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一带一路”五通指数解读

第二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研究报告

王继民 程瑛 山旭 吴亚平　王若佳 聂磊

一、研究背景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顶层规划，“一带一路”进入建设高潮期，至今已近三年。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望进入新阶段。

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血脉经络。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内涵之一就是打造现代版的互联互通：通过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将欧亚大陆两端，即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活跃的东亚经济圈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带动欧亚大陆广大腹地区域的发展，进而辐射到亚洲、欧洲、非洲，促进形成统一的欧亚大市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总体架构，从根本上提升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活力。

互联互通的建设和发展，具体被分解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主要方面，即“五通”。

而自“一带一路”建设启动以来，虽然各方面均有快速进展，但对于整体互联互通情况——也即“五通”的情况缺乏足够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估，其中既包括对现况的认识，也包括历时的比较。

本书是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2016年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五通（2016）》）的延续研究。该指数自发布以来得到广泛关注，为相关研究和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前期研究已覆盖的测算内容正不断发展变化，需要持续跟踪测算；另一方面，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也要求相关研究随之调整覆盖范围。因此，《五通（2016）》发布后，课题组开展了一系列跟踪研究，针对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各国的“五通”发展情况，形成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评价报告（2017）》等成果。

为进一步提高五通指数的系统性和实效性，课题组根据国内政策、国际形势等要素的发展变化，结合前期研究成果和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对五通指数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动态调整，并汇聚“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除巴勒斯坦）、76个子项目的数据完成了新一期五通指数测算，进而形成以多行业、多领域数据为基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2017）》。

二、评价体系与测算方法

（一）评价体系的构建

本报告的核心是从“五通”的视角构建综合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以加强体现互联互通、合并相似的指标、淘汰区分度小的指标、用直接指标替换间接指标等为指导思想，在《五通（2016）》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科学性、可行性、可持续性、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相结合等原则开展了修订工作。经过多轮实际测算和专家评议，最终确定了共包括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

（二）测算方法

1．数据源与数据预处理方法

本报告数据主要来源：（1）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b of Science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2）国内外权威研究报告或年鉴，如《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等；（3）部分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与方法分析相关互联网数据得到。所用数据源具有权威、可靠、客观、统计口径一致的特征。

数据预处理是对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的前提，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数据的清理、集成、空缺值填充、选择、变换、归约等。对正向指标主要采用最小—最大规范化、极大值规范化等方法，对负向指标主要采用非线性规范化方法。

最小—最大规范化方法将原始的数据进行线性变换，使其映射到某一个新的区间中，如[0,1]、[0.3,1]、[a,b]（a<b）等。具体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公式（1）将该指标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映射到区间[a,b]（a<b）内。

极大值规范化方法用原始数据除以该数据列的极大值，具体计算方法如公式（2）所示。公式（2）将该指标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映射为最大值为1而最小值未知的数据列。

常见的适用于负向指标的一种非线性规范化方法是用该数据列的极小值除以原始数据，具体计算方法如公式（3）所示。公式（3）将该指标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映射为最大值为1而最小值未知的数据列。

名次序数的标准化采用名次序数百分比化方法，即将数据对象的名次序数转化为在百分比内的相对位置，是将逆向定性指标转化为正向定量指标的一种方法。具体计算方法是：先对数据对象排列名次，得到名次序数，然后利用公式（4）计算名次百分比。

Xij表示数据对象的名次，n表示数据对象的数量。用（Xij－0.5）处理可以避免出现最后一名的名次百分比为0的情况。不同名次均匀地分布在百分比内，名次越高，百分比越大。

聚类分析是对数据对象进行划分的一种过程，它将数据对象分成多个类或簇，使得在同一类或簇中的个体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不同类或簇中的个体差别较大。本报告综合使用了K-means和层次聚类方法。

2．指标赋权与结果综合方法

指标体系总分为100.00分，5个一级指标权重分配比重为1∶1∶1∶1∶1，即各占20.00分。二级和三级指标的权值使用主客观赋权方法分配。

综合评价模型可把评价对象的多个指标的取值合成一个综合数值。本报告采用加法综合评价模型，即对各指标的评价值进行加权算数平均，求综合评价值，具体如公式（5）所示。

其中，Ri为第i个国家的综合得分，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rj为第j个指标的得分，是经过数据规范化处理后的某一评价指标的具体取值。我们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具体取值做了指标的正向化转化，综合评价值越高，其互联互通程度越好。

（三）测算对象

本报告测算“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因巴勒斯坦多项数据缺失，最终实际测算63个国家。“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区域分布如表2所示。

三、测算结果的划分

课题组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划分为四种类型：顺畅型，70.00—100.00分（含70.00分）；良好型，50.00—70.00分（含50.00分）；潜力型，30.00—50.00分（含30.00分）；薄弱型，30.00分以下。各类型所包含的国家如表3所示。

根据测算结果，“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总体水平从2015年的“潜力型”提升至“良好型”，说明2016年“一带一路”取得了显著成效。

具体来看，“顺畅型”国家5个，占比7.9%，数量与2015年持平且国家未发生变化；“良好型”国家34个，占比54.0%，数量几乎达到2015年（18个）的两倍；“潜力型”国家21个，占比33.3%，较2015年（31个）大幅减少；“薄弱型”国家3个，占比4.8%，仅为2015年（9个）的三分之一。

