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生态、世界—经济和历史资本主义

布罗代尔对世界环境史所做出的具有历史性和概念性的贡献仍然不明确。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布罗代尔在英语世界里最重要的对话者都是社会学家，这群人固守着“社会—文化决定论”（Dunlap & Martin，1983，p. 204），“社会—文化决定论”忽视或者说边缘化了“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依赖”（Dunlap & Catton，1994，p. 6; also Foster，1999）。其次，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一方面有别于产品和规范化的市场交换，另一方面，也有别于物质生活，有使资本积累去物质化的趋势。结果，布罗代尔的叙事方法，首先是在《文明与资本主义》三部曲著作中，使得他在借用一系列单边及去物质化的概念时，易遭到批评，其中，阿瑞基（1994）的忽略自然的（nature-blind）《漫长的20世纪》是一部精彩的著作。最后，世界环境史方兴未艾，而且主要研究者是历史学家，对于他们来说，理论探索是次要的（Moore，2003b）。

最终，布罗代尔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被人接受或借用（reception and appropriation）的原因不如他在文集中所使用的方法（如果运用恰当的话）重要。笔者建议，我们可以用两个步骤来拓展布罗代尔的生态历史视角。第一，笔者简要地考察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是如何把布罗代尔的唯物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之中的，这种方法会加深我们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态历史体系，同时也是世界—生态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理解。第二，笔者将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与布罗代尔式的环境史结合的创新之举，可以通过重新考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矛盾得到丰富。

在世界—历史的视角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沃勒斯坦借用布罗代尔抽象的环境问题来帮助解释社会史问题（Chew，1997，2001; Friedmann，2000）。但是，这种看法实际上漏洞百出。沃勒斯坦（1974）对封建主义危机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分析，认为社会—生态因素是最重要的，这些因素包括土壤肥力衰竭、单一种植、流行病因素、畜牧及土壤侵蚀、农业经济选择和中欧文明的发展轨迹，气候变化、森林砍伐和木材短缺，以及饮食结构（see Moore，2003b）。

沃勒斯坦挖掘出了隐含在布罗代尔著作中的两个生态学观点。第一，沃勒斯坦认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地理扩张时期，农业—生态的变革是关键。正如我们看到的，布罗代尔（1981）强调欧洲的粮仓“经常变换地理位置”（p. 126）。他还指出了一个几乎同时发生的类似的模式，即中世纪欧洲矿业中心的重新布局和全球扩张。熔炉大量消耗燃料导致森林砍伐及燃料价格上涨，这一状况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工人骚乱而进一步恶化。这些问题使“欧洲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把处理矿厂与冶金厂的棘手问题都扔给了那些依赖欧洲经济的边缘区”（Braudel，1982，p. 325）。在东欧和美洲边缘区畜牧业也同样被重新布局（Braudel & Spooner，1967，p. 414）；以“大规模的宰杀”为特点的皮毛交易也是如此。

1786年，英国和美国的船只出现在北太平洋上。很快，堪察加半岛上的美丽生物便被猎杀殆尽。狩猎者们不得不深入到更远的地方去获取猎物，远到美洲海岸，甚至远至圣弗朗西斯科地区。（Braudel，1981，p.69）

当然，在沃勒斯坦看来，没有地理大规模的扩张，资本主义的兴起无从谈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欧洲向美洲的扩张并不像它对美洲的征服和富有成效的合并那样显著（Quijano & Wallerstein，1992）。这种已经出现的体系的生态矛盾在边境地区呈现出最为荒凉的特征。没有比甘蔗种植区更为明显的地方了：“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上进行的大范围甘蔗单一种植破坏着这些岛屿，不仅破坏着土地，还有岛上的人口。岛上的土壤被侵蚀，人口消亡”（Wallerstein，1974，p. 89）。我们知道，甘蔗是非常赚钱但具有破坏性的植物，排挤小麦，耗竭土壤，因此不断需要新的土地（更不要说它的种植耗尽的人力）（Wallerstein，1974，p. 44; also Wallerstein，1980，pp. 162—162n）。而布罗代尔（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马克思）则认为，土壤的退化与劳动力的退化是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的。

