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五十四岁

1月1日 致信毛泽东，报送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上的两个发言记录。信中指出：目前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很坏，事故很多。总的情况是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只讲“多快省”，不讲“好”；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节约，把不该破除的规章制度也破除了；只注重搞群众运动这一面，放松了业务和技术管理制度这一面；任务很大很急，新工人和设备与之不相适应。

△ 下午，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闭幕式。

1月2日 上午，主持国家建委主任办公会议。会议讨论基本建设中的质量事故问题。

△ 晚，同冶金部负责人谈话。

1月2日—13日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一九五九年的粮食和棉花产量争取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和一亿二千万担，分别比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指标高二千五百亿斤和二千万担。

1月3日 上午，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外贸工作汇报会。

△ 下午，同胡乔木、宋劭文、邓力群等谈就基本建设工作为《红旗》杂志写文章的问题。

△ 《人民日报》转载陈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撰写的《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计划》一文。文章评述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苏联建设经验，并根据本国特点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经验的方针。

1月4日 上午，主持国家建委主任办公会议。

△ 下午，先后同北京市和商业部负责人谈蔬菜生产与供应问题。

1月5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开至深夜十二点。

1月6日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就基本建设工程管理和工程质量问题讲话。讲话详细指出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强调基本建设宁可停工待料也不能马虎。会议同意陈云关于目前基本建设中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意见，决定已列入一九五九年基建计划的七百二十八个项目不变，但在具体安排上要保证重点，有些项目的施工时间可以放慢；决定由薄一波主持，陈云参加，就此事拟定一个大体意见，提交政治局会议审议。

△ 晚，同贾拓夫、安志文、柴树藩谈话。谈话至深夜十二点。

1月8日 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两个讲话的纪要，并在给各地各部门的通知中指出：这两个文件很重要，解决了目前基本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望各地各部门党组讨论后转发到所属基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大中型厂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党组织，依照执行。通知强调，提高工程质量是必须引起全党严重注意的大事，各地各部门要立即组织力量，对一九五八年开工的各项工程的质量，首先是重大工程的质量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查。对于质量不好有危险性的建筑物，必须制定合理的补救方案。

△ 下午，同刘少奇、朱德等接见出席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省、市、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以及省、市、自治区宗教事务局（处）长会议等三个会议的全体人员。

1月10日、12日、19日 根据周恩来、邓小平的建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汇报；并与李富春等国家计委负责人研究有关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完成二千万吨钢的指标有困难。

1月11日 上午，主持张玺公祭仪式。张玺于一月八日在北京逝世。

△ 同张启龙谈话。

1月12日 夜，同余建亭谈话。

1月13日 上午，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有关轻工业生产的问题。

△ 下午，同李先念谈话。

1月14日 上午，主持国家建委主任办公会议。会议听取北京市负责人关于基建设备成套供应情况的汇报。

△ 下午，主持国务院财贸系统各部中共党组书记会议，并就市场安排问题讲话。

1月15日 复信中共中央组织部转江苏省昆山县委五人小组，答复他们所问的两个历史问题。信中说：张兆华和太保阿书的部队都不是党领导的，而是当时的土匪队伍；烈士李一谔的弟弟李新民可能对当年农民党员的名字还记得。此前，中共昆山县委致信陈云，询问一九三〇年张兆华和太保阿书的部队是不是党领导的？当时农民中的党员有多少，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

1月16日—18日 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1月17日 晚，主持全国基本建设工作电话会议。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点。

1月18日 同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前往毛泽东处谈经济和工业问题。在谈话中说：（一）过去，每年的工业产值中只有百分之十五是靠当年建成的新厂完成的。但自从今年开始，情况有了变化，工业产值中将有百分之三十要靠当年建成的新厂完成。（二）武昌会议制定的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计划指标过高，难于完成。毛泽东听后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并提出要陈云就这个问题讲讲话。

