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进北平，赴上海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标志着新中国将要诞生，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一段风趣的对话。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怎样才能“考试及格”、不退回来呢？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发展生产、复兴经济，使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共产党在准备进入大城市时，对这一点已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能不能发展生产、复兴经济，关系着革命和新生政权的成败，成为当时全局中仅次于军事的重要工作。这就需要有一个经济统帅部，确定一个主管全盘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在进北平前早已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由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重要决定。

当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的薛暮桥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南汉宸同志立即进城接收国民党的金融机构，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至北平。周副主席命我于二月二日赶赴北平，先见南汉宸，协助清查印钞票所需要的凹版机和纸张，计算印刷能力；同时按他的指示去见已先到北平的陈云同志和董必武同志，请示货币发行方针。董老偏重稳定物价，按每月上升百分之十计算。陈云同志说：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应按每月上涨百分之二十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十。为什么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币的印制计划。当时人民币的最大票面额已为五十元和一百元，按陈云同志的方针就应当准备印制五百和一千元的人民币，否则就不可能满足需要。

“我回西柏坡后，立即向周副主席报告。他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告诉我，中财部即将改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同志任主任。”

由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中共中央很早就考虑到了。早在中共中央刚到西柏坡不久的一九四八年五月，周恩来就电告东北局：陈云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七届二中全会，并规定全会的任务之一是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北平解放后、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于二月六日以中央名义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请陈云、罗荣桓日内动身来中央一叙。陈云、罗荣桓因路上融雪不好走，至二月九日到达西柏坡。在西柏坡，陈云住了两个晚上，于第三天返回北平。二月十六日，从北平动身，途经天津停留两天，于十八日回到沈阳。陈云后来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林彪、高岗参加了。我留守地方工作，罗荣桓留守军队工作，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这之前，毛主席打电报来，要我和罗荣桓到西柏坡一叙。我们坐吉普车去的，经过保定，到达西柏坡。毛主席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四保临江啊！同周总理也见了面。我说：东北准备了二十万吨粮食，支援平津。吴波听到这个消息后，老跟在我后面要粮食。周总理说：董必武、薄一波现在搞财经工作，他们讲现在不能大量发行钞票，怕物价继续上涨。我说：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以扩大军队，支援战争，占领地盘，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周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大概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就要我来搞财经工作。

陈云回到中央来搞财经工作，是经周恩来推荐、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薄一波说：“中央把整个财经工作委托给陈云同志，周总理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总理就对我谈过很多次，说：‘在财经工作这一点上，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这充分说明总理完全信任和依靠陈云同志。在信任陈云同志这个人才上，可以说，总理起了不小作用。”

中共中央为什么挑选陈云来主管中央财经工作？一个重要原因是陈云领导财经工作有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他在抗日战争后期主持过西北财经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主持过东北财经工作和接管沈阳工作，都取得突出成就，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

在决定陈云来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同时，也正在酝酿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由于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处于彼此分割的状况，财政经济工作基本上各自为政。随着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央决定在河北阜平县成立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办事处，这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但仍是一个各解放区带“联合”性质的财经机构，是一种过渡的形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柏坡后，周恩来提出：各解放区财经工作不能再搞“联合政府”，要搞统一政府，取消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由董必武任部长，薛暮桥任秘书长，南汉宸负责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并准备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由于董必武不久担任新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财部实际上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在此期间，统一财经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如发行统一的货币，调剂地区间的财力、物力等等。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新中国的即将成立，许多新的更加复杂的任务又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对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考虑将中财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财经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并邀集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人开过两次座谈会，逐条进行讨论，经过两度修改。这个文件，周恩来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传阅时，毛泽东批阅并增写了部分内容，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下发执行。《决定》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的统一问题，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决定》正式提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规定了它的职责权限：

“中央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首先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并加入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为委员，依靠华北政府各部及其直辖的各省市，进行业务。”

“各解放区政府的财经部门，及各军区、各野战军的后勤部门，有责任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与军委后勤机关、卫生机关，供给各项报告和材料。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与军委后勤机关、卫生机关，亦得向各区有关部门发给在中央批准的计划范围内的各项指示。如遇有争执，或指示行不通时，得经过各区中央局、军区或野战军直接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解决。”

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主管中央财政经济工作，是一副多么艰巨的担子。陈云返回沈阳后即着手交代工作，准备挑起这副新的重担。三月二十六日，刘宁一电告陈云：苏联全国工人代表大会邀请陈云出席会议。陈云谢绝了。他回电说：“一因东北财经工作交代后即赴中央；二因自全总成立我均在做政府财经工作，未做工会工作，故准以别人去为宜。”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北平后，周恩来连发四电，催陈云早日来北平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四月十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望陈云同志及其所带干部速来中央”。这封电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杨尚昆传阅后发出。

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又发电报催陈云来中央工作。五月三日，陈云回电中央：

“（一）陷（三十日）恩来同志来电悉。高干会后，我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今日起讨论，估计十日前定赶到北平。

“（二）东北局已令曹菊如交代，力争曹与我同去平。

“（三）其他财经干部一时抽不出，可否缓调。”

在收到陈云五月三日回电前，五月五日，周恩来又起草中央致高岗、陈云电，指出：“二中全会前即决定陈云来中央主持财经工作”，二中全会后“数电催陈云亦均未得复”, “望陈云同志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平，不容再延”。这封电报毛泽东阅后即发，发后再送朱德阅，催陈云来平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看到陈云五月三日来电后，五月七日，周恩来再次起草中央致陈云并告东北局电：“辰江（五月三日）电悉。曹菊如应同来，其他财经干部待来后再商调。”同一天，陈云致电中央：“我九日一定离沈赴平，曹菊如尚未交代完，以后赴平再报。”但是，到了九日陈云仍没有能离开沈阳。又推迟了四天，在五月十三日才离开沈阳，十四日清晨抵达北平。

为什么陈云没有能尽早离开东北到中央就职？主要是因为在东北有两件未了的事情需要他做。一件是，关于辽东争论问题。这件事在以前一直存在着分歧。这时，由于党内个别同志仍有不同意见，需要开会讨论，作出一个基本结论，以澄清是非。另一件是，他主持制定的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需要向东北局报告，以便获得批准后实施。这两件事都很重要。陈云又是一个极认真、极负责任的人，办好这两件事需要一些时间。

