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助：民族与个人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即是构成国家的个人价值之和。”——J.S.穆勒

“我们太信任制度，太不信任人。”——B.迪斯雷利

“天助自助者”，这一至理名言，短短数语，凝聚着大量的人类经验。自助精神是个人所有成长的真正根基，散布于众的自助精神，是民族活力迸发的真正源泉。依靠他人帮助常常收效甚微，来自自身的帮助总是充满活力。在一定程度上，面向群体或阶级的努力，会使人心生惰性，失去自助的动力。过度指导或约束定然使人丧失自立，束手无策。

即使最好的制度也不能为人提供积极的帮助，最多可以做到不去干涉个人的自由发展，允其自己发展，自我完善生存状况。然而，人们总的思维倾向是，人类的幸福和福祉的保障仰赖的制度，不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因此，人们通常会过高估计作为人类进步代言的立法价值。作为百万选民的一分子，每三到五年给一两个立法机构候选人投票，不管这投票的人怎样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职责，都不会对自身的生活和品格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然而，人们逐渐明白，政府的功能是负面、有限的，而非正面、积极的，主要表现为一种保护功能，包括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保护。法律执行得当，将会保障公民不用付出太大的个人牺牲，就能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包括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然而，无论怎样严苛的法律，都无法使懒惰的人勤快、无法使奢侈的人节俭、无法使醉鬼清醒。要实现这些改变，所需的是个人努力、厉行节约和自我克制；是培养良好习惯，不是得到更多的权利。

政府本身通常反映的也是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总体情况。落后民众的政府终究会被迫向民众看齐，超越民众水平的政府同理一定会被拖回民众的同一水平线上。民族的集体品格一定能在其法律和政府中得到恰当体现，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正如水最终总是平的一样。高尚的民众需要高尚的统治，无知和腐朽的民众只配卑劣的统治。事实上，过往的一切经验证明，国家的价值和力量更多依赖的是民众品格，不是其制度形态，因为民族不过是个人状况的总合，而文明本身即是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孩子的个人进步问题。

民族进步是个人勤奋、力量和正直的总合，民族的腐败则是个人的懒散、自私和堕落的总合。我们习以为常谴责的社会大恶，大部分只是人类自身不当生活的衍生而已。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努力一时减少或消除恶，它们终究会以其他形式再度“繁荣昌盛”，除非个人生活和品格状况得到彻底改变。依此推理，可以说最大的爱国主义和慈善事业，并不在于修改法律和改革制度，而在于帮助和激励人们通过他们自己自由和独立的个人行动去提高自身的素质。

讨论如何从外部管束一个人也许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其内心对自己的约束。尽管暴政确实邪恶，但最严重的奴役并非源于暴君统治，而是源于自身道德的无知、自私和恶习。内心在此奴役之下的民族，他们的解放不是换一个统治者或一种统治制度就能实现的。只要他们仍然抱有致命的错觉——即自由完全依赖和取决于政府，不管他们付出怎样的代价去更换领袖或改变制度，实际作用也不大，更不会持久，只是像魔术幻灯中的人物更替而已。自由的坚实根基必须建立在个人品格之上，那是社会安全和民族进步唯一确定的保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实事求是地指出：“只要个性仍在，暴政就无法成就最大的恶。凡是压制个性的行为就是暴政，不管以怎样的名义。”

关于人类进步的谬论由来已久，反复出现。有的人呼唤恺撒，有的人呼唤民族主义，也有的人呼唤议会立法。我们必将迎接恺撒们的到来，“认同并跟随他们的人有福了。”简言之，这种观点就是，一切为了民众，但一切皆不取决于民众，——如果以此种观念指导社会，自由良知将被摧毁，也必将为暴政铺平道路。君主专制是最糟糕的人神崇拜——是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和对财富的顶礼膜拜一样使人堕落。我们需要向民众传播更加健康的思想，那就是自助的理念。只要民众完全理解了这种思想，并付诸实践，专制主义就会消失。自助和专制是完全相反的两种原则，借用维克多·雨果关于笔和剑的名言就是：“此物将置彼物于死命。”

