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海德格尔：从上手之知到理论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出理论认知，这对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问题，而对海德格尔却正是，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理论认知并没有独立的地位，更谈不上是最高的善好。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之知和实践之知可说是并列的，前者不是从后者发展而来；而在《存在与时间》里，上手之知（对上手事物的认知）、现成之知（对事物的现成状态的认知）、理论之知被排在一个线性发展系列里。说是“发展”不太好，总的说来这是一个逐步退化的系列：上手之知是对事物的最真切的知，而“只对物做‘理论上的’观察的那种眼光缺乏对上手状态的领会”（《存在与时间》，第82页），这种眼光总是“把世界淡化到纯粹现成事物的齐一性之中”（《存在与时间》，第161页）。按照海德格尔对源头、原始的推崇，出生较晚的理论认知大概也只能是退化的产物。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退化，仍然是个问题。

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篇里，海德格尔尝试从时间性着眼进一步澄清“操劳”的结构，从而能够“追问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存在与时间》，第399页）。其大意是说，理论认知是一种专题化，而“专题化进行客体化”（《存在与时间》，第412页）。我们且不管海德格尔的阐论与时间性有没有关系，不管客体化与专题化是怎样联系的，“客体化”这一入手点的确洞见到物理学型理论的肯綮；虽然这一洞见在《存在与时间》中仍然显得相当微弱，但它将在海德格尔今后的工作中展现更加深入和丰富的内容。然而，作为“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这种洞见提供的是认知结构的转变，并未涉及为什么会产生理论认知以及理论认知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通过专题化过程形成上手之知、现成之知、理论之知的序列，包含着另一层疑问：似乎所有理论都是上手之知的理论化。民主宪政理论可以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但微分学、行星理论和基因理论是哪些实践经验的理论化呢?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两类理论：一类是物理学型理论，另一类是伦理学—政治学型理论；后者是实践经验的专题发展，而前者不是。

《存在与时间》笼统地用实践经验的专题化说明理论的发生，包括物理学型理论在内。“理论研究也并非没有它自己的实践”，设立实验设备、收取实验数据、制造切片都需要错综复杂的技术性工作；考古挖掘要求最粗拙的操作；就连依赖以上各种工作所得的结果进行抽象研究，也还需要书写之类的操作（《存在与时间》，第406页）。后来，科学学里的建构主义一派，就有不少论者力图沿这一思路来解说科学理论。但这一思路包含一个重要的错误。你在研究行星逆行，你夜晚走到野外举头观测夜空，但行星理论却不是从你行走、你举头这些行为发展而来。同样，解一道复杂的几何题难免要用纸笔写画一阵，但解出的结果却不是这些活动的专题化和理论化。诚然，研究者需要通过训练掌握正确的观察和操作方式，他有时需要反过来检视研究过程，找出是否有某种因素产生了干扰，例如是否自己看花了眼或望远镜安装出了错。但这种检视依赖于我们有一套正确的观察、操作方式，例如没看花眼、望远镜安装正确。我们的确可以对研究活动本身进行专题化研究，从而发展起科学学或调整了知识论；无论这些学科能教给我们些什么，反正它们不能产生行星理论、基因理论这些物理学型理论。

海德格尔从上手事物开始，的确有助于我们警惕近代哲学围绕着客体打转的本体论以及与此相应的认识论。我们的确不能同意，世界只是粒子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同意，梅花的暗香疏影、云梦泽的气蒸波撼只是我们在真实世界涂染上的主观色彩。暗香疏影、气蒸波撼，它们也是事物的本来所是。但另一方面，读海德格尔的论述也够古怪。人们在那里锤锤子、缝皮衣，这些活动不仅有其用途，它们还指向“质料”，指向毛皮、线、钉子等，毛皮又进一步指向生皮，生皮指向野兽牲畜，锤子则指向矿石、石头、木头，一句话，用具器物也指向那些不用制造的自然，及“处在自然产品的光照中的自然”。读这样的论述，我们不能不同情胡塞尔关于海德格尔陷入了人类学的批评。何况，不仅世界不只是粒子的交互作用，森林也不只是一片伐木场，山冈也不只是采石场；沿着海德格尔指示的路径，我们也许最多达到“处在自然产品的光照中的自然”，而无法达到我们“诗性地栖居”于其中的自然。

而且，什么是上手事物的“真的自在”方面，我们是否应该从最早认识到的世界形态出发来展开对认知的研究，这些并不是“何种认识为真?”这个问题的全部。我们一开始看见的星星是夜空中的一些小光点，它们像是夜空的装饰，但也有它们的用处，例如指示方向；甚至还有更深的用处，它们有点儿神秘莫测，因为神明居住在那里，或它们本身就是神明，是神意所在，指示人事的兴衰。后来我们渐渐认识到它们是些巨大的天体，有恒星、行星、射电源等。这时候你说它们的“真的自在”是些小光点、天体云云只是理论考察的结果、离开它们的实际所是已经很遥远，就难免让人疑惑。现成之知、理论认知并不都是从真实所是渐行渐远的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