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第一章 “一带一路”如何行稳致远
2017年5月14日、15日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下简称“峰会”）以“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为主题，将“一带一路”建设推向新阶段，起到为“一带一路”建设安心立命、融通内外、行稳致远的作用，更加强化了“五通”政策，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作用。
一、为“一带一路”安心立命
从习近平主席在峰会多个场合的发言以及峰会联合公报和成果清单中，可以提取五个与“丝路”有关的概念，进而洞见习近平主席为“一带一路”倡议搭建的完整框架体系。
第一个概念是“丝路人”，丰富“一带一路”的共建认同。习近平主席在峰会开幕式演讲中说：“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一带一路”的认同问题，即凡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推进和从事“一带一路”建设的，都是志同道合的“丝路人”。早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就有学者使用“一带一路人”“丝路新使者”“丝路新通使”等相关概念，“丝路人”是对过去各种参与者称谓的总界定。“一带一路”是个大概念，需要有具体的行为体来执行，“丝路人”建立了“一带一路”参与者的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的问题。但国内外对这个关键概念的意义认知还不足，原因是相关宣传报道、专家解读、舆论评论等比较少。
第二个概念是“丝路伟业”，确立“一带一路”的共建目标。习近平主席在峰会开幕式演讲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并确立了“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五大目标（以下简称“五路”）。“丝路伟业”由此而来。“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的表述不断发展变化。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提得比较偏向于经济发展：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一带一路”，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在推进三年后，目标设定更加立体综合，既包括了之前的目标又有所发展。而“五路”目标不仅包含之前的目标并加以提升抽象，而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要求更趋一致契合。
第三个概念是“丝路大动脉”，促进“一带一路”的共建内容。习近平主席在峰会演讲中称：“在这条大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打通大动脉需要加强“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以“五通”为基本框架，总结了“一带一路”四年来的收获，提出了长远建设的具体建议。联合公报和成果清单也以“五通”为主要内容。
第四个概念是“丝路精神”，塑造“一带一路”共同价值观。习近平主席早在2013年秋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相应地提出了“丝路精神”。习近平主席在峰会演讲中再次强调：“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峰会的联合公报也确立了“丝路精神”的地位。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丝路精神”，并非中国一国之软实力或价值观，实际上是“一带一路”的共同价值观、共同软实力，易于广泛接受并形成文明互鉴。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共同价值观问题。
第五个概念是“丝路新机制”，展开“一带一路”共同推进机制。习近平主席在峰会演讲中说，“中国将在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表明，峰会有可能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的作用。在此期间，各方将积极展开峰会后续联络机制，落实联合公报和成果清单，比如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能力建设中心，建设“一带一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打造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以及其他人文合作新平台等。
习近平主席用这五个概念完整勾画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图景，其本质是为“一带一路”安心立命，“丝路人”在“丝路精神”的指引下，打通“丝路大动脉”，通过“丝路新机制”推进“丝路伟业”，有利于各方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图景中，把握自身定位，坚定信心，设立目标，合理嵌入，积极推进。从目前的舆论反应看，国内外对“丝路人”的认知还不够，需要加强和引导；对“丝路伟业”及其“五路”目标的认知要强于“丝路人”，需要完善“五路”的评估体系；对“丝路大动脉”及其“五通”主要内容的认知最多，需要各部门在进行设计时参照落实；对“丝路精神”认知要多于“丝路人”，但对其“一带一路”共同价值观的认知尚未觉醒，需要进一步明确；对“丝路新机制”的认知很多，多个部门有意识地将工作与后续机制贴靠，筹谋2019年第二届峰会，但仍需要进一步协调“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外融通。
二、促“一带一路”融通内外
“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是内外联动的发展战略，其实质是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峰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互融通，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体表现为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
第一个内外融通层次：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中国倡议是中国单方面提出建议，国际共识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习近平主席在峰会演讲中称：“四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经历了三部曲：一部曲是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二部曲是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三部曲是峰会以联合公报形式确定“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国际广泛共识。期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总抓手，共识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
第二个内外融通层次：从中国担当到国际责任。中国担当是中国敢于分担和引领解决世界性难题，国际责任是指中国要履行国际承诺和国际义务。习近平主席在峰会演讲中称：“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担当的体现，在成为国际共识后，就转变为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了。换言之，“一带一路”是中国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主路径，这既符合中国崛起过程中对外战略升级的自身期许，也符合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升级的期待。因此，峰会联合公报称，将重点推动“五通”，“根据各国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义务”，采取切实行动。
第三个内外融通层次：从中国推动到国际共建。中国推动是中国发挥主导作用，国际共建是各方合力共建。峰会联合公报称：“我们欢迎各国积极开展双边、三方、区域和多边合作，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市场化产业转型，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各国发展战略和互联互通合作倡议层出不穷，为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只靠中国出资金、出技术，以“包办”的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不可能的；应以“众筹”的方式建设“一带一路”，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解与支持。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上表示，希望中国能利用北极航道，把北极航道同“一带一路”连接起来。2017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时积极回应，中俄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
第四个内外融通层次：从中国标准到国际规则。中国标准是中国产生和推动的标准体系，国际规则是各方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峰会联合公报称：通过借鉴相关国际标准、必要时统一规则体制和技术标准等手段，实现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协同效应最大化。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中国倡导中国技术、中国资本、中国制造等“走出去”，这有利于强调中国优势，但不利于平等合作。中国标准对世界规则的完善和冲击同步兴起。“一带一路”建设的地区性和国际性表明，相关项目不止一个标准、一套体系。比如说蒙内铁路是中国倡导的标准铁轨，但其他国家的铁路建设就不一定使用该标准。再比如，如果中国和中亚国家以及湄公河流域国家都批准使用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的规则，就能扩大国际规则的使用范围。