对民族主义力量以及议会法案的迷信盛行一时。爱尔兰最忠诚的爱国者之一，威廉·达甘在都柏林工业展闭幕式上说的话，非常适合在这里引用。他说：“说实话，每次听人提到独立这个词，我就会想到我的国家和我的同胞们。我听很多人说过，我们的独立将依靠这，依靠那，甚至依靠敌人（指英国）；我也听到人们对从其他国家来帮助我们的人报以很大的期望。虽然我和大家一样很看重这样的交流，认为其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我总是感觉到，我们的产业独立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我相信只要我们在发挥自己的能量时，少一些懒惰，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当下就拥有最好的机会和最美好的前景。我们已经朝前迈进了一步，但持之以恒才是成功最大的保证。如果我们继续带着热情前行，我真诚地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获得和任何其他民族同样舒适、同样幸福、同样独立的地位。”

薪火相传的民族思想和劳动成果工作，造就了各个民族自己的特征。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生活状态的劳动者，秉持着耐心和坚韧，无论是土地的耕耘者还是探矿者，发明家还是发现者，制造商、技术人员还是工匠，诗人，哲学家亦或政治家，都伟大的民族成果的贡献者，在继承上代人劳动的基础上，当代人迈上了更高的台阶。这些崇高的劳动者——文明的工匠们——持续不断的劳动，在工业、科学和艺术中，拨开混沌创造秩序。在自然进程中，有生的一代人，继承了我们先辈们创造的丰厚产业。我们接过了这一产业，就要继续开拓，并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交给他们一份没有减损而是增加了的财富。

自助的精神植根于个人的积极行动，一直是英国人性格中的显著特征，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芸芸众生之中，总有一批杰出的个人超越他人，获得公众的敬仰。然而我们的进步同时要归功于数不清小人物默默无闻的贡献。尽管在任何伟大的历史战役中，被记住的可能都是将军的名字，胜利主要是通过个人的勇气和普通士兵的英勇牺牲而取得的。生活同样是一种“士兵的战斗”，——工作中的伟人总是来自普通大众。民众的生活没有被记载，然而他们的生活无疑和那些有幸被列入传记的少数伟人一样，对文明和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只要能为同胞们树立勤劳、镇定的榜样，胸怀高尚生活的目标，就能对国家当前的和未来的安康产生影响，因为他的生活和品格在潜移默化中进入了别人的生活，为未来树立永恒的榜样。

日常经验表明，正是热情的个人行为，对他人的生活和行动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真正构成了最好的实践教育。与此相比，大中小学提供的只是最基础的教育培养。在家庭中、大街上、柜台后、车间里，在操作织机、扶犁耕地时，在会计和工厂里，在人们忙碌的身影中，我们得到的是真实的生活教育，其影响要大很多。这道成为社会成员的最后工序，即是席勒所称的“人类教育”，包括了行动、行为、自我学习、自我控制等，——所有一切可以真正约束人、使人能够正确履行职责和完成日常事务的教育——都是无法从书本中学到的，也不是单纯通过任何书本的培训能获得的。培根以一贯持重的口气说：“书籍非教人使用，实践之智慧不在书中，却超然书外，体验得之。”他的教导不仅对知识的培养本身有用，对实际生活同样有用。因为一切经验都有利于说明和加强学习，人不是通过读书而是通过行动完善自我，——即通过生活本身而不是书本，通过行动而不是学习，通过品格而不是传记，来使人类保持永恒革新。

然而，伟人传记，特别是兼具善良品格之人的传记，都有着非凡的指导意义和用途，可以给人帮助、指导和鼓励。最好的传记几乎等同于福音书——教给人们如何通过高尚的生活、思维和积极的行动为自己和他人带来福祉。伟人们为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榜样，教我们如何藉着自助的力量，耐心以追，决心以求，坚定不移实现既定的目标，形成真正高尚和果敢的品格。伟人传记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表明，他们是怎样的力量使其实现自我价值的；充分说明了自尊和自立甚至可以让最卑微的人享有荣耀、赢得可靠的声誉。