中共中央东北局讨论辽东争论问题的高干会议，是在四月十三日至二十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委书记、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副部长，共八十余人。按照东北局常委会的意见，由陈云在这次高干会上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说：关于辽东争论问题，开个会讨论一下很有必要。因为有同志已正式提出与我有关的问题，有的有不同意见，有的不知道经过。另外，我要走了，鉴定一下也好。

发言中，陈云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辽东土改中我的错误与责任”。他的态度光明磊落，说：“扼要有三：一、有很大错误；二、我负这个错误之责任；三、与辽宁省委在土改问题上有过的争论，我错误，他们对。”他指出：东北局对全东北土改的结论是，成绩是主要的，个别县区错误是主要的。这也适用于辽东。但是“错误者的责任在于追求错误之原因，改正错误”。去年三月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结束辽东分局工作时，我就作过检讨，并请萧华传达到各县。四月份我对中央有个报告，也有土改中错误的一部分。有同志说，萧华未传达。我在沈阳开会时，问过萧华，萧华说传达了。检讨的内容是什么？陈云在会上把检讨提纲重新读了一遍。随后作了两点声明：一、这个提纲自我批评可能有面的遗漏（十件只说八件），但自批的精神是充足的；二、不仅在这里而且可传达到各县，也可在党外传达。

第二个问题是“辽东我当分局书记任内坚持的经过”。为了使与会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陈云详细介绍了东北解放战争前期决定坚持南满斗争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这三天所作出的决定四纵“深入敌后做文章”的经过，并且回答了有人提出的“中央纠正之后才坚持的”这种说法。他用事实说话，指出：“中央对行动问题上在这个时间内无指示（我到后至四纵出发），分局与林总、东北局有几个有关行动问题的电报往返，但不是十六日前，而是十六日后，四纵出发后，约计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之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陈云宣读了辽东分局与东北局在这个时间内往返的四封电报。并且谈到对萧华曾经提出的转移一部分兵力到北满的看法。他说：“时间半个月。决定权不是他，而是全体委员会，而且必然是东北局。作为一个过去的负责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允许的。领导机关也允许有第一第二的两步办法。萧华过去有成绩，坚持辽东决定后也积极努力有成绩。”

最后，陈云特意谈到对自己在南满这段工作的估价。他说：我向来不喜欢讲这些，现在有必要讲。在土改问题上，别人去了可能比我去了好。在坚持辽东问题上，有三种估价：陈云“去坏了”; “去不去一样”；去了“有不少帮助”。我“自估属第三种”。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够格不够格？够格”。从哈尔滨出发时，“明知困难，自告奋勇”。

陈云的这次发言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在这次会上，他谈了对自己这段工作的估价，这对陈云说来，是很不平常的。他对存在激烈争论的辽东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毫不含糊。

在陈云发言后，有不同意见的个别同志也发了言。

这次东北局高干会议连续几天讨论辽东问题。在会上，程世才、彭嘉庆、刘澜波、吕东、林枫、郭峰、李富春、张闻天、王鹤寿、张秀山等三十多人先后发言。大家充分肯定以陈云为书记的辽东分局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张闻天在发言中强调，要解决辽东争论问题，首先应该了解，在敌人进攻面前南满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以及党内严重的危机，“有的主张转移，有的主张坚持”。张闻天说：“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了解陈云的作用。”“南满工作的转变，是在陈云来南满之后。陈云对改变南满党内党外的形势起了很大作用。陈云的作用，反映了南满很多好同志的意志，这一功是不小的。”南满在土改问题上，“成绩是主要的，方针基本上是对的”，但在对待中农问题上有错误，“这一点我们并不抹杀”。张闻天还说：我们“向陈云学习的地方有三点：一、谨慎小心的负责态度；二、实事求是的态度；三、自我批评的精神”。

在会议讨论中间，四月十六日，陈云第二次发言。这次发言，针对会上个别同志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四月十九日，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这次高干会的总结。高岗说：当时想到，南满丢掉，北满成问题；北面的打，就是为了南面。陈云去就是为了坚持南满。二十日，高岗代表东北局作高干会的总结讲话。二十三日，东北局就这次高干会讨论的情况和得出的基本结论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指出：

“以陈云为首的南满分局是坚持与贯彻了东北局的正确方针，扭转了辽东在一个时期内的严重形势，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成绩很大；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已作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

东北解放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工作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着手？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订出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在他离开前对如何恢复东北地区的国民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安排。

四月二十二日，高干会开完两天后，陈云就在东北局会议上作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高岗、李富春、张闻天、林枫、古大存、张秀山、李锡五、王鹤寿、顾卓新、叶季壮、曹菊如、吕东等人。陈云本着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在报告中首先回答了计划的范围和可靠性问题。他说：这个计划“主要是国营企业的经济计划”，是在研究了资金、原料及材料、运输和技术问题之后制订出来的。完成这个计划的“初步条件是有的，但困难甚多”。因此“不是 ‘漫天’计划，有较大可靠程度”。

在谈到经济力量使用的重点时，陈云指出应该放在恢复工业上。他说：我们目前的财政支出情况是，要“负担东北野战军七个月经费，军事费用占了很大的部分”; “国民经济投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一二，其中工业投资占百分之二十六至百分之二十七”。工业投资的重点是恢复重工业。比如，鞍山、本溪的钢厂，抚顺、本溪、阜新的煤矿，有色金属，机械工业，小丰满水坝，火力发电，等等。

谈到物价问题时，陈云说：“力争物价相对稳定，力争涨价不超过百分之一百，争取只涨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他提出力争物价相对稳定的三道防线：财政开支不靠发钞票；准备了物资；收营业税和卖公债。

谈到铁路问题时，陈云强调铁路运输对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说：国营经济建设的第一条链子是投资，第二条链子是铁路。“每天装车量有多少是中心问题。”东北现有车皮为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辆，每天平均装车三千辆，周转率为四点五天。要照顾“铁路第一”的原则，使火车快装快卸。要不惜花钱，把铁路修好，减少徐行。

谈到成立总会计局时，陈云从管好和用好资金的需要出发，说：这是一个“总账房”, “使现金能集中我手”。“将来经济的管理机构是：一、计划委员会；二、总会计局；三、统计局。”