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极具思想性的生态观的唯物主义所做的第二个阐述，即是把世界—经济与世界—生态辩证地联系起来。可以把封建主义危机解释为“一种社会—物理原因的结合”（Wallerstein，1974，p. 35）。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是“世界生态”划时代的重组。那么，这便是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由此，“因为新兴欧洲世界—经济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世界生态以一种使欧洲获益的方式被改变”（Wallerstein，1974，p. 44）。（首先是欧洲核心区！）

笔者认为，意义重大的是要把世界—生态与资本主义兴起相联系。我们这里难道不是完全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同样也是从一种唯物主义的和建构主义的角度）去探讨自然的生产这个问题的吗？漫长的16世纪的农业—生态转型不仅仅标志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的兴起，也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的出现。笔者这里所谈的是，不应该分离世界—生态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而应当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中，经济与生态息息相关。

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它的特殊性不仅仅是简单地对大自然大规模的改造。相反，其特殊性可能更好地体现在逐步深化了微观社会—生态的世界—历史特点的方式上，这是出于资本积累的考虑，而资本积累又不断地为无休止的全球扩张施加压力。因此，表面上看来是无关紧要术语上的变化，却尝试要阐释一个庞大的问题群。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地方社会不仅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富于变化且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隔离状态的区域性的社会—生态关系被纳入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之中，同时它们也成为资本主义的构成因素。很快，地方的社会—生态关系就被人类劳动力（这本身也是一种自然力）所改变，并且这两者开始持续的对话。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对话及转型的历史—地理的特殊性是由资本主义对财富的特殊具体化——尤其是货币积累的向心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城—乡对立塑造的。这些特殊性将会破坏积累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得地理扩张浪潮的再现成为一种必需。因此，连字符的使用是必要的：我们所讨论的未必是全世界的生态（尽管这实际上就是当今的现状），我们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世界—生态。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不管是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理论上来说，生态—社会之间的双重性就讲不通了。从资本主义兴起的立场来看，世界—经济与世界—生态所代表的是单一世界历史进程的不同视角。把这个环节看作是“统一体中的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样），这样可以让我们发挥布罗代尔关于经济—生态辩证关系的尽管含糊但却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借助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概念，我们能够开始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对立的特殊形式，这种对立指的是资本主义驱向无止境的积累与生态可持续发展需求之间的对立。

沃勒斯坦非常清楚这种对立，但他似乎并不愿意去理论化这种对立的基础。在笔者看来，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抽象的社会劳动都是核心。沃勒斯坦宁愿用概念—历史的术语来思考资本主义，而不愿意借用任何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模式，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任何有关形式上的理论化问题都避而不谈。笔者认为，总体来看，沃勒斯坦认为试图把资本主义形式上理论化的努力还不成熟，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反对把世界—体系“理论”公式化的原因（Wallerstein，2002）。但这种想法也是有局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1977）中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也即资本主义体系下社会对立的基础。但马克思的贡献远非如此。马克思同样指出了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新陈代谢，及在生产和同时存在更广层面上的劳动社会分工的对立（Marx，1977，p.283，pp.636—638; also Burkett，1999）。倘若我们不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历史性地把财富浓缩成一种具体的社会形态（价值），那么笔者认为在现代世界里，给我们留下的只能是对生态危机做出以市场为中心的解释。这就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式方法中循环论的危险，这一点已经体现在许多其他非常重要的环境史著作中（e.g.，Cronon，1991; Merchant，1989）。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下的市场与生产呈现出具体的历史性的特殊形式，这导致了生态可持续性与经济发展之间严重的冲突。市场和特殊形式的生产（如工业化），这两者本身都无可厚非。因此，尽管沃勒斯坦提出了资本主义理念的骨骼，但却具有启发性，指出了现代的自然—社会之间的对立，如果我们考察马克思的生态见解，也许可以使这种观点的要点得到最大化的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