科学、文学和艺术界的伟人们是伟大的思想使徒和伟大的心灵主人，他们从来都不是特定生活阶级或阶层的专属权利。这些伟人可能来自大学、车间或农场——他们来自穷人寒舍或富人豪宅的机会均等。上帝最伟大的使徒有些也是“普通大众”出生。最贫困的人时常占据最高位置，看似最不可超越的困难丝毫也不会阻挡他们前进的道路。很多情况下，正是困难成就了他们，激发他们劳作和忍耐的力量，激活可能处于休眠状态的生命官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此类例证真的不胜枚举，差不多佐证了下面的谚语：“意志可以成就一切。”最显著的事例是：理发师出身的哲罗姆·泰勒，最终成为最富诗意的牧师；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发明珍妮纺织机，成为棉花加工业的奠基人；谭德顿勋爵成就为最著名的首席法官之一；而特纳则成为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之一。

无人确知莎士比亚的出生，唯一确定的是他出生贫寒。莎士比亚的父亲作过屠夫和放牧人，他本人早年应该作过梳刷羊毛的工人，也有人断言他曾作过学校的传达员，后来又做过刀笔吏。他似乎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人类的集合。”莎士比亚对航海词语的精确使用，使一位海军作家断言他曾做过水手；一位牧师根据其作品中存在的证据，推测他很可能作过教区牧师的手下；一位杰出的马肉品尝家坚持说他曾是马贩子。可以确知的是，莎士比亚作过演员，一生“扮演过很多角色，”从而通过广范的经历和观察获得大量精彩的知识积累。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认真学习过，努力工作过，直到今日他的作品仍然在对英国人性格的形成产生着重大影响。

在普通劳动大众中产生的名人包括工程师布林德利、航海家库克、诗人彭斯。本·琼生成为泥瓦匠、砖匠的骄傲，他曾在林肯旅馆的建筑工地干活，手里拿着泥铲子，口袋装着一本书；曾经作过工匠的名人还有工程师爱德华兹、泰尔福德，地质学家休·米勒，作家和雕塑家艾伦·库宁汉姆；建筑师英尼格·琼斯，计时器制造者哈里森，生理学家约翰·亨特，画家罗姆尼、奥培，东方学者李教授，以及雕塑家约翰·吉普森。

外国人的传记和英国人的传记一样，记录了众多通过劳动和天赋结束贫穷，走向辉煌的人物故事，这些人包括艺术家，糕点师之子克劳德、面包师之子吉夫斯、钟表匠之子雷欧伯德·罗伯特、车匠之子海顿，还有曾在歌剧院作过布景画师的达盖尔。格利高里七世的父亲是木匠，塞克斯特斯五世的父亲是牧羊人，亚德里安六世的父亲是贫穷的驳船船员。亚德里安小时候，没有钱买灯照明看书，总是借着街上的路灯和教堂走廊里的灯光学习功课，正是早年的耐心和勤奋最终使他们成名。就出身卑微而言，例证还包括矿物学家阿雨，圣加斯特雇用的纺织工之子；机械师奥特弗依，奥尔良的一位面包师之子；数学家约瑟夫·傅立叶，欧塞尔的一位裁缝师之子；建筑师杜兰德，巴黎的一位鞋匠之子；博物学家格斯纳，苏黎世的一位皮革商或者说皮革工人之子。格斯纳步入事业之初，经历了贫穷、疾病和家庭不幸的所有苦难，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挫败他的勇气、阻碍他的进步。他的生活是下述谚语的明证：事情再多，只要乐于做事，总能找到时间去做。另一个具有类似品格的人当属皮埃尔·拉莫斯，生于皮卡迪一个贫苦家庭，在孩提时代受人雇佣，帮人看羊。因为不喜欢一直做羊倌，逃到了巴黎，在经历诸多苦难之后，成功进入纳瓦拉学院做了一名仆人，自此为自己开启了通向学问的道路，不久即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化学家沃克兰是卡尔瓦多斯地区圣安德鲁—德赫伯托镇一位佃农的儿子。小时候在学校，尽管穿着破烂，然天资聪颖，教他读写的老师，总是表扬他聪明：“我的孩子，继续吧。坚持工作、学习吧，柯林，总有一天你会穿上和教区委员一样漂亮的衣服！”一位到访学校的药师，很欣赏沃克林的健壮和臂力，提出让这个孩子去他的实验室帮他捣药，沃克林同意了，希望能够以此继续学业。然而药师不允许他花一丁点时间学习，了解到这一点后，他立刻决定辞掉这份工作。他离开圣安德鲁镇，背着粗帆布背包，踏上了去巴黎的道路。到了巴黎，他开始找一份给药剂师帮工的工作没有成功，贫病交加中，沃克林病倒了，被人送进医院，他以为自己会死在那儿。然而好运正等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康复以后，继续去找工作，最终找到了想要的工作。不久以后，著名化学家孚克劳了解到沃克林的情况，很是喜欢这位年轻人，收他做了私人秘书。多年以后，这位著名哲学家死后，沃克林接替他成为化学教授。终于在1829年，卡尔瓦多斯选区的选民选举他任法国下议院的议员，他终于可以带着胜利的姿态回到阔别多年的村庄，曾经的他一文不名、默默无闻。