谈到明后年经济工作的方向时，陈云针对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说：寻找工业投资来源的办法是“以猛烈方法刺激农业副产品的生产和增加棉田”。如能出口三万吨猪肉，等于增加二十万吨粮食；生产三亿个鸡蛋，等于增加十万吨粮食。要增加棉田，就要给棉农以很大的便宜，不收公粮，与粮食比价定为一比十五至十七。猛烈刺激农业副产品的生产，表面上是不赚钱的，实际上通过税收还是赚了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办法基本上靠征收公粮和制定价格政策。

四月二十三日，东北局继续开会。叶季壮、吕东、余光生等分别就财政问题与商业问题、工业问题、铁路问题作补充发言。五月三日，东北局讨论陈云报告的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并通过这个计划。

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又有着最大的连成一片的老根据地。制订好东北的经济发展计划，对陈云准备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陈云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结束时到东北开辟工作的。他参与了领导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这四年，对他来说，是很不平凡的四年，也是很重要的四年。

陈云离开沈阳时，他和于若木的第四个孩子兰兰刚出生不久，妻子和孩子们仍旧留在沈阳。陈云带着一个小女孩，那是毛泽东的大女儿娇娇（即李敏），她是去北平看她的爸爸的。

火车到山海关被堵住了。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咽喉，来往车辆多，加上当时的铁路交通正处在战争破坏后的恢复过程中，常有列车被堵。幸亏有吕正操在现场调度，很快就疏导好了。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接娇娇去香山，陈云等人直去中南海。

周恩来曾提出陈云“带干部速来中央”。然而，陈云并未带其他干部进北平。周太和回忆说：陈云“只带了我（秘书）一人及警卫二人共三人。陈云同志强调，到新岗位任职，应当就地取材，绝不能随带袖筒里干部（指熟悉和亲近的人），要引为戒律。”

当时，毛泽东还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为工作方便已迁居城内的中南海。陈云被安排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他和周恩来朝夕相处，共商财经大事，还经常一起去香山参加毛泽东、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会议。后来，毛泽东要搬到中南海居住，周恩来考虑到自己住的院子比较安静，就让出来请毛泽东住。那就是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一直住到一九六六年的菊香书屋。周恩来搬到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办公、居住。陈云搬到与中南海一街之隔的北长街七十一号（后改为五十八号）居住。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一栋二层小楼毗邻著名的故宫护城河。从二层陈云的办公室里望去，一片金黄的琉璃瓦顶在夕阳下熠熠生辉。

陈云到北平后第一件事情是物色干部，找租房屋，筹备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物色干部，焦善民回忆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中财委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难以做好财经工作。而实际情况是，不要说我们党由于长期处在农村，长期进行革命斗争，缺乏经济建设的人才，就是旧中国，也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这方面人才。怎么办？陈云同志的办法是不拘一格，广泛招收人才。”陈云“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 ‘五湖四海’、‘就地取材’。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因此，一开始，华北的干部用得比较多。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各个大区的干部。另外，陈云同志还特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他曾经说过：‘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起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人是陈云进北平后很快注意到的懂经济的党外民主人士。陈云经常同他们交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一天，晚上十点钟了，陈云还要章乃器给他上课，讲外汇问题。五月二十日，章乃器给陈云打电话说，千家驹和沈志远要和陈云谈谈。二十一日，陈云约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到自己住所谈了几个小时。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提出：向香港商人购买棉花应尽快着手。陈云就请章乃器代他起草给香港钱之光的电报稿，加以落实。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提出：上海解放后，外币应禁用禁持。陈云就请千家驹写个禁用禁持外币的意见，发给上海、华东。千家驹曾回忆他把起草的电报交给陈云看时的情景：

“我们拟了一个电报稿给他看，他完全同意，并照发，仅在后面改了一句话，我们的电报原稿是‘希即照此办理’，陈云改为 ‘以上是我的意见，请你们考虑。’他向我们解释说，上海的情况我们不十分了解，万一上海的情况与我们了解的有出入，这样他们便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情况属实，他们一定会照我的意见办理的，也不必用命令式的语气。陈云这种工作作风，给我以很大的启发。”

谈话中，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还表示想多做些事，陈云就财政经济工作出了些题目请他们研究。

六月八日，华东财委来电希望允许马鞍山铁砂照旧出口日本。陈云征求章乃器、千家驹和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专家的意见，他们同意出口。陈云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致信周恩来，指出铁砂出口可以换进外汇、维持工人生活、照旧生产。得到周恩来同意。

陈云知道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交往多，熟悉党外朋友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闲置党外财经人才，他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一再敦促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

在筹备建立中财委过程中，陈云还从各大区选调干部。沈鸿说：“北平解放以后，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随华北工业部来北平任华北机械公司经理。大约在当年五月间，周太和同志打电话来，要我去中南海见陈云同志，我按时而去。一见面他就说：四年不见了，我们山沟里的老办法已经不够用了，现在要管全国的大事了。你就来中财委工作吧。我欣然受命。十几年前读过的《苏联五年建设计划》那本书，又在我脑子里回旋起来。就这样，我就任中财委重工业处处长。”此外，“还从各地调来了地委专员以上的领导骨干二十多人，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专家学者十五六人”。

找租房屋，这在当时即将成为全国首都的北平也决非易事。尽管北平军管会所属的物资接管委员会已接收了一批原国民党政府及官僚资本家的房产，但远远不能满足即将成立的全国性的众多领导机构的需要。

筹建中的中财委在东交民巷找到一座房子。它是物资接管委员会接管的原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的房产，早先是日本正金银行北平分行。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西洋式建筑，两面临街，南临东交民巷，西临御河桥（现正义路），房子上面在临街的西南角上有一个漂亮的塔楼。一楼朝东交民巷是一个营业大厅，营业大厅后面有几间高级职员的办公室。

从营业大厅的西北角走进一个椭圆形的过道，再走进朝西开的门，就到了陈云的办公室。大部分人在二楼办公。刚开始时，华北财委二三十人，华北工商部四五十人，办公的房子还勉强够用。随着中财委筹建工作的开展，人员日渐增多，办公用房日益拥挤。周太和回忆说：“那个时候房子真挤，陈云同志办公室里的洗手间就是曹菊如和钱之光的办公室，挤到这个程度。”