1月20日 上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康生、张闻天等前往毛泽东处谈话。

△ 下午，同王鹤寿、吕东谈钢铁生产问题。

1月21日 上午，同周恩来、彭真、陈毅、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薄一波、谭震林等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会议。会议研究二十六日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会议的准备工作，以及支援古巴、刚果等问题。

△ 下午，听取吕正操关于铁路运输问题的汇报。

1月22日 将柴树藩反映各地基本建设安排中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国庆工程”过多的来信批转李富春，指出：今年材料不多，恐以少搞为好。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召集陈毅、李富春等人开会，研究“国庆工程”建设问题，决定北京除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应首先保证完成外，其他工程或只完成现有面积，或推迟到明年再考虑，或停止建设。

△ 下午，同刘澜波谈电力供应问题。

1月26日—2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生产和财政贸易问题，全面肯定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认为这种“大跃进”不是临时现象，以后年年都要搞。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在高潮中有些人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要紧，可以再鼓干劲。有几个方面失调，包括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还有农产品未收上来，棉花也未收齐。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即由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钢。农业社放过一些卫星，报上吹过很多，不实在。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吓人，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讲主观能动性，两者结合起来讲就好了。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现在我们似乎开始接触这个问题了。

1月31日 下午，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接见出席解放军后勤会议等七个会议的全体人员。

2月1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发言。发言指出：去年一年有伟大的成绩，应该加以肯定。目前出现的一些缺点，比如副食品和一些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工业内部存在某些比例失调现象，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等，都会很快克服的。一月初，总理、小平叫我摸一下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富春从外地回来后开始讨论。在钢的指标问题上，我对二千万吨有过怀疑。计委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可能的，一种认为是有困难的。我在计委和中央财经小组的发言，都对困难方面看多了一些。这不怪别人，我自己负责。后来我在同主席谈话中也说，要完成一千八百万吨好钢，恐怕有点问题。以后，我又专门研究了实现两千万吨钢的薄弱环节，即运输、洗煤、矿山、东北缺电及化工方面的问题。结果认为，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这些薄弱环节是可以克服的，二千万吨钢的计划是可以完成的。发言中还谈到基建工程问题，再次强调要在注意工程数量的同时，着重抓质量问题；在节约原材料的同时，防止不适当的节约。发言中指出：食油虽然不像副食品那样供应紧张，但由于收购任务只完成三分之一，因此，要敲警钟，赶快抓。否则，今年不是供应不上，就是挤出口。没有油吃同没有蔬菜吃一样严重。如果挤出口，则影响我们的国际信誉和外汇收支。

2月2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再次发言。发言指出：现在东北电力供应紧张，这种时候配电要分别轻重缓急。否则，你也超，他也超，结果一是多放小丰满水库的水，一旦把水放完，就没有调节余地了；二是发电机严重超负荷，造成机器大坏，要大修理。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全网瘫痪。有些市委的领导不懂这个道理，以党纪处分威胁电力局放电。看来，要给电力局一种权力，除铝、铁等工厂不能停电外，其余工厂给多少是多少，天王老子也不多给。停一部分工厂总比全部垮下来好。

△ 晚，同贾拓夫谈话。

2月3日、4日、5日、12日 主持国家建委主任办公会议，会议听取有关基建设备成套供应问题的汇报。

2月4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 上午十点半，前往毛泽东处谈话。

2月10日 致信杨尚昆，要求在《实行火葬倡议书》上补签名，说：“我是赞成火葬的”，“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

2月11日 下午，同王鹤寿谈话。

2月12日 下午，同国家经委、煤炭部有关负责人谈煤炭生产问题。

2月13日 上午，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

2月14日 主持国家建委主任办公会议。会议听取煤炭部关于基建工作情况的汇报。

2月16日 同薛宝鼎、余铮谈化学工业问题。

2月20日 主持国家建委主任办公会议，听取化工部关于基建工作情况的汇报。讲话指出：化工生产比别的生产复杂，要预先估计到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化工基本建设以早投产为最高利益，要把重点放在扫尾工程和优先制造设备上，尽量让成套设备先安装上去，投入生产。要继续支持“小土群”、“小洋群”的做法。提醒你们一下，农业提出的问题无敌于天下，因为它关系到六亿八千万人的吃穿。对农药生产必须早做安排。搞橡胶只靠天然胶不行，要两条腿走路，同时搞合成橡胶。