不管是英国还是外国，都有很多人凭借持之以恒的实干和努力，从产业界的最低层，升迁到有为、有影响、显赫的社会职位上去，这已经不是什么特例了。在下述显著的例证中，早年的困顿和不利处境成了后来成功的必要条件。英国下议院里从不缺乏自立自强之人——他们恰好代表了人民的勤劳个性；而且正是我们的立法机构使他们受到欢迎和尊敬。在讨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时，已故索尔福德议员约瑟夫·布莱泽顿，带着真实的感伤，详细描述自己孩提时代在棉花加工厂做工所经历的苦难和劳顿时，描述了他那时所立的决心：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掌权，一定要改善工人阶级的条件。听了他的话后，在下院议员的掌声中，詹姆士·格雷厄姆爵士立刻站了起来说，这件事使他对下议院感到前所未有的自豪，因为在这样条件下成长的人，现在也能和国家世袭罔替的贵族们平等并肩坐在一起了。

已故的欧德汉姆议员福克斯先生，在回忆过去时总会说：“当我在诺维奇做纺织童工时。”还有一些在世的议员，出身和他一样卑微。著名船主林赛先生，直到不久前一直是森德兰议员，为了回应政敌对自己的攻击，曾经给威茅斯的选举人简单讲过自己的一个生平故事。他14岁时成了孤儿，当他离开格拉斯哥去利物浦打拼生活时，甚至连一日三餐的饭钱都付不起，汽船船长同意他拿劳动换饭钱，他就是靠清理煤孔里的煤度过难关的。在利物浦呆了七个星期才找到工作，这段时间他住在工棚里，生活十分艰难，直到在一艘西印度大商船上找到安身之所。他先做男仆，在十九岁之前，凭着一贯良好的行为表现，成了整条船的指挥。23岁时，他离开海洋，在岸上定居下来，此后进步飞快，他说：“一个人的兴旺发达，总是离不开一贯勤奋、坚持工作，离不开一贯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伟大原则行事。”

现任北德贝郡议员，来自伯肯黑德的威廉·杰克逊先生的一生，和林赛先生非常近似。杰克逊的父亲是兰开斯特的外科医生，死后留下11个孩子，威廉在家中的男孩子中排行老7。最大的几个男孩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那时父亲还活着。然而父亲死后，小的几个孩子就不得不靠自己打拼了。威廉在12岁的时候，被迫离开学校，到造船厂从事艰苦工作，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主人病倒以后，他被安排进会计室工作，这样才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他获得了读书的机会，搞到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部分利用白天，主要利用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整套百科全书。后来他做起了自己的营生，工作很卖力，取得了成功。现在他的船行驶在几乎所有的海洋上，和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商业关系。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奋发图强的个人奋斗，都是成名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懒惰永远也不能造就杰出人才。正是勤勉的手脑并用创造了财富——通过自学，增长智慧，发展事业。即使有人出生富贵之家，他们个人要取得稳固的名声，也只有通过积极的努力，因为尽管有大片田产可以继承，但知识和智慧却无法继承。富人可以付钱请人帮他干活，却不能请人帮他提升思想，或者花钱买到自学的方法。实际上，任何声名都是靠艰苦劳动取得这一原则，对于像德鲁和吉福德这样在财富上成名的人是对的，他们的学校教育都是在鞋匠的货摊上取得的；对于休·米勒也是对的，他的大学教育都是在克罗默蒂采石场取得的。

