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向广阔的世界

一九〇五年，朱德年满十九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追求进步、寻求新学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科举考试，在当时几乎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如果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得去应试。按照清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得在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塆只有三十七公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去了。

这一年，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聘三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来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他十九个年头的家乡。

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他那时用的名字是朱建德。在一千多个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二十名中。这是他自己都不曾料想到的。尽管大塆离县城那么近，他一家三代中还没有人进过县城。能够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他们家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这场考试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仪陇县属于顺庆府（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在前往顺庆府参加府试之后，朱德抽空到距仪陇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南部县盐井去参观，听说这里有些西洋机器，他从来没有见过机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朱德和许多结伴同行的考生一起，到了南部县盐井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新机器，却见到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的苦难生活。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从事着奴隶式的劳动，面容憔悴，瘦骨嶙峋。身上除着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住的小屋终年不见天日，还满是臭虫。吃的也仅够维持生命。这种悲惨的情景给朱德脑海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来到顺庆府后，朱德犹如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正如他后来回忆中所说，连大河也是“第一次看见”，“见了大世面”。在府试中，他又顺利地通过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大的变化发生了。面对严重危局的清朝政府正在标榜推行“新政”。他们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宣布：科举考试从丙午（一九〇六）年开始一律停止，并严饬在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学堂。于是，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顺庆府是四川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一九〇六年也兴办起新式小学堂、中学堂。仪陇、营山、蓬安、南充、西充、邻水、岳池、广安八个县的学生都到这里求学。由于科举制度已被废除，朱德还没有经过院试，也就失去了考取秀才的机会。他决定到顺庆府去上新学堂。但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家里老人的同意。原因是他们不相信这种新式学堂能维持多久，说不定哪天就会关门。而且家里已按照封建习俗，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安排朱德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怎么办？朱德只得求救于席聘三老师。席聘三素来重视“新学”，他的话对学生家长有很大的影响。席聘三的帮助，终于使老人改变态度，同意朱德到顺庆府上新学堂，并且东挪西借地给朱德筹措了一笔钱，供他读书时使用。

一九〇六年春天，朱德先考入南充县（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也是府治所在地）官立两等小学堂。在那里，除国文外，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和英文。一学期后，在这年秋季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那里的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美术、体育等。其中，格致（即物理、化学）等科既没有课本，又没有实验室，只是凭老师口讲，学生们记点笔记。但朱德对学习新学的兴趣很高。

这两所新学堂的老师中，有一部分人思想比较进步。南充县两等小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是张澜。顺庆府中学堂的监督先后由张澜、刘寿川担任。他们两人都曾在日本留过学，是当时的新人物，除担任监督外，还给学生讲课。张澜曾经对学生说：现在要亡国灭种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刘寿川和朱德有一点比较远的亲戚关系。朱德在课余常到他家去，听他讲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事情，看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理化仪器和幻灯片。这些对朱德有很大的吸引力。

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读书只有一年时间。他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也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这一年既是他从学习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这时，朱德同社会各方面的交往也多起来了。从他们当中得知成都新建立了一批学堂，包括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是他很感兴趣的，出路也比较有保障。他决意到成都去上学。一九〇七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

成都不仅是四川的省会，也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朱德还没有到过这样的大城市。那时候，成都的社会状况正处在异常剧烈的变动中：设立了机器局、银元局、铜元局、兵工厂，商业很繁荣，开始有了新军和警察，出版了铅印的《四川日报》，街上还出现胶皮轮的人力车。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那样新鲜，使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同这种畸形繁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经济并不景气，城里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穷困的苦力。

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因为怕要亡国了”。朱德到成都时，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在招生。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这所学堂的举办是为着适应各地小学堂陆续兴办的需要，“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招收本科生的条件是“旧日曾读经书略解文义者”。它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唱歌、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朱德入学时用的名字仍是朱建德，被编在甲班。

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朱德对这些教师十分佩服。他在学校里，“读书是读书，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当时，要求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已在成都学堂里流行起来。有一天，一本革命派在日本所办的秘密刊物《民报》，不知由谁塞到了他的枕头下。这本刊物的字迹已被翻得模糊不清，显然已经过许多人的手。朱德在仔细阅读了这本刊物后，又把它悄悄地塞到其他同学的床上。在成都的一年里，朱德的“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开始产生要“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的思想。

这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十二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八十二点三分，其中器械获得了一百分，心理获得九十八分，教练九十二分，算术九十分，学习成绩优良。这两年，为了支持朱德上学，朱家的老人先后为他筹借了二百多元钱，这笔债务直到后来朱德当上滇军旅长时才还清。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这正是变革的年代，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在仪陇这样一个偏僻山区的县城里，尤其是这样。县里原有的金粟书院历来是一班秀才、举人们把持的，对这种新学堂千方百计要进行破坏。

一九〇八年，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来到县立高等小学堂，立志要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但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经过努力，才招来十二个学生。学堂里的教师和办事人员有刘寿川、田玉如、朱德、张四维、李绍沆五人。守旧分子写了首打油诗讥讽他们说：“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他们还向县里诬告学堂的新教师是些“假洋鬼子”，教的是野蛮思想，有损国粹。还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猥亵的课程”，有伤风化。县里就去查封学堂。朱德和其他教师联合社会上一部分进步人士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迫使县里收回成命。

学堂重新开学后，学生从原来的十二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朱德平时对人宽宏大度，但对这种无理的横逆决不能忍受，就教学生学习武术，实行自卫。

朱德是农民的儿子，本来属于很下层的人，现在居然做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自然更引起那些守旧分子的忌恨，受到他们的排挤。当时，地方官家、士绅请客，照例要请老师赴宴。但朱德往往接不到请帖，即使偶尔被请去，入座时也不能在上席。那年孔子诞辰，学堂的师生参加“祭庙”活动，按惯例要给教师每人分一两斤祭祀用的猪肉、牛肉，叫做“胙肉”。可是朱德却连一两也没有分到。这在当时，对一个教师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朱德对这些却毫不在意，认为“不吃那点肉，我倒觉畅快些”。几十年后，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讲到这段历史时写道：“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的经历，对朱德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前，他一直在学校里求学，这是他头一回投身到实际社会中独立谋生。一年来亲历的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冲突，备尝社会上旧势力的压迫和排挤，使朱德懂得许多世事，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加上小学堂的同事里也有人排挤他，使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毅然辞去了教师职务，决心到云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