△ 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出席解放军铁道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后，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谈话。

2月22日 下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薄一波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2月23日 下午，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将提交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问题。

2月24日 晚，主持全国基本建设工作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建委进行第二季度基建项目的排队，并研究设备成套供应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全国基建会议作准备。

2月27日 上午，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研究外贸问题。

△ 下午，主持国家建委主任办公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基建设备成套供应问题的报告。

3月1日 晚，主持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的预备会议。

△ 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署名文章。文章是以一九五八年在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协作区基建工作会议和全国基建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上的讲话为基础写成的。文章分工业布局、建设项目排队、企业设计、施工管理、速度和质量、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六个部分。文章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是基本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面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战略意义的问题。工业布局必须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建立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许多省、自治区。企图在一个省、自治区内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企业的布点应该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消费地区，并考虑国防安全的要求。为了利用已有基础设施，在大中城市需要新建和扩建一些企业，但多数企业应适当分散建在中小城镇或有矿产资源的地方。为了使我国尽快成为工业强国，必须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企业作为骨干，但更多的应是建中小型企业。在项目施工次序上，要首先保证国家计划，特别是重点项目的完成，在有余力时，再积极进行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所需要的建设。在项目排队中，难免不发生思想斗争，因此要提倡全局观点和共产主义精神，反对本位主义思想。我们在设计上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支二十万人的队伍。今后在工业方面仍然应当设计和建设一批机械化程度高的、设备先进的企业，但大量的应是机械化程度比较低、设备比较差的企业。实行快速施工法，不能单纯图快，更要作好施工准备，注意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基本建设有关国家长远利益，在质量上不能有任何疏忽。在设计和施工的各个环节，都要贯彻“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决不是要否定一切规章制度，凡是合理的，都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被实践证明不合理的，要经过领导批准加以修改。这篇章同时刊于当日《人民日报》。

3月2日—5日 在郑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于二月二十七日召开，主要议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继续压低一九五九年的经济指标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公社内部由小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议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二句话方针。为了慎重，毛泽东请前一段未出席会议的周恩来、陈云、陈毅、彭德怀等由北京前来参加会议，共同审定他的讲话稿和十二句话方针。经过进一步讨论，会议将十二句话扩充为十四句话，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形成了《郑州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是不彻底的。

3月5日 由郑州返回北京。

3月8日 上午，听取国家建委负责人关于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3月9日 上午，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第二季度工业生产安排问题。

3月10日 致信邓小平并中共中央，说因心脏有病，需要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提议在休养期间，中央财经小组工作由李富春代理，建委工作由宋劭文代理。获准后，将上述事项写信通知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国务院财经各部、委党组。

3月1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陈云为上海市代表。

3月13日—19日 在桂林疗养。其间，视察了当地的钢铁厂、机械厂和百货公司。

3月21日—24日 在杭州疗养。

3月24日 由杭州到上海。

3月25日 上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富春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程、西藏达赖集团叛乱等问题。

3月25日—4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上海会议）。会议检查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管理体制方面的若干问题，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会议还研究一九五九年经济指标问题，提出调整意见。

3月29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建议推选刘少奇任国家主席，董必武任副主席，朱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3月31日 中午，同刘少奇、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谈话。

△ 下午，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和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汇报中央各工作小组的工作情况。会议决定去年和今年钢、煤、粮、棉四项指标均不改动。