大多数干部不仅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而且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房子。有的人甚至没有见过也不会用抽水马桶。中财委的领导就进行教育，说：“进城了，跟农村根据地不一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面对的是新情况、新环境、新任务，都需要尽快熟悉、学习和适应。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在这座西式洋楼里住了一个多月。由于人手增多，实在挤不下，就决定另找房子。当时，周恩来要把中南海西花厅让给中财委，陈云无论如何不同意，说：“西花厅只能做政务院的住地。”结果在朝阳门内大街找到了一座房子，人称“九爷府”。那是清朝道光皇帝第九个儿子奕的住地。因奕后来被封为孚亲王，所以又称“孚王府”。有人对陈云说：“那里比这里大多了，有好几进大殿，但很旧。”陈云说：“旧不要紧，只要够住就行。我们不是为了找好房子。”于是，就搬到“九爷府”办公。

筹备建立中财委，从陈云进北平到宣布成立，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

五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二十日，陈云到香山同朱德、刘少奇等一起出席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在讨论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的同时，研究了财政经济组织机构的设置问题。

那时候，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中财委先置在中央军委之下。五月三十一日，刘少奇根据香山会议讨论研究的情况，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大纲对建立中财委的目的、组织机构、职能等作了说明。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对大纲草案作了阅改。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大纲草案对中财委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的规定，比三月二十日下发的《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更加具体了。

六月四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领导。在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邀请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会上，刘少奇作报告，他说：

“关于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因为军事上得到很大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如要把生产搞好，许多事必须统一，而且许多事可以统一，但需要总的统帅机构。建立统一的财经机构本来可以等联合政府成立。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即使从现在就着手，直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是不是可以做得很好，还成问题。现在开始着手做统一工作，又怕统一得过多。中国地方很大，很多呈有地方性，需要分别办理。”

陈云在会上讲话，先讲了几句开场白：

“我才从东北来不久，军委会指定我参加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建立中央财经机构的大纲草案已经发出去，请大家讨论。”

这是他进北平后第一次在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面前公开亮相。尽管此时许多人还不熟悉他，但此后他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接着，陈云就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必要性作说明：

“以往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有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也需要研究。例如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又如天津解放后，就有了西北地区通过天津进出口物资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的财经机构来解决。”

陈云认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这件事很大，需要党内外同志合作。财经委员会内部也要合作。各部门之间，如工业、农业、交通等部门之间也要合作”。“中国地方又太大，交通不便，需要地方机构与中央配合。”“总之，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重视大家合作，这是此后中财委作为中共中央的财经参谋部和具体工作的指挥机构，不断取得出色业绩的重要保证。

在筹备建立中财委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做陈云的副手。薄一波回顾道：“毛主席找我谈话，要我到中财委任副主任，协助陈云同志工作。我说，中央要我到财委协助陈云同志工作，从内心讲是很愿意的，可以多学习一些东西；但我还有华北局的工作，也是一个重头，一身二任要误事的。毛主席说，那你就把华北局搬到财委办公嘛！从这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转到了中财委。”从这时起，陈云、薄一波便成为中央财政经济统帅部的搭档。

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建完成。七月十二日，陈云主持召开成立会议，他先作自我介绍：“我叫陈云，就这样子，身体不好，一月感冒两次。”这朴实、幽默的几句话，一下子吸引住了全体与会者。接着，他宣布，中财委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本身有六局一处：计划局、人事局、技术局、私营企业事务局、合作事业管理局、外资企业管理局和秘书处。下属十三个处、行、署、部、会：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中央铁道部、中央交通处、中央燃料处、中央金属处、中央纺织业处、中央工业处、中央农业处、中央林业处和中央水利委员会。

在筹备建立中财委的同时，陈云已开始考虑并处理全国性的财政经济问题。如城市生产的恢复，特别是纺织厂的开工及解决作为原料的棉花问题，交通运输的恢复与发展问题，酒专卖与税收问题，金融物价问题，统一对外贸易和外汇管理问题，等等。其中，许多是过去没有经验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陈云还作为中共代表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协商建国大计。

七月下旬，陈云赴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稳定金融物价，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对刚刚成立的中财委的严峻考验。

从东北进关后，财政经济工作的局面发生很大变化。有人问陈云：“怎么办？”陈云说：“根据情况办事，过去是 ‘小摊摊’，现在要搞大城市的 ‘大买卖’。”以后，他又多次陈述这个观点。针对筹备建立中财委抓经济工作，陈云说：“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最早红军时代谈不上什么经济工作，就是有个把事务长，以后有了根据地，再后有了边区政府、人民政府，也有了供给机关、贸易公司等等，一步步地扩大。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

陈云所说的“大城市”，首先是指上海。它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长江流域的“巨龙”之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经济状况如何对全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上海又是陈云早年曾经长期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他自进北平担任全国“财头”之日起，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上海的经济形势，并指导处理上海的经济问题。

上海解放前夕，陈云已提出要充分认识到上海解放后“维持上海纺织开工之重要性”。他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说：“估计到三个月内购买三万吨左右的棉花，将有四五百亿的发行，因此可以助长物价若干波动的，但上海纺织之开工与一时苏鄂物价之波动相较，前者利大弊小。同时估计到购棉款散于两省的许多县，并非集中一地。又估计到有了棉花，即可以纱布在市面回笼。总之，利多害少。”当时，上海的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四，上海的纺织厂纱锭二百二十九万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的纺织厂的纱锭如果停转，不仅将严重影响上海的经济，而且会严重影响全国经济。以增发人民币收购棉花来保证上海纱锭运转，这是陈云根据面对的复杂局面权衡利弊后作出的决策。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但有十多天时间，人民币挤不进上海市场。银元投机猖獗的电报不断送到陈云案头。他在北平参与指导了上海市军管会同上海旧经济势力之间的“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就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以人民币一元收兑金圆券十万元。六月五日起，严禁金圆券在市场上流通。由于国民党政府大搞掠夺性的通货发行，随着平津解放及大军渡江，金圆券的信用已接近于零。收兑工作十分顺利，七天内共收兑金圆券三十五万九千亿元，约占国民党政府全部金圆券发行额的百分之五十三。上海市军管会还采纳千家驹等早几天提出的关于禁用禁持外币的建议，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然而，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上海证券交易所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每天麇集着几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人数更多。原来一块银元值一百元人民币，六月三日涨到七百二十元，六月四日突涨到一千一百元，涨势仍在继续。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使用的本位币，人民币只起辅助作用。到六月四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二十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货物。有的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如果金融物价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市场秩序混乱，人心波动不安，发展生产和复兴经济都无从谈起。

