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的思想史意义

记得大学时看赫尔岑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就发现其中的大量篇幅其实是谈论俄国文学的，作者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别林斯基、霍米亚科夫等一路谈来，几乎谈到了当时（此书写于1850—1851年间）的所有俄国大作家，这也就是说，在赫尔岑的心目中，俄国革命思想，或者说是俄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就是俄国的文学。最近翻译米尔斯基的英文版《俄国文学史》，我又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该书作者在论及20世纪20年代的一位出色批评家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时候这样写道：“他的《俄国社会思想史》（改写后以《20世纪俄国文学》为题于近期再版）是对个人主义（他将这一概念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深入研究，他以这一社会思想史取代文学史。”这两个例子似乎在告诉我们，在俄国，革命思想史，社会思想史，乃至一般的思想史，首先是与文学史挂钩的，甚至是可以相互“取代”（substitution；замена）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例子也似乎在给我们以这样的暗示，即俄国文学可能是最富含思想分量的，是最具有思想史意义的。

另一方面，相形之下，“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或者说是领域，在俄国长期以来却不太发达。比如，作为思想最集中体现和表达的哲学在俄国就兴起较晚，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被称为“俄国哲学之父”，而这位哲学之父迟至1853年才出生，直到19世纪末的“白银时代”才产生思想影响，至于他的去世就已经是20世纪元年的事件了；再比如，俄国出版过成百上千部的俄国文学史，却鲜有一般意义上的俄国思想史，社会思想史、政治思想史、革命思想史、美学思想史等倒是有几部，但数量也远不及文学史，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这些现象也在促使我们认定：俄国的文学在以思想之名大行天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占据了本应由思想来占据的空间；反过来，俄国思想在赋予俄国文学以强大的精神内涵和社会影响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我。

俄国文学在俄国社会和文化中享有的崇高地位，它对于俄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换句话说，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梳理俄国文学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

首先，就是俄国文学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崛起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所长巴格诺院士前不久应邀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他所做的题为《西方的俄国观》（中译见《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的讲座中曾经谈道：西方的俄国观在神圣同盟时期形成，后来一直呈现为“哥萨克威胁”这样一种敌对形象，直到19世纪70—80年代，随着俄国文学的崛起，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长篇小说的面世，俄国和西欧的知识分子才普遍意识到，俄罗斯人不仅富有智慧和文化，甚至肩负某种特殊的全人类使命，换句话说，俄国文学的辉煌成就使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在俄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在俄国国家正面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整个俄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战争与和平》是第一部具有全欧洲意义的小说。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曾说：“这部作品同等程度地既属于俄国也属于欧洲，这在俄国文学中独一无二。欧洲长篇小说史或许会将这部作品归入国际范畴而非俄国范畴，归入自司汤达至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发展过程。”一方面，这是一部由俄罗斯人写作的反映俄罗斯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它刚一面世，便令欧洲和全世界的读者感到新奇，人们既津津有味于小说中的人与事，“战争与和平”，历史和沉思，也为小说所体现出的巨大的艺术表现力所倾倒，这样一部小说竟然出自此前在欧洲似乎并不主流的俄国作家之手，更是让人惊讶。在此之前，欧洲当然已经熟知普希金的诗歌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但伟大如《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长篇史诗小说的横空出世，还是会给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也就是说，《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俄国小说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崛起的标杆。1881年，《安娜·卡列尼娜》又成为俄国近现代文化崛起过程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我们过去通常是在文学史的框架中看待《安娜·卡列尼娜》的，而较少把它置于文化史、思想史和一个民族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去评估其意义，其实，正是《安娜·卡列尼娜》等俄国小说让整个西方意识到了俄国文学乃至文化和思想的强大力量。1846年，果戈理曾发出预言：“再过十来年，您就会看到，欧洲人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购买大麻和油脂，而是为了购买欧洲市场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应该注意到，在果戈理说出此话的19世纪中期，彼得大帝试图西化俄国的改革早已完成，叶卡捷琳娜的扩张政策使俄国的版图急剧扩大，亚历山大的军队更是开进了巴黎。然而，俄国在文学和文化上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融入欧洲，俄罗斯民族似乎仍未被接纳为欧洲文明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直到三十余年后的19世纪70—80年代，果戈理的预言方才应验，因为恰在此时，在普希金的诗歌、别林斯基的批评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之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又相继面世，这些伟大而又完美的艺术作品使欧洲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了俄国文学的伟大，并进而意识到了俄国文化和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在果戈理的预言之后第一个敏锐感觉到这一变化的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而促使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文学事实，正是当时在《欧洲导报》上连载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冈察洛夫在彼得堡街头相遇，两个人迫不及待地就刚刚开始发表的《安娜·卡列尼娜》交换看法。“很少兴奋”的冈察洛夫此次有些反常，他情绪激昂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道：“这是一部前所未闻的作品，是空前的第一部！我们的作家中有谁能与他媲美呢？而在西欧，有谁能写出哪怕一部与此近似的东西来呢？在他们那里，在他们最近几年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甚至追溯到很久以前，哪里有能与此并列的作品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同感，他在这次碰面之后迅速写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事实》一文中转述了冈察洛夫的意见，并进而写道：“在这个我自己也赞同的判断中，使我感到惊讶的主要一点是，针对欧洲的这一见解恰好与当时许多人自然产生的那些问题和疑惑相关。此书在我眼中很快成为一个可以代替我们向欧洲做出回答的事实，一个可以让我们展示给欧洲的梦寐以求的事实。当然，有人会嚷嚷着讥笑，说这只不过是文学，一本小说而已，如此夸大其词，拿着一本小说去欧洲露面，未免可笑。我知道，有人会嚷嚷，有人会讥笑，但是请安静，我没有夸大其词，我目光清醒：我自己也知道，这眼下只不过是一本小说，只不过是所需之整体中的一滴水，但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一滴水已经有了，如果一位俄国天才能够创造出这一事实，那么很自然，他绝对不会无所作为，时辰一到，他便能创造，能给出自己的东西，能开始道出并道尽自己的话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安娜·卡列尼娜》就是那种在欧洲世界面前构成“我们之特性”的东西，就是一种新的话语，“这一话语在欧洲无法听到，然而欧洲又迫切需要倾听，尽管它十分高傲”。一部小说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地位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提供了最为出色的例证。也就是说，从普希金开始，一直到托尔斯泰，俄国文学终于赢得了整个世界的承认，构成世界文学史上的三大高峰之一，西欧乃至整个世界开始对俄国刮目相看。俄国文学让俄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俄国文学从此成为俄国的国家名片，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标识，俄罗斯民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资本，蕴含在俄国文学中的俄国意识和俄国思想也借助俄国文学的翅膀翱翔于整个欧洲和世界，获得广泛的承认、理解和接受。