4月2日—5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第一季度生产情况和第二季度生产安排的报告，李先念关于财贸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说明，李富春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说明；讨论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对八届六中全会拟定的计划指标进行一些调整：钢产量确定为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其他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指标也作出相应的变动；粮、棉指标仍维持不变，但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都比原计划指标有所降低；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三百六十亿元减为二百六十亿至二百八十亿元，限额以上项目由原定的一千五百个减为一千个左右。会议还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毛泽东在五日的会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在讲到要多谋善断时说：现在有些同志少谋武断。一月二十六日的会是我建议开的，原因就是一月上旬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时，陈云向胡乔木建议，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是不是暂不在公报上说，被乔木顶回去了。当讲到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里时又说：要反潮流，北戴河会议是高潮，武昌会议是中潮，北京会议基本维持武昌会议。我那个时候有心改变，但没有人跟我商量，也不听陈云的话。武昌会议时，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今年一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强调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订计划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他号召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了坚持真理，要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会后，毛泽东对压缩后的钢铁指标仍然不放心，委托陈云对此进行研究。

4月2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4月3日 晚，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4月6日 由上海到杭州。

4月6日—8日 出席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稿等问题。

4月7日 晚，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杨尚昆、谭震林、吴冷西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4月16日 由杭州到上海。

4月16日—20日 在上海疗养。

4月17日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云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4月20日—23日 在南京疗养。

4月24日 下午，由南京回到北京。

△ 晚，同宋劭文谈话。

4月25日 致信毛泽东，转达周小舟讲的两件事：（一）湖南省委决定今年尽可能少减或不减粮食播种面积，因为粮食单产增长如果没有预计的那么快，完成总产指标就有危险。（二）水稻密植程度不能太密，太密了有危险。信中说：我认为周小舟的意见很重要，现在正是播种时候，迟了就来不及了。经与谭震林商定，准备专为此事再发一个通知。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关于播种面积和水稻密植问题给毛泽东的信》。

△ 上午，同李先念谈话。

△ 下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四月十八日开幕。陈云因在外地疗养，未出席前一段会议。会议审议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及李富春《关于一九五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等，并通过相应的决议。二十七日，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4月26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会议讨论劳动工资问题。

4月28日 上午，同贾拓夫谈话。

△ 下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

4月29日、30日 同周恩来列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工业生产安排，农业和粮食问题。同周恩来一致建议把钢铁指标调下来，强调要落实计划。会议同意周恩来、陈云的建议，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以下问题：（一）一九五九年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二）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量进行钢材分配；（三）如果钢材分配数量减少了，如何保证生产、市场和维修的需要，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据统计，一至四月仅完成钢产量三百三十六万吨，钢材产量二百二十七万吨，致使第二季度按计划需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但实际可供货源只有二百零五万吨。

4月30日 就缓和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和编制计划的方法问题致信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信中指出：（一）去年夏收和秋收后，估产高了，吃用多了。今年城乡销量继续增加，库存下降，到处供应紧张。因此，不管今年粮食增产多少，都必须省吃俭用。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方面工作。（二）今年市场物资供应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约有四五十亿元，如果增加一千万头猪，二亿只鸡、鸭，二亿斤蛋类和几万吨鱼类，可使市场紧张状态有所改变。改善人民生活，吃还是第一位的，这方面有缺口，很难有其他东西可以弥补。发展养猪、养鸡、养鸭事业，要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目前，农户分散喂养可能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办法。公社内要很好安排自留地，保证饲养户的饲料。（三）要拨出一部分原材料，安排好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应该让它们“归队”。原有手工业合作社，名义上可以仍是地方国营工厂，但要在工业部门领导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发挥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四）对去年多招收的一千多万工人，必须认真加以精减，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购买力。（五）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工业不要去和农业、商业争短途运输力量。关于编制一九六〇年计划的方法问题，信中提出：（一）要把今年年底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设备能力（包括动力、运输等）作为编制明年计划的出发点，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必成数。根据现有设备的潜力再加上明年基本建设可靠的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期成数。这样可以使得明年计划既可靠，又积极。所谓计算企业综合设备能力，就是不仅要计算主要部分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整个企业和整个行业各个环节以及有关配合部门的设备能力。（二）加强工业中几个薄弱环节，如铜、铝、石油、木材、橡胶等物资的生产。我国是大国，对这几种物资的需求量太大，单靠进口难以全部解决，必须在每年编制计划时加以重视，逐步缩小供需缺口。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选》。