六月四日，华东财委向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情况，并提出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六项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

六月五日，上海市委再次向中央报告银元猛涨严重影响人民币信用的情况，决定采取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的方针，提出包括华东财委六项办法在内的五项主张：

“一、经过报纸及座谈会等方式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

“二、抛出银元（我们约有五百万元），三四天内把银元价格不断压低到六百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希望武汉亦采取共同行动）。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来全面取缔银元贩子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一二个最大的银元投机家，给以最严厉的处分（如逮捕及没收）。

“三、人民银行所管辖和领导下的各银行一面收兑银元，一面举办折实存款，以解除小市民对纸币的顾虑。

“四、贸易处出售米、煤、盐、油，并抛出人民币吸收工业品，以解决工厂资金困难，并使工业品缓慢上涨（收进时同时也抛出一部使人民币和物资结合）。

“五、对失业工人及贫民进行必要的救济工作（详另报）。”

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在电告中央后，相继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宣传攻势。六月五日，抛出十万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使价格回跌。全市举行了“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在全市集会上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这两手收效仍微。十万银元被投机商人一吸而空，六月七日银元每元的价格涨到一千八百元人民币。投机者把政府的警告当作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六月七日晚，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十二个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陈云在看到华东财委六月四日电和上海市委六月五日电以前，已看到华中局谭政、陶铸六月二日发来的报告武汉银元投机猖獗的电报。在获悉华东局即将采取断然手段后，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同银元投机斗争方针及策略的电报稿，拟以中财部名义答复华东、华中。最后，这份文件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六月八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并告谭政、陶铸、华中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指示》分析了大军渡江、南京政府完全垮台后新解放区金融问题的新情况：

“（甲）金圆券不打自倒。因此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

“（乙）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我币，而且增加了我币推行的困难。”

由于以上两种情况，沪、汉两地银元占领着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估计将来解放长沙、广州等城市时，也会有相同情况。《指示》指出：“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圆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因此，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指示》提出下列五项办法：

“（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

“（乙）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另外请考虑是否可预征若干种税款。

“（丙）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但应避免向工厂商店普遍摊派公债。

“（丁）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

“（戊）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来支持南方新区货币阵地。通汇之后，原来物价较低的老区可能因此物价上涨。但如果沪、汉地区我币不能占领市场，在大军南进发行更多的情况下，沪、汉及南方高涨之物价会促起老区更猛烈的物价上涨。此点亦请华中、西北、东北加以考虑，提出意见。”

得到毛泽东赞同并接到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后，六月十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二百多名证据确凿的银元投机操纵者。接着，又陆续采取若干经济步骤。采取查封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投机操纵者这一政治手段，对银元投机活动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取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还必须采取经济手段。陈云为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中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为根绝银元投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上海市军管会在同旧经济势力“银元之战”的交锋中取得了胜利，为日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在关注上海金融情况、参与指导“银元之战”的同时，陈云还密切关注着上海的交通运输情况。他要求查明：在上海及沿江我们共接收多少轮船，其中海船、江船各多少，各船吨位大小如何？民营海船、江船各多少，各船吨位、大小如何？上海与华北之海运及沪汉间江运共需要多少吨位的船只才够用？在港、台、穗的民轮有否返回解放区之可能，何时可返回？查明这些情况是为恢复与发展上海交通服务的，而恢复与发展交通是打破敌人对上海的封锁、活跃城乡交流、恢复与发展上海经济的前提。否则，煤、粮、棉等物资运不进上海，上海的工业品运不出去，上海的经济就活不起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财委决定在上海举行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会议（西南地区当时尚未解放），即上海财经会议。

那时候，解放战争还在广大的南方和西南地区进行，作战费用、六百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以及包下国民党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需要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这是在形势胜利发展中的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不能不面对如何稳定金融物价、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问题，上海尤为突出。那是一个异常艰难而棘手的任务。

“银元之战”告胜后，上海市场物价平静了十多天。由于货币流通量猛增、海口遭封锁，投机家由银元投机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六月下旬物价开始波动。六月二十三日每石大米的价格是人民币一万一千七百元，七月十六日升至五万九千元，七月十八日更高达六万五千元。上海等地人民普遍担心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各地财经工作人员也感到形势严重，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七月初，华中局电告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陈云赞成华中局的提议，并提出在上海召开，请东北、西北也派人参加。陈云认为：“由于沪汉两地是全国经济要地，又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支援沪汉。为此，东北、西北亦可派人出席。即令许多情况尚未熟悉，因而会议不作什么重大的决定，但各解放区彼此了解情况，以便知道相互支援力量的可能与大小也是有益的。”在此期间，原来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准备率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离上海回北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华东局工作及大军渡江与接收南京、上海、杭州情况。邓小平说明上海情况严重：“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邓小平与陈云面谈上海情况，“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分重视邓小平的报告，决定委托陈云去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

七月十六日，周恩来批发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致华东局并华中、东北、西北财委电：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并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陈云带领华北财委及中央铁道部同志出席。华中如邓子恢同志不能出席则由范醒之出席。东北、西北出席此次会议，对商讨全盘金融贸易财政问题，均有必要与好处。东北因富春不能离开，故请叶季壮参加。西北则请贾拓夫参加。”“希望在此次会议上找出一些支援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阵地的办法。”同天，陈云致电东北局财委李富春、叶季壮，转报邓小平所谈上海情况，请在叶季壮离开沈阳赴上海参加财经会议前，研究东北可否挤出十五万至二十万吨带壳粮支援上海，并准备从上海迁一部分工厂学校到东北。

华东局请陈云提前几天到上海，为会议作准备。七月十九日下午，陈云带领宋劭文、钱之光、曹菊如、章乃器、千家驹和秘书周太和等乘火车离开北平去上海。有人问陈云：“为什么要去上海开？”陈云指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

