涨。今天要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让人们的意识形态高烧能够退下去。无论是极右的意识形态还是极左的意识形态，以一套意识形态判断的基本要领来衡量中国的改革，都是不得当的。

六、“特色”不能掩盖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轮廓和要领

共识网：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中国特色。那么，现代政治体制有没有一些普遍的东西？

任剑涛：就现代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普遍性与特殊性需要兼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具有中国特色。但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西方特色，无论是现代特色还是传统特色，无论我们给特色进行多少细分，都不能改变现代政治体制的一些基本轮廓和基本要领。这些基本要领，我们不要去穷究它的历史来源，否则会陷于要西方还是要东方，认传统还是认现代的对峙性思维陷阱。把这样的对峙性思维放到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天平上，人们就会陷入要马列主义还是要自由主义的对垒，这样一下子就堕入意识形态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对立的政治思维，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观念导因。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们不可能以万丈热情谈论来一揽子地规范现代政治体制。现代政治体制需要在改革中合理并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零星的逼近过程。改革的具体道路，毫无疑问是有中国特色的。但除开中国的国家特色以外，其基本的现代轮廓是确定的，它的几个基本特征早就呈现在人们面前。

第一，现代政治体制必须解决“权力属于谁”的问题。这是因为，无论一个人倾向于西方还是东方，认同传统还是现代，主张马列主义还是其他，只要涉及政治体制问题，都无法回避“权力属于谁”的提问。不回答权力属于谁的问题，政治体制根本就无从设计，谁掌权的问题就更是无从解决。权力的有效运行，也就完全溢出人们的视野。这与所有制、与意识形态，没有太大关系，是一切政体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如何行使权力呢？自然是民主地行使权力。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民主不是摆设，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民主用来解决什么问题？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如何真正变成人民手中的民主权利。人民如何行使权力呢？一个最简单的认证就是，全国人大作为代表人民行使日常立法权力的机构，代表的来源有多少人民性。众所周知，全国人大代表中党政官员占代表最大比例。加之人大的运行是一种议行合一机制，自己定规矩，自己执行规矩，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合适吗？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大制度建立六十周年讲话的时候，特别强调人大需要进行大力度的改革，其改革的宗旨，就是要落实权力从“民意”上归属于人民到“实际”上归属于人民。

第二，解决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授权公职人员行使国家权力的问题，那么党政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也就是党政官员怎么行使权力，就变成了关键的问题。古代社会，无论东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高度集权。订立规矩、行使规矩、判断规矩行使状态的权力，都归属于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一切国家权力假如归属于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这种权力归属条件下行使权力的方法，显然是不会太合理的。原因在于，权力在没有分割制衡的情况下，很容易自大。权力的自大，其危险远远超过权力的自肥。由于普通居民对发财的渴望太强烈了，所以对权力的自肥更为愤慨。但权力为何能够自肥呢？那是因为权力的自大。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够掌控一个独大的权力，凭什么跟其他人或组织分享呢？而权力带来的利益，就更不会跟人分享了。这就是权力腐败最重要的导因。

在这个意义上，一定要对权力加以分割制衡。譬如，在非政治性司法里，司法可不可以相对独立呢？这个相对独立，我们姑且不把它算作独立的权力，而只算作独立运行的权力行不行呢？从权力分离制衡的机制上讲，是不是一定要坚持议行合一的体制？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独特问题。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说，权力分离不利于国家统一，权力分离不利于国家权力的高度整合，权力分离不利于国家权力与社会的有效互动。这类主张，哪怕是极左的主张，都有它的客观依据。但是，要不要解决纠缠在一起的权力造成的低绩效、高腐败等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以权力的自大来庇护权力的自肥，就是以不加限制的权力来为腐败辩护，而且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辩护。这是一些左派，尤其是极左派朋友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第三，对现代政治来讲，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呢？应该是人民享有国家主权，以权力委托的方式，让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及其从业人员去行使这种权力。这样的划分，并不是一种区隔政府与人民的做法。我们不能说划分权力与权利，就是挑动社会跟政府对立、人民跟党对立，促使他们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好像这样的体制安排完全是西方的一套，而高度混一的权力似乎才是中国特色。这就把党权、国权、政权与法权混为一谈，完全无法建构起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其实，中国的执政党是非常明智的，承诺了公私两个不同领域的运行逻辑：人民有其私人生活的领域，在其生命、财产、自由权利方面，国家力求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这正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让人民生活得“安心、舒心、放心”。换言之，中国必须鲜明地突出一个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要克制住中国古典传统里“窥私癖”这样一种狂热的冲动。要严格区分个人的公共主张和他的隐私生活，认定这是两重世界。这不是说我们自觉地分裂人格，而是说在个人的隐私生活天地，我的私隐不让你窥视，他人、社会和国家都不应该暴露我的隐私并视为“嘉年华”。简单讲，所谓私人领域，就是以家庭和家庭氛围为主的领域；公共领域，就是关系到你、我、他共同事务的领域。一个人，可能在私人领域里违背公共道德，但只要不犯罪，国家都必须保持一种克制的态度，尽量不去武断地干预私人生活。一个国家，能不能有效克制“窥私癖”，是能不能保证公共权力公共运作的最重要前提。