第五个内外融通层次：从中国道路到国际秩序。中国道路是中国发展崛起的道路和模式，国际秩序是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战略互动而形成的秩序。习近平主席在峰会演讲中称：“我们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国情，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联动中国道路与国际秩序良性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统筹内外两个大局有新的进展：既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国内治理能力；又积极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全球治理改革。“一带一路”倡议所涉领域广、时间跨度大、问题复杂、复合型风险高，需要综合应对国内外经济、安全、社会、人口、宗教、文化、生态、地理等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秩序塑造，这是“一带一路”建设更深刻的时代本质。
通过这五个“一带一路”内外融通层次，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对接融通。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方面最成功，但仍需要进一步增信释疑，扩大“朋友圈”，降低竞争性和风险性，争取化敌为友。从中国担当到国际责任的意识正在兴起，预计“一带一路”担当论、“一带一路”责任论将会兴起，需要中国多从承诺、责任、义务等角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中国推动到国际共建方面推进速度最快，基本摆脱“一带一路”中国“唱独角戏”的错误认知，一批阶段性的成功项目可资借鉴。从中国标准到国际规则方面的进步最快，在强调中国标准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不同标准的对接融通。从中国道路到国际秩序方面的进展被广泛关注，中国需进一步明确，“一带一路”不是中国道路的简单翻版或经济殖民主义，而是共同发展的方式，是中国元素结合“一带一路”国家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实现共同发展、克服地缘政治冲突、优化国际秩序构建的方式。
三、助“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指出，雁栖湖“也是一个开启合作征程的地方”。“‘一带一路’就像一对腾飞的翅膀。让我们以雁栖湖为新的起点，张开双翼，一起飞向辽阔的蓝天，飞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远方！”“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2017年6月16日，张高丽副总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做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释，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丰富内涵，继承和弘扬“丝路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张高丽副总理还围绕“一带一路”的“五路”“五通”做了具体部署。
“一带一路”的行稳致远，各方借势发展、合力共建，可遵循以下五条路径：
第一，长期推进。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国内外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战略？经过四年的发展，国内外普遍认同“一带一路”是个长期发展战略。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称，“丝绸之路”延续千年，“一带一路”是“世纪工程”。中国具有长期推进“一带一路”的国力基础，现已完成顶层设计以及分领域、分部门的指导意见、战略规划、行动方案等。以“一带一路”解决诸如国家发展转型、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国际人才培养、风险预防管控等问题，都是长期过程。峰会后，“一带一路”的推进预计主要遵循两条路径，即峰会后续联络机制和党的十九大。这两条路径均会以“一带一路”的长期推进为导向，保障政策的稳定性、可预见性。
第二，内外协调。“一带一路”已超越发展合作的传统范畴，上升到治国理政与全球治理的高度，是内外两个大局的对接。“一带一路”虽然与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并称三大战略，但其与后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其实质是内外联通式的发展战略。峰会为“一带一路”建设确立了内外协调的框架和发展方向：一方面是对外合作向全球延展扩散，国际上一些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比如拉美和非洲。另一方面是对内发展也形成扩展联动之势，国内一些不太接近“一带一路”沿线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纷纷借势“一带一路”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参加地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时强调：“要注重统筹兼顾，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有机融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
第三，利益普惠。“一带一路”必然涉及谁参与、谁受益、投入与收益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一带一路”是开放的，中国需要掌握和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尽量让国内外相关的利益方共同受益，实现与国内外对接式、捆绑式的发展。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角度看，“一带一路”也需要促进链条各环节的受益。过去四年，“一带一路”促进了沿线的整体收益，“五通”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多个地缘经济板块联动加强，但也出现利益不均衡，甚至是利益冲突和风险加大的情况。峰会之后，“一带一路”普惠化的发展路径：一是更加注意与美国、日本等利益相关方的政策协调，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和竞争。当前，美国与日本均有意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二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中国要投资互联互通，需要创造更高附加值，优化和提升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产业网和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三是发挥更多民间力量，在项目规划和设计上，惠及更多国内外民众。
第四，守正创新。“守正”是指坚持过去有效而正确的方法，如坚守全球化，借助国际和地区组织等；“创新”则是创造新的合作形式和机制，弥补旧有机制之不足。“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个创新，也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欧班列等。峰会上提出四个“对接”——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机制对接、项目对接。这是四年来推进机制的一次集成创新。峰会之前，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寻求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对接，与各种地区和国际合作组织、机制探索共建，不断摸索创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峰会之后，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守正创新的任务更加吃重，其根本在于实现增长的创新。“一带一路”主张打通陆海战略通道，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的贸易投资乃至人员、信息和资金移动的新规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后危机时代”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思维，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
第五，科学评估。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评估至关重要。“一带一路”的研究评估与实践相伴相生，是中国学者学术兴趣与国家战略的契合，但仍难满足政策实践对智力支持的刚性需求。表现为：研究兴趣大，资料来源少；政策解释多，理论剖析少；文献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情况介绍多，项目设计少；政策需求大，适用建议少。峰会将带动“一带一路”研究走向“厚、重、长、大、新”的新阶段：厚在学术性，重在权威性，长在战略性，大在全局性，新在创新性。推进“一带一路”的整体科学研判，一是加强“一带一路”的跨学科研究，产、学、研（产业、学术、科研）的结合；二是建立完整的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加强风险评估、专业化评估、整体性评估、动态演进的评估；三是重点推进大数据应用以及国际合作研究。
在后峰会时代，“一带一路”的“五通”政策更显重要。“五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框架和主要内容，将为“一带一路”安心立命、融通内外、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