对于人的高度文明而言，明白无误的是，财富和安逸不是必须的；因为任何时候世界主要都是由从最底层崛起的人创造的。安逸和奢华的生活不能培养人上进和战胜困难，也不能唤醒人沉睡的潜力，而上进的力量却是活跃而有效行动之必须。事实上，不仅贫穷远远算不上不幸，通过活跃的自助，它还可能转化成一种祝福，激发一个人去和世界斗争，尽管有人可以通过堕落购得安逸，但正直和诚实的人获得的是力量、信心和胜利。培根说：“人们似乎既不了解他们的财富，也不了解他们的力量：他们对财富过于迷信，而对自己的力量却不那么信任。自立和自我克制可以教育人去喝自己蓄水池里的水，吃自己烹制的甜面包，通过真正的学习和劳动谋取自己的生活，仔细地使用托付给自己的好东西。”

财富带来对安逸和放纵的巨大诱惑，人在本质上都难免受其影响，那些出生豪门，又能够积极参与时代工作的人，愈加显得光辉——他们“蔑视享乐、过着辛劳的生活。”令英国那些富裕阶层骄傲的是，他们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们也为国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通常所冒的风险要比他们本该承担的大。在半岛战役中，有人看到一个副官在军团附近的泥泞中独自艰难跋涉，从而表扬他说：“就这样一年走了15000里格啊！”。就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塞瓦斯托波尔荒凉的山坡和印度灼热的土地上，都见证了类似的贵族阶级高贵的自我克制和忠贞行为，很多英勇和高贵的人，舍弃自己的等级和财富，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牺牲生命，在上述地方的某一战场上，为国效力。

那些富家子弟在哲学和科学等和平事业上的贡献最为杰出。以生于伍斯特的现代哲学之父培根，以及科学界的波义耳、卡文迪许、塔尔伯特和罗斯为例。罗斯被看成是贵族中的伟大工匠，假如他不是天生贵族，很可能会摘取最伟大发明家的桂冠。他对锻造工作了如指掌，据说有一次被迫当了一家大工厂的领班，而开设工厂的人并不是贵族。由他本人制造，伟大的罗斯望远镜，成为迄今为止构造最为独特的望远镜。

然而，来自上层社会的人主要还是活跃在政治和文学这样的领域。像在其他领域一样，这些领域的成功也是通过勤奋、实践和学习取得的。伟大的首相，或者议会领袖，一定也是付出最大辛劳的人群。比如帕默斯顿、德比和罗素、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这些人不会从《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中获得利益，然而正是他们在议会最繁忙的时刻，日以继夜地“两班倒”工作。在现代社会，这些辛劳的人中，最杰出的无疑当属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他拥有不同寻常的连续奋战的脑力，而且从来不惜力。可以说，他的事业成了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之人，通过艰辛努力和不知疲倦的辛劳取得成功的杰出典范。在他当任议员的四十年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会坚持到底。从他演讲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准备口头或书面阐述的主题总是仔细审核。他的细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辞辛苦地去适应各种能力层次听众的需要。此外，他还拥有实际工作的睿智，实现目的的非凡精力，以及手眼并用、有条不紊地处理事情的能力。一方面，他超越了大多数人：他的原则随着实践扩展；他的年龄增长，没有使他的天性萎缩，反而使其成熟起来。终其一生，他都在不断吸收新的观念，尽管有人批评他过于谨慎，然而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一味尊重传统的陷阱，这种心理造成了很多受过类似教育的思想瘫痪，使很多人晚年一事无成，痛悔不已。

