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地理语言学基础研究

1 地理语言学概述

1.1 地理语言学的性质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是跟地理学结合的语言学，是把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描绘在地图上，然后进行解释的语言学。从地理学角度来说，地理语言学叫做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语言学领域以前一般也用这个名称。地理语言学用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做基础，利用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结合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解释这些分布形成的原因，探索语言现实分布和历史变化的规律。（曹志耘，2002A）地理语言学的核心特点就是用语言特征地图的方式研究语言。

“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1982：13）《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但是目前多数人习惯叫做“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袁家骅等，1983：12）。因为它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应该是运用地理科学方法和成果研究语言的科学，属于语言学，所以，我们建议仿照“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术语，叫做“地理语言学”。否则，把“语言地理学”放在现代语言学分支类型的术语中，显得不协调，好像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人文地理学》（王恩泉等，2000）中就把“语言地理”当做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地理类型。

在中国语言学领域，“地理语言学”逐渐在名称上取代“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学科设置目录里，目前一般还是在“语言学”下设置“方言地理学”或者“语言地理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基本上是受到日本地理语言学影响发展的。日本早期的地理语言学著作柴田武的《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出版）就是用“言语地理学”的名称，这个名称一直被后来学者沿用。20多年后，日本学者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发表，文章的副标题《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里用的还是“方言地理学”。2010年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标志着“地理语言学”这个名称在中国正式成为语言学学科名称。这在理据上比原来的“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更加像语言学名称，而不容易使人产生它是地理学名称的错觉。

研究特定通用语言的结构等，属于个别语言学；研究不同语言特别是非通用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的关系和共性，属于一般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特定方言的结构等，属于特殊的个别语言学，也叫做方言学。虽然在中国地理语言学一般跟方言学密切相关，但是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是分别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科学，它们都属于一般语言学。正如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而且空间上的差异导致时间上演变速度的差异，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历史语言学由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研究成果很突出，所以显得比地理语言学更加成熟。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分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应该说“共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空间的，但是，它一般局限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抽象出来的单一系统的解剖，或者几个这样的现代单一系统的比较。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给语言或者方言做历史关系分类，实际上也是在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空间关系的分类，因为共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往往有共同的时间变异关系。但是它们又往往出现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亚洲，却跟欧洲许多语言有密切关系。衡山其实在湘语包围中，古代全浊声母的变化却既不像湘语也不像与湖南有历史移民关系的赣语，却像覆盖在湖南南部“土话”方言上面构成双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话，好像是官话率先渗入湘语核心区域形成的方言岛。

如果不分主次关系地从时间和空间关系得出一个综合类型，那会带来许多交叉重叠的麻烦，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是否保存浊音”就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标准，因为一方面，浊音分成音位性和音素性两种；另一方面，浊音是一个不稳定音素。

“是否浊音”，对于汉语的很多方言来说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气”是汉语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虽然从衡山的后山话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来跟前山话区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围内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气”这个普遍特征的发展差异才具有比较价值。

如果根据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区域，然后对不同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就可能是画地为牢，会忽视相同行政管理空间的不同方言的相互关系。只有首先从地理语言学角度，不管方言类型，用地图表现相同语言单位的各种事实，才能发现更多的实质关系。

从长沙话演变的历史记录（鲍厚星，2002）可见，无论前后鼻音的混淆还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说明在语言消磨过程中，它们在逐渐走向简化，偏僻或者人口稳定地区比发达或者人口不稳定地区变化慢。

所以，无论从远离长沙市区的湘潭、衡山，还是从接近市区的长沙市郊区的空间变化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汉语方言的历史变化。这是弥补汉语缺乏系统细致的历史记录这个遗憾的重要途径。当然，“方言地图只能推测各种形式的新旧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年代。要确定一个词产生的绝对年代，我们还需要把方言地图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岩田礼，1995）

地理语言学跟一般的语言或者方言调查不同。它不是针对一个地点做全面的分析，而是要针对比较多的地点精选尽量少的调查项目进行调查。因为地点多了，如果项目还多，不仅无法胜任浩大的调查工程，而且会没有重点，浪费资源。

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语言种类多样，方言特别是汉语方言覆盖全国，复杂多样，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沃土。（曹志耘，2002A）外国学者贺登崧把地理语言学介绍到中国以后又介绍到日本。但是地理语言学包括研究中国汉语的地理语言学都是在日本先成熟，中国在后面才开始发展的。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语言的地理语言学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