四、分析

（一）“五通”特征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代表互联互通主要方面的“五通”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通过对比“五通”特征能够有效揭示五大领域互联互通情况及内部差异。根据测算结果，“五通”特征分析如下：

五大领域整体发展水平相当，但国别离散程度差异较大。整体发展水平方面，5个一级指标的各国平均得分均在10.00分上下，其中政策沟通（10.97分）和民心相通（10.76分）得分相对较高，贸易畅通（9.88分）得分相对较低，五大领域之间差异不明显。国别离散程度方面，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各国得分的方差在6.5上下，远小于资金融通（11.1）和民心相通（8.5），说明“五通”并非均衡发展，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国别差异较高。

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高度相关，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密不可分。“五通”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除设施联通与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的相关性相对较低外，其余相关系数均大于0.50，“五通”间的密切关联得到初步验证。具体而言，“五通”间的关系存在三种特征：（1）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高度相关，二者之间相关系数达到0.72，而它们与其他三项的相关系数均在0.50上下；（2）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密不可分，二者之间相关系数达到0.77，而与其他三项的相关系数均在0.60上下；（3）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相关性明显高于其与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相关性。

（二）区域特征分析

受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与不同区域的互联互通水平发展不均衡，具有一定差异性，通过五通指数区域特征分析能够对这一差异进行有效评估。

总体来看，我国与各区域互联互通程度差异显著，周边区域得分较高。各区域五通指数平均得分显示，东南亚地区得分最高，达59.12分，其次为中亚与蒙古国（56.10分）、俄罗斯及周边地区（54.27分），以上三者均为我国周边区域。中东欧与西亚北非的得分较为接近，分别为50.81分和50.78分，南亚地区得分相对较低，仅为44.97分。由此可见，我国与不同区域间的五通指数得分的确存在明显差异，与周边区域的互联互通水平较高。

从区域内均衡性来看，各区域内离散程度差异较大。俄罗斯及周边地区、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的内部离散程度较高，其中俄罗斯及周边地区表现为俄罗斯得分“一家独大”，西亚北非地区测算对象众多、全距较大，而南亚地区则表现为箱体较长。与此同时，中东欧地区虽然测算对象最多，但其内部离散程度较低，区域内各国与我国的互联互通程度差异较小。

从一级指标来看，不同区域“五通”发展各具特色。东南亚地区一级指标得分均大于10.00分，其中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得分在六大区域中排第一，总体上具有明显优势。中亚与蒙古国政策沟通得分优异，在六大区域中排名第一，而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三项只排在第三。俄罗斯及周边国家在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表现优秀。中东欧地区各项得分较为均衡，除设施联通排名靠前外，其余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虽整体得分相对较低，但具有一定地缘特色，其中西亚北非地区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优势明显。

（三）国别特征分析

识别“五通”的国别模式，了解国别差异对于精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课题组通过聚类算法得到了五通指数的国别特征。

根据各国5个一级指标的得分情况，我们将63个“一带一路”国家划分为整体畅通型、经贸畅通型、政民畅通型、整体潜力型、存在短板型和尚待加强型六类。整体畅通型国家的特征是5个一级指标得分均较高，五大领域较为均衡，该类国家数量达11个，较2015年（4个）有大幅提升，说明“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显著。经贸畅通型国家的特征是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表现优异，政民畅通型国家的特征则是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得分较高，其数量分别为9个和13个，这两类国家都在特定领域发展较好，为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潜力型国家的特征是5个一级指标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无明显短板，后续潜力巨大，此类国家9个。值得注意的是，有13个国家属于存在短板型，即虽然多数一级指标得分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存在明显弱项，其短板或为后续发展埋下隐患。此外，尚待加强型国家下降至8个，较2015年（12个）有明显改善。

五、政策建议

以差异化策略逐步实现“五通”均衡发展。这既包括对不同区域的差异化策略，也包括区域内不同国别的差异化政策，以及针对一个国家“五通”不同方面的差异化政策。如在政策沟通方面，对有一定政治互信的国家，加强互利共赢的增量协商，以政治互信进一步带动“五通”全部提升；对一些对“一带一路”倡议有疑虑的国家，先从经贸合作入手，通过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促进政策沟通；对缺乏政治互信、有现实利益冲突的国家，尽量构建兼容已有合作协议的政府间框架协议，使政策沟通不会影响其他“四通”。

抓住“潜力型”重点、补齐短板。从测算结果看，排名靠前的国家得分是排名靠后国家的三倍以上，“潜力型”“薄弱型”国家有24个，超过三分之一，制约了整体互联互通水平的提升。而从“五通”的国别分析看，绝大多数“潜力型”国家都存在明显弱项，导致这些国家互联互通的水平停滞。下一阶段，在继续提升其他类型国家互联互通水平的同时，应集中针对“潜力型”国家的弱项，投入资源、补齐短板，从而使“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整体水平在短期内继续得到快速提升。

建立动态评价机制，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方式。对比2015年年初和2017年年初的数据，互联互通建设的挑战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和深入，这一变化的幅度和频度或进一步提高。因此，必须利用大数据等现代化手段，建立针对“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情况的动态评价机制，有效、全面、科学、客观评估互联互通水平及其变动情况，为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更为翔实的数据支撑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