布鲁哈姆勋爵不知疲倦的勤奋是举世公认的。他的公益劳动向上跨越了六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包括法律、文学、政治和科学。对很多人而言，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谜。一次，当塞缪尔·罗米利爵士被要求接受一项新工作时，他给自己找了个没时间的借口；然后他又补充说：“你带着任务去找布鲁哈姆这个人吧，他好像有用不完的时间。”布鲁哈姆的秘密是，他从不浪费一分钟的时间，而且有着铁一般结实的体格。到了大多数人都要退休、安享自己辛苦取得的劳动成果的时候，例如在安乐椅上打盹消磨时光，布鲁哈姆勋爵却开始对光的规律展开了一系列仔细的研究，并把所得的结果提交给了巴黎和伦敦所有那些擅长科学的人。大约在同一时间，他通过报纸发表了令人钦佩的《乔治三世时期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一书的梗概，同时还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法律事业，以及上议院的政治辩论工作。西德尼·斯密斯有一次表扬他，说他一个人从事的工作抵得上三个身强力壮的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这就是布鲁哈姆对工作的热爱——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无论多少工作都能承担，而且他还是喜欢超越自我的人。据说假设他一生只能从事擦皮鞋工作的话，如果不能成为全英格兰最好的擦皮鞋师傅，他是绝不会放手的。

尽管通过个人的勤劳和努力可以取得很多成绩，本书的例证都足资证明，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人生旅途中所得到的他人帮助同样意义重大。诗人华兹华斯说得很对：“这两样东西——依赖于人与独立于人，依靠别人与依靠自己——似乎互相矛盾，却必须结合在一起。”从孩提时代一直到老去，人都离不开别人的抚育和培养；最好和最强的人通常正是随时准备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比方说，已故的阿莱克斯·德·托克维尔先生的一生。托克维尔拥有双重好出生，父亲是一位杰出的贵族，母亲是梅尔谢布的孙女。凭藉着强大的家庭势力，他二十一岁时就被任命为法官监督员，也许是因为感到不是通过自身努力公平取得的职位，他决定放弃它，去独立开辟自己的未来。或许有人说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然而托克维尔勇敢地做出了决定，他辞掉任命，收拾一下，就离开法国去美国旅行了，并把旅行的收获写成了一本书，叫《美国的民主》。他的朋友和旅伴，古斯塔夫·德·博蒙这样描述他不知疲倦的旅程：“他的本性与懒散全无关系，不管是在旅途还在休息，他的思想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和阿莱克斯在一起，最愉快的谈话也是最有用的。最糟糕的一天是已经失去的一天，或者没有好好过的一天：任何一点时间的浪费都令他气恼。”托克维尔本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人生无论什么时间都不能完全放弃行动，因为外在于自我的努力，以及内在的努力，都是一样必要的；当我老的时候，这一点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和年轻时一样重要。我把世界上的人比作向越来越冷地方进军的旅行者，走得越高，就应该走得越快。心灵的疾病是寒冷，在抵御这个可怕的恶魔时，我们不仅需要脑力劳动给与的支持，而且也需要人生事业中同伴的合作。”

尽管托克维尔坚信发挥个人力量和依靠自我，他比任何人都更乐于承认外界帮助的价值，这是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得到过的。因此他经常带着感激之情，向他的朋友克尔戈莱和斯托菲斯表示谢意，感谢前者在智力上的帮助，感谢后者在道义上的支持和同情。对于克尔戈莱他写到：“他的心灵是我唯一的倾诉对象，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其他很多人对我行动的细节产生了影响，只有你在基本观念的产生、以及对那些指导行为的原则的产生上，对我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托克维尔同样毫不掩饰对他妻子玛莉的感谢，是她保护了他的性情和心境，从而使他能够在自己的研究上取得成功。他相信一个思想高尚的妇女在潜移默化中会提升丈夫的品格，而一个品格卑下的妇女则一定会使丈夫倾向堕落。

优秀的人类品格凝聚了数不清的微妙影响，包括榜样和模范，生活和文学，朋友和邻居，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先辈的精神。我们继承了先辈们优秀的言语和行为。然而，毫无疑义，尽管我们承认这些影响是巨大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自己的康宁生活，并为社会做善举，而且不管智慧和善良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他人的帮助，从本质上讲他们自己必须成为自己最好的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