陈云抵达上海的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已送到饶漱石、陈毅手上：“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向你们面达，陈云已于午皓（七月十九日）动身来沪。”“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七月二十二日，陈云一行的火车行驶到昆山附近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千家驹回忆上海之行时说：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说要到上海去开一个会，问我与章乃器能否同行？我们同意了。陈云包了一辆专车去上海，同行的除我与乃器外，全部是共产党员，我记得有叶季壮、宋劭文等十余人。我们的专车过了真茹，蒋介石的飞机出现了，专车立刻停了下来，我们都跑到火车下伏在轨道上去隐蔽，飞机并没有投弹，开了一阵机关枪把火车头的水箱打坏便飞跑了。那一阵子，蒋介石的飞机几乎天天来扰乱，对火车一般只打火车头，并不投弹。”

“我们的专车被打坏了车头，上海调拨了火车头来，才得以安抵上海。抵达上海车站时竟没有一个人来迎接，因为火车误点了。我们派人去通知站长，不久上海铁路局局长黄逸峰来了，才把我们送到百老汇大厦（后改名上海大厦）住了下来。”

陈云抵达上海后，连续四天一边听汇报、调查研究，一边为会议作准备。

七月二十七日，各解放区财经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分综合、金融、贸易、财政四个小组进行讨论。八月八日，陈云综合四个小组初步讨论的意见，在大会上讲话，提出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初步看法。陈云开门见山，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帮助南方前线解决困难，同时交换一下意见，看看明年全国的财经情况怎么样。怎样认识和解决目前的困难？陈云的指导思想是：“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要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接着，陈云就敌人封锁，工厂搬家，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调拨与运输，工业生产，金融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对策，指导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

这时，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是上海的厂校及人员是不是要疏散。上海曾向中央提出进行疏散的意见，陈云也曾打算从上海迁移一部分工厂学校到东北。到上海后，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并综合与会者意见，改变了原有设想，决定立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大决策。他说：

“这件事情要慎重。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

这件事从决策方法上也提供了启示：原来的设想，经过调查研究，如果发现与实际不甚相符，是可以而且应该改变的。解决面临的困难问题，既要考虑眼前，又要考虑长远；既要着眼于局部，又要着眼于全局，思前想后，思此及彼，慎之又慎。

那末，上海极端缺乏的粮食和棉花及其运输问题怎样解决？对于粮食，陈云主张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粮到上海；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它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对纱厂所需棉花，陈云认为可通过调集存棉、组织收购新棉来解决。关于运输问题，陈云说：“运输是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煤、粮、棉的供应都会很困难。”“华东财委要把运输看成一个重要问题，好好组织，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华东局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会议，还研究了财政经济工作中的全国性问题。陈云强调处理这些问题必须有全局和统一的观点，不能只从地方的局部利益出发，各自打算。他说：

“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抱怨是没有用的。个别地方采取 ‘自卫’办法，即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办法，是用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地统一使用。有人提出，两广、西南可以另发票子，说这是为了照顾后方，对后方有好处。但是，如果这样做，前方是否受得了呢？这种票子与人民币的比价假如不变，等于是一种票子；假如常常变动，则对前方的物资供应会发生很大问题。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

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突出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军费、修复铁路的费用、工业投资、农产品收购，政府开支很大，收支难以平衡。陈云提出，除了发票子外，还要搞好整顿税收、发行公债、精简节约、调剂物资等工作。对发票子、加一点税来解决财政赤字会不会带来大的问题？陈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抗战前，全国的货币流通量（包括地方币）为二十多亿银元。经过了十二年战争之后，生产与货币流通不正常，发行量应该少一些，假定打两个对折，还应有五亿多银元。可是，现在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只相当于一亿至一亿二千万银元，数目还是很小的。我们的税收数也不大。特别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

会议开了整整二十天。八月十五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陈云在总结中回答了目前财经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各种具体问题：一、发行公债问题。要运用调剂通货、调剂公债发放数量、调剂黄金和美钞收进的数量三个手段，“使其服从一个目的，即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的状态，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二、纱厂生产问题。“上海纱厂搬不搬，这个问题应该决定下来。如果工厂搬家，那里需要有厂房、动力及辅助工业等。搬了，这里工人失了业，那里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三、收购土产和资金问题。组织统一的花纱布公司和统一的土产公司，“该收购的要及时收购，该抛售的要尽快抛售”。四、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五、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要统一管理。六、实行内部贸易自由。七、接收旧人员问题。“对旧人员要训练、改造和使用”。八、野战军与原属地区的关系。“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九、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各地区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十、保证上海的供应问题。中财委已从东北调来二十万吨大米给上海。“今年秋天要在南京、杭州间集中六亿至八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现在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上海对运输特别是内河航运，要花很大力量去加以组织。”十一、充分利用电讯局。十二、召开各系统的专门会议。最后，陈云对各地财委与财经工作者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

“第二，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现在各地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财贸等处。有些可以设秘书或委员，如工业秘书、计划委员等，负责看有关材料，动脑筋，考虑问题。这光靠下面的业务部门不行。现在工作范围很广，任务很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应付不了。人员从哪里来？由上面派不可能，要从业务机关抽。抽二三等的不行，要抽一等的。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现在我们不但要应付国内，还要在国际经济中周旋。这样，就需要党内外人士团结起来，根据地的、做地下工作的，外来的、本地的，没有哪一方面的也不行。总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

财政经济工作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着手，确定怎样的指导方针？上海财经会议明确了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观察与思考财政经济问题，着眼于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来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考虑了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问题，决定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提出了发行公债、在乡村抓紧征粮、在城市抓紧税收、精简节约、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等等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采取了全国各地调拨物资支援上海的应急措施。这样，就把整个财政经济工作的大盘子摆好了，各项工作得以井井有条地进行。毫无疑问，这是建国前夕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财经会议。

上海财经会议结束后，陈云仍留在上海继续探讨如何落实会议各项决定，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发行公债，并与各界代表人物广泛接触，开座谈会，调查研究。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支援战争、恢复经济，陈云主张在八月至十月这段青黄不接时期内发行公债，减少货币发行，使物价不致过分波动。他在八月八日上海财经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公债发行的数量确定为二千四百亿元人民币；发行对象主要是城市工商业家；偿还期限为三年，每年偿还三分之一，年利四厘。为便于在会议结束后由各区代表带回发行公债条例公布实施，陈云于八月十一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公债发行的数量、对象、时间以及偿还期限和利息，请中央批示。十四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陈云电，由朱德、周恩来阅后发华东局。电报请陈云答复：二千四百亿元的用途；为什么需要二千四百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利息四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为什么规定明年十一月起还本付息，三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看得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发行公债问题十分谨慎，考虑得十分周到。