△ 晚，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王稼祥、杨尚昆会见并设宴招待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和由他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

5月1日 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活动。

△ 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六日以《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为题，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

5月2日 上午和下午，连续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会议讨论工业帮助农业的问题。

△ 中午，出席国务院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和匈牙利友好合作条约。

5月3日—9日 为落实当年钢铁生产指标，连续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会议听取冶金部关于钢铁生产总的情况以及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问题的六次汇报。经常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和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有关负责人。关于钢的生产指标，冶金部提出三个数字，即一千三百万吨、一千四百万吨、一千五百万吨；国家计委重工业局提出一千二百五十万吨到一千三百万吨，争取一千四百万吨；国家经委冶金局提出一千三百万吨，争取一千五百万吨。

5月4日 上午，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商谈会见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访华的党政、工会、文化、妇女、教育、新闻等三十六个代表团，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计划等问题。

5月8日 晚，同贾拓夫谈话。

5月9日 上午，同黄克诚谈话。

△ 夜，约廖季立、王沛云等来家中谈话，听取他们对一九五九年钢铁生产指标问题的意见，要他们别受拘束，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因身体不好，躺在垫着棉被的藤榻上，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听，并反复询问和交换意见。谈话持续到次日凌晨一点。

5月10日 上午，同陈易谈话，了解有关钢铁生产原材料运输环节中的问题。

5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钢铁生产指标的落实问题发言。发言指出：中央财经小组在听了冶金部汇报并讨论后认为，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是一千三百万吨。理由是：第一，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来看，这个指标比较可靠。因为，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要求生产二千万吨铁，相应要求有七千万吨矿石，现在采矿的大中小企业全年共可采矿七千一百万吨，能够运出七千万吨，但有些采矿机械设备和爆破材料还没有完全落实；炼二千万吨铁需要三千万吨焦炭，相应需要四千五百万吨洗煤或九千万至一亿吨炼焦煤，用洋法可洗煤二千五百万吨，另外二千万吨洗煤、三分之一的焦炭要土法生产解决，这需要增加很多设备和劳动力；钢铁冶炼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四百二十万吨，原料六百万吨，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手工操作，需要大量人力；运输方面也需要增铺专用铁路，增加机车、车皮。因此，这个指标是可能的，但还需要做很大努力。要特别注意改进铁的质量。第二，从今年头四个月生产情况看，这个指标也是可能完成的，问题在于要保证质量。小高炉要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生铁质量；对缺乏煤铁资源和运输条件困难地区的小高炉，要停止生产。第三，只要炼出一千三百万吨好钢，就能轧出九百万吨钢材，但钢材品种还有问题。今年新增的轧钢机都是中小型的，因此，八种重要钢材增加得很少。这次对钢铁生产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不可能完全确当，钢铁工业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需要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更清楚。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退到可靠的阵地才能站稳，站稳了才能更踏实地前进。发言中还强调了目前需要着重注意的三个问题：（一）要强调改进质量。有不少出口商品，过去质量较好，现在降低了，在国外名誉不好。如果只是数量多，质量很坏，不仅不能满足生产、建设、市场的需要，而且会造成极大浪费。（二）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三）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如果用于重要轧钢机及四大高炉配套的钢材同其他方面所需要的钢材发生矛盾，两者不能兼顾，就要为长远打算，宁愿削减后者，保证前者。陈云发言后，刘少奇表示钢铁能搞到多少就算多少，不能勉强确定完不成的指标。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陈云意见，希望快点把钢的指标定下来，建议由他和各副总理分头到各地调查，然后向主席汇报，由政治局确定。邓小平认为，现在急需下决心退，退到可靠的阵地再前进。陈云的这个发言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落实钢铁指标问题》。

