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节日文化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中华大地上，端午节人尽皆知，人人都可以发表一些议论，一点看法。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曾经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和争议。在这样的世情和国情下，敢于承担端午节的研究是需要勇气的。其研究的意义与难度，几乎是同等的大。

宋颖博士对端午节的研究，主要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回答以下问题：什么是中国的端午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与族群的端午节曾经是什么状况，现在又演变成什么样子；国家对端午节的文化表述和民间传统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他们之间能否融合或者调和等。

由于长期以来对于民间民族文化认识的偏颇，地方志上虽然不乏对于端午节的记载，但是鲜有深度研究的文章，且大都没有走出历史学研究的窠臼。现有对端午节的研究在学术界尚存着众多疑点和分歧，并大都延续着对汉族端午节探讨的模式。

民众的历史记忆十分富有，要把丰富的史料扒罗剔抉不是一日之功。这部论著，梳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材料的分析和逻辑的清晰本身就构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力凝结在探索端午节的传统。端午节传统的多地域与多民族的状况，容易使人感到扑朔迷离。作者使用了“核心元素”和“变动元素”的概念，以此入手切中肯紊，在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中研究出传承的文化基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端午节的“核心元素”和“变动元素”之间有着互相关联，这是作者今后应该关注的。

起源于吴越之地的端午节在其他族群是如何发生文化涵化的？端午节的文化象征符号是如何在该族群中被传递同时又被创造出来的？他们在历史的传承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异？虽然这些问题也有待于作者和学术界的进一步诠释，提出问题本身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论著已经突破了大民族主义或文化本位的偏见，而彰显出中国端午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价值。

研究节日要研究民众的知识体系、调节体系、审美体系。传承至今的端午节是活形态的文化，是自古至今被民众所传承并在传承中不断创造的汩汩长流。“濯足激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论著在梳理繁富的历史典籍资料的同时，把端午节的研究置于传统与现代的动态中，置于现代对于传统的流变中，置于当代民众的生活之中。在田野调查中，作者以学者的目光透视出传统节日在民间的叙事方式与民族国家对文化遗产的宣传与展示及其对公民期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也探索了民众、学者及政府在保护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中所达成的互动与谐调。

民族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民族民间文化不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存在有民众/学者/政府运作和认可的过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潮中，论著审慎地研究了国家（政府）、学者、媒体、民众等各方力量对于传统的端午节申报遗产的积极参与及其不同的表述方式，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和面临的冲突与调试。作者严格地遵循学术规范，带着求真求理的追求，记录了中国端午节的当代民俗志。特别是，对湖北黄石的“西塞神舟会”的整体描述与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著提出研究端午节和保护端午节不能忽视民间信仰。“从端午节的历史发展来看，其驱邪避恶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它是不能简单地用科学经验来证明和实践的。这一部分也正是容易被国家表述所忽视的。”民间信仰是在民众的民俗生活中展开的信仰，是构成民俗行为的根底，民间信仰是节日形成的源头，民间信仰也是节日文化传承的流脉。如果淡化或者抛弃端午节驱邪避恶的文化因子，就背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论著在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言。文章为时而作，为民而撰，不仅有细描的实践功夫，而且显示了高屋建瓴地深度思考。尤其是，在对端午节的现代性思考中，作者借用了民俗主义以及公共民俗学等新视角，以此表述当前端午节文化符号呈现的再建构状况。当然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站在民俗学与社会学的基点上去研究当代端午节的转向多少显得有点棘手。

宋颖在本科四年级时，就跟我到河北赵县范庄进行龙牌会的田野调查，对龙牌会的考察和研究可视为她在民俗学领域的起步。她攻读民俗学硕士期间，关注民间信仰领域。当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博士点建立时，她跟随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民大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有着深厚的积淀和悠久的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学术视野。她勤奋好学，在读书期间，陆续发表有关端午节研究的论文，曾获得学界内奖掖后学的奖项。她翻译了多篇欧美民俗学家关于民俗学新视角探讨的文章，并致力于公共民俗学的译介和研究。这是新鲜的方向。

她是中央民族大学培养的第一个毕业的民俗学博士。我与她共处六年，我们切磋问题是师生，谈生活是朋友，情感上似母女。民俗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民俗学科的定位和民俗学理论的建树始终是其他学科向民俗学提出的问题，也是民俗学界上下求索的问题。宋颖博士虽以研究端午节为话题，探求的却是何谓民俗，何谓民俗学这个根本的问题。此非老生常谈，而是年轻学者的新议。

邢莉

2015年10月15日

美国布鲁明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