收到中央电报后，陈云立即同华东及其他地区与会者研究，第二天回电中共中央，对上述五个问题一一作出答复。

一、关于二千四百亿元的用途。陈云先算了一笔账。因为解放区日益扩大，人员继续增加，加上修铁路和军费等，收不抵支，八月至十二月，全国财政赤字为五千八百亿元。为保证纺织业和农副产品的继续生产，收购棉花和收购出口的茶、丝、桐油、烟叶等农副产品需现钞三千五百亿元。两项合计为九千三百亿元。接着，陈云指出：目前江南农村及小城镇，人民币并未占领市场。因物价波动，交换多以大米计价，目前大米价格突出，与战前物价比较，大米价格超过工业品价格一倍左右。此种情况如不改变，对工业生产十分不利。改变的办法在于随着秋粮登场，争取物价能相对平稳，货币下乡，改变以大米计价为以货币计价，缩小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倒剪刀形差额。可是，发行九千三百亿元公债不可能争取实现这种情况。而且，发行公债二千四百亿元，只占货币发行额的四分之一，但对金融上所起的作用很大。最后，陈云把二千四百亿元公债的用途概括为四条：弥补赤字四分之一；减少物价波动；易于收购土产；帮助货币下乡。

二、关于二千四百亿元数字的确定。陈云先介绍它的经过：华中两次来电，要求华中一地分两期发行一千六百亿至二千四百亿的公债，数字很大。会上提出过三个方案：一千六百亿、二千亿、二千四百亿。最后大家意见按二千四百亿准备。因为京沪杭三角地区殷富户普遍存有黄金美钞，公债目的虽在收回人民币以减少发行，但事实上势难完全拒收黄金美钞，故华东拟在公债中接收三百亿元价值的黄金美钞。接着，陈云说：债额定为二千四百亿，而不定为二千亿或一千六百亿，是因为八、九、十三个月的财政收购发行数字共约六千亿，而公债收回之数字除黄金美钞外只有二千一百亿，在放多收少中银根不致过紧，如出现过紧而不利于工商业时，可以延长缴款期限或减少推销数字。

三、关于工商业家对公债的态度。陈云认为，公债以劝购、派购形式推销，工商业家内心不会拥护，但公开积极反对者估计也只有少数。大中城市游资很多，二千四百亿元为数不大；另方面债币下乡有利于物资交流，又可刺激工业的恢复，这种影响对于工商业特别是工业资本家是有利的。把发行公债的好处对工商业家讲清楚，并采取各大城市代表会形式加以讨论，通过工人劳动者及舆论方面赞助购债，则工商业家亦会承受。

四、关于利率问题。陈云说：公债用折实办法，利率四厘相当于半年定期折实储蓄利率。现在上海有许多工商业家要求折实储蓄（因生产处于半停滞状态，又不好做投机事业，但又不愿做长期储蓄），利率四厘适合于正常储蓄利率。

五、关于三年期限是否太促？陈云首先指出：解决财政收入的办法，一般国家均用征税、借债、发行钞票三种办法。我们因长期处于农村，对公债办法用得很少。在货币收入不足货币支出的情况下，今后适当应用公债的办法，比单纯发行钞票好。接着，陈云说：短借短还目的在树立债信，必要时与第一次还债同时可发行第二次公债。明年秋后还三分之一，因正在秋粮登场、市场需要筹码多的时候，估计国家确能偿还。

毛泽东看了陈云答复的电报，仍觉得不完全有把握。八月十七日凌晨二时，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陈云并告饶漱石、陈毅电：“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我们。陈云何日动身，盼告。”毛泽东还在电文稿上批示：“周阅后即发。再送朱、聂、杨。”同一天，周恩来根据同离沪来北平的陈叔通交谈中了解的情况，觉得陈云不必急于回北平。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陈云并华东局电，经毛泽东、朱德审阅发华东局。周恩来写道：“请你考虑在动身前分出两三天时间，专门邀集上海工商业界代表性人物分批座谈有关财经各项主要问题，并多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回平商决公债及其他有关问题能得到更多的把握。”周恩来还请陈云对工商业家提出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建议及批评“应予以考虑，使他们敢于言，尽其言，并能得到应有的结果”。

接到中央的电报后，陈云与饶漱石、陈毅商定从八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分别召开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座谈会，上海产业界代表座谈会，上海机器工业代表座谈会，上海银钱业代表座谈会，上海纺织业、卷烟业、化工业及西药代表座谈会。陈云在这些会上与代表们座谈有关财经、工商业等问题，通报财经困难状况，征求对发行公债等对策的意见，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渡难关，获得上海工商界的拥护。

二十日举行产业界代表座谈会时，陈云与饶漱石、陈毅、曾山、潘汉年等与会，盛丕华、胡厥文、张经国等近二百名代表参加座谈。陈云讲话达一个半小时。他首先对目前政府与人民面对的各种困难，作了明确扼要的分析，指出：这种困难是胜利进军中的困难，是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随后又简要地对上海目前存在的工业生产、粮食、棉花供应、交通运输、工业资金与安顿旧公务员等具体困难，提出了可能解决的方法与努力方向。对于新上海的远景，陈云明确指出：拥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统一的独立的新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出现了。在统一的人民政府领导下，公私企业都可以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那时上海的生产品可以远销全国各地，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接着产业界代表就克服困难、发展内地交通、打破封锁、恢复生产等提出许多积极建议和有益意见。

为了动员上海工人群众奋起克服困难，八月二十五日上午，陈云在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召集的扩大会议上讲话。在交通银行楼上，各厂各业工会代表五六百人汇集在一起。陈云首先提出：解放后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否起了变化？他说：变了，不是枝节的变化，而是本质上的变化，从被压迫阶级一变而为领导阶级。我们的斗争任务，也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转而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接着，陈云分析了敌人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号召工人阶级要提高政治觉悟，同政府一起想办法在目前条件下维持和增加生产，渡过困难。为了消除私营工厂工人中存在的困惑，陈云对私营企业在当时国家整体利益中的作用做了说明：