5月12日—14日 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会议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汇报。陈云在发言中指出：一机部过去对机械制造能力估计过高了。

5月13日 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国务院副总理座谈会。会议对副总理的分工作了安排，并为便于各主管副总理分管各部委和处理日常工作，决定：国务院下设六个办公室，即政法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外交办公室、工业交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建委、计委、经委、科委等四个综合性的委员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聂荣臻等四个副总理分别直接领导。凡涉及方针、政策和重大问题，除国防部、民委外，其余仍照中央规定分别经由中央的经济、政法、文教、外事、科学等五个小组审阅后报中央核批。

△ 夜，同胡乔木谈话。

5月15日 晨，致信毛泽东，报送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钢铁生产指标问题的发言记录。信中说：冶金部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对此，我看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上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信中还指出：从小高炉里炼出的九百多万吨铁，含硫量超过了千分之二的标准。它们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是“劳民伤财”。如不改进，就搞不到一千三百万吨钢和九百万吨钢材。因此，洗煤去硫，是能否完成拟议中的钢材指标的关键。信中提出，希望能同中央财经小组的成员前去汇报一次。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选》。

△ 上午，同李先念谈市场安排和食油出口问题。

△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会议讨论拟议中的一九五九年所产九百万吨钢材的分配方案。

5月18日—21日 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会议研究交通运输和市场安排等问题。

5月19日 就收兑藏钞问题致信邓小平、李先念。信中说：对于我们不理会、不收兑藏钞的方案还需考虑一下。收兑藏钞的害处有两种：（一）以藏钞兑成人民币后抢购物资，使我物资一时供应不上。（二）收回藏钞后使银元变为西藏实际流通货币，人民币反而吃不开。第一种害处肯定会有；第二种害处虽有，但不大。不收兑藏钞的害处也有几条：首先，我们不可能对藏钞持有者采取两种态度，即对寺庙、贵族手中的不兑，对劳动人民手中的收兑。那样，寺庙、贵族会想各种办法，如收购土产、付劳动人民工资、请劳动人民代向银行兑换人民币，把藏钞转到劳动人民手上，到时我们还得把大部分藏钞收回，而且得了一个拒收藏钞名声，所得之实惠很少。另外，总会有一部分劳动人民因为我们照顾不到而吃亏，引起他们的抱怨。收兑藏钞一共约需人民币一千万元（合一百万美元），可先以人民币收藏钞，再以卢比去收回这些人民币，以应付拉萨的金融混乱局面。为争取西藏人民，包括寺庙、贵族中未逃跑的人，付出这一百万美金，政治上对我们十分有利，而不理不兑藏钞，反使寺庙、贵族可以鼓动西藏人民来反对我们。因此，不理不兑藏钞利小害大，我以为以收兑藏钞为好。

5月20日 同周恩来谈话。

5月21日 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后勤工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以及全国烈属、军属和残废、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等会议的全体人员。

5月22日 下午，视察十三陵水库。

△ 晚，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 国家计委召开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计划落实情况。会议认为，经济战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工业上钢铁一马当先，其他跟不上。而且，钢铁生产质量也有问题。一至四月，全国生铁产量为六百零六万吨，约有一百五十万吨不能用，占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二）基本建设上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压不下来。（三）农业上任务安排过重，粮食产量安排为一万亿斤，比上年实际产量增长近一倍（一九五八年粮食实际产量最后落实为四千亿斤，因此，确切说是增长一倍多——编写者注）。（四）市场上供应紧张，社会购买力大于商品可供量四十亿至五十亿元。

5月23日 上午，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并研究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汇报的北京市场供应问题。会议决定：（一）工业生产计划落实以后，应把工作重点转向市场和农业。（二）同意召开大城市的蔬菜、养猪、养鸡鸭的三个专业会议。（三）国庆节前，要压缩在北京召开的会议。