坚持我们的私隐生活，是不是就应该拒斥人们去面对公权，是不是就应该将之彻底私密化了呢？换言之，一个人是不是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关心其个人私利的满足就行了？对于公权，可以完全采取一种放纵的态度？公权想干吗就干吗，可以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当然不是。对任何一个公民来讲，私人生活、私人领域的成立，意味着他只是在生命、财产、自由等有限权利领域中捍卫自己手中保留的那份契约权利。相对于一个私权领域来讲，对公共领域，他干预的热情不应该是更低而是更高。因为，一个人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让渡给公职人员去行使，他行使得怎么样，我能不关心吗？人们的公共欲望一旦被刺激起来，就会明确意识到捍卫私权与规范公权的同等重要性。就此而言，中国人就不会老是有一种“搭便车”的心理，总是想指使别人出去干预公共事务，让人家给自己出头，最后枪打出头鸟，出头鸟一旦遭殃，大家还反过来指责你活该。这种“搭便车”的心理，造成了大众对公共问题的普遍冷漠。

不过，在现代政治里，特别强调政治生活中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似乎“沉默的大多数”之存在，是政治参与之癌。这也是错误的看法。因为，对政治生活来说，从来就是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只有那些行使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权利，且有表达能力、参与能力、组织能力的人，才会代表社会公共力量，向公共权力表达自己的公共意志、人民主权。“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命题，假设了一个人人都参与政治的前提，似乎每一个公民都高亢得变成一个不可遏制的政治狂，才是一种正常的参与状态，才避免了所谓的政治冷漠。这也是必须矫正的看法。

公私生活，应该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私”的时候，我愿意躲进我的私人天地里，想干什么干什么，我的生活非常放松。当我们干预公共生活的时候，可以根据公平、正义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推动人们参与公共生活，追求公平正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强调人人崇尚法律，诉诸法治手段解决问题。其实，这就是要塑造一个公私生活的平衡状态。如果公私领域有一个健康互动，权力就不至于被滥用。你一滥用权力，就有千万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你。如此，就能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所强调的，掌握公权的人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即是说，公职人员不再寻求以手中的公权满足自己的私欲。对于私人生活来说，由于芸芸众生不是上帝，他们总会有自己恶劣的情欲和权势欲，但“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国家不能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强行拔高公众境界，将他们从安居乐业的私人生活领域驱赶到阳光普照的公共领域。一个社会，如果用公权的道德高度去干预和遏制公民的隐私权，这个社会是极不正常的。

围绕这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在寻求现代政治发展时，一定是各有国家特色的。但现代国家的基本轮廓，即所谓政治体制应该是怎么样的，则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轮廓。在这个大致相同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有什么具体的观念，制度怎样去建构，举措怎样去采取，举措之间如何去推进，那就是国家特色及其渐进发展的具体问题了。

七、孤芳自赏是在降低全民族的智力水平

共识网：由于这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改革成就，很多国人产生这样一个感受，那就是他们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很好了。不少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虽然现在我们出现了诸如腐败这样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现在的体制范围内都能解决，小修小补就可以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任剑涛：小满即止，这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一个很大的、文化基因上的缺陷。衡诸历史与现实，国人有一点小小的满足，往往就会止步不前，而且孤芳自赏。这可以说属于井底之蛙的心态，完全显现不出追求卓越的民族雄心和国家雄心。

对于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讲，占到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有五千年辉煌的历史，也有三十五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跃进，当然足以让人兴奋、让人狂喜，甚至让人狂躁而不知所谓。但对一个清醒的民族和理性的国家来讲，作为这么一个历史悠久和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你不能采取一个向下类比的取向，你要有向上攀登的勇气。否则，这个民族何以证明其历史悠久且文化辉煌呢？何以证明三十五年有着伟大的跃进而不是偶尔的碰巧呢？