“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这不是帮资本家赚钱吗？是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生产的东西是多好，还是少好呢？当然是多生产东西好。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整体利益。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但也有义务，这就是：完成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令。”

陈云参加上海工商业家座谈会和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扩大会，努力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搞好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对恢复与发展生产、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产生了重要影响。

离开上海北返途中，陈云在南京停留了一天，了解前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构及人员情况。他在考虑下一步的接收工作。

回到北平后，九月二日晚，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报告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情况。九月三日，毛泽东致信饶漱石，经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阅后发华东局。毛泽东写道：“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毛泽东赞成“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的做法，要求各级领导人像陈云在上海那样，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对发行公债问题，“党中央在征求了全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如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之后，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遂暂时搁置起来了”。但是，陈云上海之行中对发行公债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细致分析，为一九五〇年初全国范围内发行公债作了重要准备。

中共中央批准上海会议决定的方针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后，陈云以极大精力落实上海会议的决定。为保证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对财政的需要，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而收购棉花和农副产品，在暂不发行公债的条件下，细致地组织货币发行。八月份增加发行二千亿元，拟在九月至十二月发行八千余亿元。中财委组织各地财经部门充分利用新区扩大、钞票下乡、农产品上市、工商交通恢复等有利因素，尽可能地使物价平稳上升。据陈云、薄一波报告：“我们在本月十一日开始发行五百元和一千元大票。但因事前有了较充分的准备（如召开座谈会和调拨物资等），所以十余日来物价尚未发生波动。这对一般人民来讲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对前线部队的财力、物资需要，陈云尽力设法予以保证。九月十七日，他致电林彪、邓子恢：“除上海会议决定拨给四百万光洋外，你们要求增拨四百万光洋给进入两广部队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调集”。十月五日，陈云电复叶剑英、方方：“我们同意在解放粤北、广州时，湘南、赣南粮食南运以济广州之急”。同时提出“广州攻占后大力修复粤汉路，希望你们在广州及沿线尽早收集桥梁修路材料”。在后方，对华北水旱灾情严重的地区，采取了大力泄水种麦，以工代赈，发展副业，生产自救等有效措施。为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利用城市工业与科学技术援助农村生产，采取兴修水利、发展畜牧业增加肥料、修补改良农具与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等措施，提出把生产运动作为全党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九月份在北平召开各区棉花收购调配会议，布置收购棉花，以保证纺织工业的生产。

上海会议要求实行内部贸易自由，初步考虑了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问题。陈云在离开上海前电告中财委：“会议决定华东（主要是上海）纸烟可自由销华北、西北。华北酒可自由行销华东（山东除外）。天津报载税局布告未删（八月十五日）起，没收运津条烟，请即通知停止。”回北平后，陈云致电东北负责人：“上海会议决定原则上准备取消华东、东北的纸烟专卖。季壮谅已回报。现华北已准备于九月十五日取消纸烟专卖。中央已决定在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提出对内贸易自由一条以取得主动。因此，东北方面允许关内纸烟不另征税而行销东北的措施也请早作准备。”为便于统一调度，九月份，中财委把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盐业、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和进口等十一个专业公司的工作基本完成。为建设新的统一的海关作好准备，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十六日，中财委召开全国海关工作人员代表座谈会，陈云亲临会场，指示努力建设人民的新海关，海关管理要逐渐走向统一。

上海会议提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具体主持发展经济、开源节流的司令部。会后，陈云继续抓财经系统的队伍建设。九月二十二日与十月十二日，陈云同薄一波电告中央，中财委所属各部、局、处干部极度缺乏，请求从全国范围内调三百至五百名县委、团政委、团长以上干部到中财委分配工作；如一时不易办到，请先抽调一百五十人来中财委工作。十月三日，陈云、薄一波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要把中财委及各部机构建立起来，“非再抽调几十个重要干部不可”。陈云充分肯定进入平津后吸收一批民主人士、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参加银行工作的做法。“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可以部分地补助我们之不足，特别是旧银行的一套技术管理经验及国际汇兑和外国情况、资料之搜集与编译上，给我们的帮助不少。”陈云要求财经工作者要有财务观点，要会算账，不能只做政治首长而不会精确计算，不能只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一切不负责任和浪费是违反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他提议：“自上而下每个有关人员认真地亲自核算财政和材料，‘打算盘’。不会 ‘打算盘’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决不是好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

九月下旬，陈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二十七日，大会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三十日，陈云在会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十月一日下午三时，陈云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从这时起，年仅四十四岁的陈云，挑起了主持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重担。

二十一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九爷府”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者有：陈云、薄一波、马寅初、薛暮桥、宋劭文、何长工、李书城、陈叔通、章伯钧、刘子久、包达三、李民欣、钱昌照、孔原、梁希、李士豪、黄炎培、章乃器、千家驹、孟用潜、陈郁、杨立三、戎子和、南汉宸、钱之光、滕代远、曹菊如、傅作义、梅龚彬、李立三、朱学范，列席者有：杨显东、武竞天、石志仁、杨卫玉、王绍鏊、吴觉农、丁贵堂、邢肇棠、张琴秋、张文昂、季方、姚依林、胡景沄、李葆华、李相符、张冲、王诤、周荣鑫，共四十九人。会上，陈云报告当前的财经概况与今后的工作，提出所属各部机构应迅速成立并制定各部组织条例。当天下午，陈云出席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报告上午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情况。

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作出的第一项决定是：成立一个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接收原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物资等具体办法。十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讨论接收工作，并决定由陈云召集有关人员根据会议通过的原则，拟定关于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十月二十八日，第三次政务会议通过《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并推选陈云为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指导接收原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物资的同时，对官僚资本企业则采取由军管会把它们先完整地接收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到一九五〇年初，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二千八百余家，金融企业二千四百余家，其中包括许多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企业。它们是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从而巩固并确定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共同纲领》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中的领导地位。

从隶属中央军委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筹建并开始办公以来，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的成立，前后历时半年，这是新中国从筹备到诞生的半年，也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半年。陈云对在此期间中财委所做的主要工作作了这样的概括：“其一，在财政上、物资上支援前线。其二，调拨收购物资供应大城市（首先是上海，其次为津汉），力争物价涨度不过猛过快。其三，物色干部，找租房屋，筹备财委本身及各部机构的建立。”这些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制度，为此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