△ 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今年的钢铁生产指标，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压下来。中央书记处决定落实的指标是钢一千三百万吨、铁一千九百万吨、钢材九百万吨。目前人心思定，要求及早分配材料。分配钢材要依据书记处决定的可靠指标；原则是保证生产，削减基建；要照顾关键性项目，照顾明年。六月八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报送《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六月十三日，中央批转这个报告，并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调整方案对钢、钢材、生铁、煤炭、发电量、木材、机床、原油等工业生产指标作了全面降低，使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计划放到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基础上。年底，调整后的钢铁生产指标执行结果是：钢完成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生铁完成二千一百九十二万吨，钢材完成八百九十七万吨。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关于落实钢材分配指标问题的说明》。

△ 同宋劭文、柴树藩谈话，要他们向国家计委提出，分配给基本建设的二百五十万吨钢材的指标不宜再增加。

5月24日 上午，致信李富春并转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说自己心脏病复发，正在诊断。信中指出：给基本建设分配的二百五十万吨钢材再不能增加了，控制基建投资数量有利于各部各地下决心削减基建项目。目前不能动用用作周转和预备的钢材，否则，又要重复出现在上几次计划中，或则开空头支票，或则毫无后备的情况。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

△ 收到罗瑞卿就湖南省生铁生产情况给国务院和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人的报告。报告中说，湖南完成今年生铁指标问题不大，但质量问题严重，绝大部分炼焦煤没有经过洗选，炼出的铁含硫量高。另外，省里交通运输紧张，中央粮食、林业、冶金、外贸、煤炭五个部布置的外调任务都很急，省里顾此失彼，难于安排，希望中央交通工作部能够统筹考虑解决。

6月8日 致信毛泽东，说前一段心脏病发作后，躺了两个星期，现在已能坐起来，但说话仍感吃力。医生说要使心脏功能恢复需要三个月，故拟离京休息一段时间。其间，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由李富春代理，国家建委主任由宋劭文代理。走前，拟就市场安排和明年计划方法问题找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再谈一次。同日，毛泽东批示：“我认为首先应坚决易地完全休息三个月，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工作。职务由李、宋代理是适当的。”还批示：“放心休养，不要顾虑。”“说话困难，不谈为宜。”

△ 傅连暲就陈云的健康状况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陈云同志由于长时间精神过劳，引起心肌缺血。建议陈云同志休息三个月，但他仅仅休息一个月，就开始工作。心脏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现象仍很明显。此种现象实际为发生心肌梗死的前驱症状。如不注意即有发展为心肌梗死的危险。我们的意见是最好休息半年。”毛泽东当日批示：“刘、周、彭真阅，退傅连暲同志照办，先休息三个月，再休息三个月。”

6月10日 同前来探望的张闻天谈话。

△ 下午，离北京赴江苏。动身前，周恩来到家中看望。

6月13日 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开会。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问题，确定一九五九年钢的生产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定的二千万吨钢，到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以改变，人们还想大干一番，要转为上海会议提出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好钢的指标不可能，转为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一九五六年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一九五七年的降低指标，完全正确。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今后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6月13日—23日 在无锡疗养。

6月24日 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道：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6月24日—7月1日 在苏州疗养。其间，参观了当地的小高炉。

6月30日 为苏州刺绣研究所题词：“苏绣是一种很高级的工艺品，但是我们还希望它成为大量的出口品。只有大量出口，才能更大量地发展它。一九五七年冬，我曾经提议刺绣合作社专门派人到外国去了解东欧和其他外国人民所喜爱的图案，现在仍然希望组成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各国人民所喜爱的图案，以便外销。苏绣出口这件事，所费原料不多，等于是劳动力出口。这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民生，我这个想法希望终能实现。”这个题词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希望苏绣成为大量的出口品》。