我们知道，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叫“瞎猫撞到死老鼠”。中国的发展如果止步不前，就很可能被人认为是瞎猫撞到死老鼠。中国的崛起，确实也有历史机运的因素。但在历史机运之外，执政党的领导与国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是中国人把握机运，促使国家迅速崛起的真正动力。众所周知，20世纪下半叶，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狠斗了将近半个世纪，难分高下，因而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缓和过程。恰当此时，我们适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愿意与苏联和美国同时修好，愿意放弃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样的贫困社会主义的遗产，由此，我们营造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内外有利的环境。邓小平等领导人设计的改革开放蓝图，所采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在三十五年间促使中国的GDP跃升为世界第二。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甚至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令世界称羡的发展成就。

但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成就是否足够呢？我们必须狠心一问，才能够透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假如我们很肤浅地认为，这样的成就已经足以让我们夸耀于世，那我们只有承认自己民族的理性精神不足，自我反省能力太低，国家发展的立意不高，所以才对一个单一指标呈现的国家实力如此满足，止步不前。

如果稍稍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人类使命有所领悟，对我们这个国家的雄心有所表达，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状态有一个更高的预期，我们就应该继续努力，顽强上进，真正促使国家成为世界强国，并且对人类有所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领域，虽然我们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以购买力计算甚至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人均GDP还很低，排位在世界第一百位左右，就此而言，我们还是一个较为贫困的国家。而且，在财富的分配上，中国面临着两极写照的尴尬。一极写照是国富民穷，国家所占的改革开放的好处过多，民众分享的好处过少。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国家在GDP总量里所占据的分配比例已经明显失调。改革成就的肤浅认识者不愿意正视的，正是国家发展不充分的显著体现。另一极写照，是贫富的严重分化。体现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官方公布的数据是0.47，民间说已经达到了0.63。无论是0.47还是0.63，都是在危险和极端危险之间徘徊。这证明，在经济领域里，从创造财富到分配财富，中国要解决的问题还非常之多、非常严峻。

放眼经济领域，生产成本高企而绩效低下，环境破坏严重而所获有限，这些问题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由跟我们经济领域相关的行政领域的问题所导致的。政府独大，政府控制社会，在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政府可以无所不为。几任中央领导人都力图在任期内解决大政府的问题，但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足以规范政府作为的法规，需要花大力气才有望实施：“大宪法”的严格执行，构成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主题；“小宪法”（《预算法》）的修改与执行，还需要坚韧的努力才能付诸有效实施。依法治国不能沦为国人所谓“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规划，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落实。

在边际关系受限的情况下，中国各级政府的有限权力如何实施，也是一大问题。一方面，政府权力要不要去限制呢？要不要做小政府呢？中国现有七百多万公务员，加上雇佣的准公务员，共计九百来万人，另外有四千多万事业单位人员，也是吃财政饭的。总的来说，中国吃财政饭的人数接近甚至超过五千万人。一些人还在夸夸其谈，中国公务员人数不算多，应该模仿美国那样的公务员比例，提高人口的公务员比例。在中国，公务员问题岂是一个人口比的问题？对国家权力的规范运转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权力有没有受到限制的问题。控制国家权力，需不需要以依法治国的方式去加以解决？答案是肯定的。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发展到今天，我们在分享了基本保证全民族生存的物质财富的情况下，如何去进一步解决人的发展权问题，已经凸显在国人面前。中国必须超越早期人权报告所说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阶段，进入一个现代人权的发展阶段。现代人权强调的是发展权。发展权就是向社会领域里延伸的人的尊严、人的能力的权利形态。公民要参与，要行使权力。不能说权力当然属于国家，公民只是权力作用的对象。人民作为国家的主权者，既监督权力，同时也要分享权力。但是目前，这个问题不仅社会领域里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即使在党内，分享权力的机会也不公平。这正是几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大力提倡党内民主最重要的原因。要免除分享权力的幕布机制，让权力分享能够透光、全面公开，既让当选者知道自己何以被选拔出来，也让落选者知道自己何以落败，权力的依法运作才有可能，腐败才能有效杜绝。

面对这么多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孤芳自赏？孤芳自赏的心态，只会降低全民族的智力水平。我们的民族长期受到皇权专制的统治。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从此要自己行使权力。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历来读书的人、读书的机会、读书的习惯都受到限制，按照日本著名的比较管理学专家大前研一的读书指数说法，全国居民年均读书不足一本的社会，还是个心智不发达的社会。我们必须开放国家的前途讨论，放开权力分享和个人发展的广阔空间，提升国民的心智，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动心忍性，认真面对，理性思考，求得解决。而孤芳自赏，是极端有害的，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