7月2日 毛泽东在庐山住处召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研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在讲话中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好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今后要反一下，提农、轻、重。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八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7月2日—14日 在山东曲阜、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疗养。

7月2日—8月16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统称庐山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会议中途由纠“左”变成反右，集中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右倾思想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如不彻底批判和克服，贯彻党的总路线是不可能的。自此，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的纠“左”中断，“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和全国各地展开，“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陈云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7月16日 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中说请留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若干副主任，来庐山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信中还写道：“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此点亦请酌。”

△ 刘少奇在庐山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讲话中说道：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一九五六年陈云同志提出三个平衡（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先市场、后基建，略有节余（多数年），略有赤字（少数年），这些都需要。

7月17日 下午，毛泽东在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中说到“现在实际上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头子就是我”时说：“经济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好。”

7月21日—25日 在哈尔滨疗养。其间，视察秋林公司。

7月26日—30日 在长春疗养。其间，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小丰满水电站、长春市第二百货公司。

7月31日—8月28日 在大连疗养。其间，阅读庐山会议文件，并前往当地的化工部研究所试验工厂视察。对该厂通过技术改造，将原来年产四百吨合成氨的能力提高到年产八百吨的经验很重视，认为有推广价值。十月二十三日，化工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推广小型合成氨厂问题和发展化肥生产的长远规划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年产八百吨小型合成氨厂已在大连投入生产，情况正常。这种小厂具有建设时间短、收效快，投资和所用钢铁材料不多，设备比较简单、一般机械制造厂都能承制，各省、市、自治区容易安排生产等优点。争取到一九六二年，全国建成三千个小合成氨厂，达到年产五千万吨的生产水平。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8月底 由辽宁返回北京。

9月1日、3日 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9月5日—19日 在北戴河疗养。

9月20日—10月1日 在上海疗养。其间，同正在那里负责研制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沈鸿谈话，当得知试制方案是先造一百二十吨模型，再造一千二百吨样机，没问题后再造一万二千吨水压机时，表示满意。同时，让沈鸿在上海了解一下几个单位研制的八套年产八百吨合成氨厂设备的情况。事后，又听取了沈鸿关于这八套设备研制情况的汇报。

9月29日 下午，出席上海各界群众庆祝建国十周年集会。

10月1日—12月30日 在杭州疗养。

11月3日 下午，同前来探望的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是当日中午飞抵杭州的。

11月13日 在杭州和李碧岩、施振眉谈话，说：在曲艺中，像评弹那样有很强感染力的少有。评弹要大发展，就要努力扩大业余队伍，让群众掌握评弹，并在节目中反映群众生活。这样，评弹不仅群众基础更好了，节目也多了。评弹创作新节目，只靠专业创作人员是不够的。

11月25日—27日 同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谈评弹创作演出中的几个问题，指出：对现代题材的新书要积极支持，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对反映现实生活的开篇、小唱，要和出版社联系，每年出版几本选集。要扩大新书演出阵地，如果反映工农题材的短篇在城市书场不受欢迎，干脆送到工厂农村去。传统书的毒素多，但精华也不少，如不整理，失传了很可惜。整旧工作可分两步走，先把突出坏的地方删掉，然后逐回整理。对疑难问题可用争辩的方式逐步取得一致意见，也就是走群众路线。但要防止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以免损害精华部分。通过创新和整旧，满足广大听众的需要，促进艺人的思想改造，提高书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谈话中还就长篇和中短篇问题、专业队伍和业余队伍问题、苏州话和非苏州话问题、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等问题提出意见。陈云从小就喜欢评弹艺术，自一九五八年以后，利用公余和休养时间，听了大量评弹书目，广泛接触评弹艺人、创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评弹艺术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从一九五九年底开始，不断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陈云上述谈话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评弹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2月19日 致信毛泽东。信中说病情正在好转，但进步程度还不快，尚不能工作。希望在他有空时，能去看望一次。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十日，毛泽东复信说：“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