其次，在俄国社会中，作家向来享有崇高的、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地位，究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他们扮演了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俄国的文学发展史，似乎就是一场狂欢化的寻神运动和造神运动，著名的俄国作家在经历这样的运动之后，纷纷成为民族的象征和图腾。我们面临的不仅有“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高尔基崇拜”等，甚至连我们在20世纪的“同时代人”也能获此待遇，如“索尔仁尼琴崇拜”、“布罗茨基崇拜”等。与之相应的，有“普希金学”、“布罗茨基学”等概念在学术界的流行。似乎，在每一位俄国大作家的身上都可以加上“崇拜”（cult；культ）这样一个概念或者“学”（-ology；-ведение）这样一个词尾。几乎每一位著名的俄国作家，都可以在其创作中发掘出其思想史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自不待言，甚至连普希金、丘特切夫这样的诗人，也被当成俄罗斯民族最重要的思想家，比如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普世关怀，比如丘特切夫的自然哲学、静观思想。我这里再举20世纪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普里什文。在传统的俄苏文学史中，普里什文被视为“大自然的歌手”，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一位“小品文作家”、“文学短工”，他专写山川、草木和鸟兽，他拿手的体裁就是日记体的随笔，他似乎是以“非思想”的写作赢得“苏联经典作家”地位的。作为一位诞生于1873年的老作家，他能在十月革命后一场又一场的文学和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全身而退，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有赖于他的“小体裁”和“小题材”写作，他曾经自嘲他是一个“穴居动物”。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普里什文研究中，随着普里什文日记的大量披露，人们发现，这其实是一位对俄国历史和现实怀有深切关注的作家，对他所经历的俄国历史中那些最重大的事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集体化运动、肃反运动和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他都做了深入的思考和阐释。关于这个问题，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普里什文的思想史意义》，刊登在《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上。我分别从普里什文提出的一个命题，如“亲人般的关注”、“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等入手，分析了他的文学观点、社会立场和生态思想。像普里什文这样的“随笔作家”，居然也富有深刻的、新颖的，甚至具有某种体系性的思想内涵，这足以从创作主体的侧面来证实俄国文学强大的思想传统。第二个例子是索尔仁尼琴。在索尔仁尼琴去世的时候，我在2008年9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索尔仁尼琴的遗产及其意义》。在试图对索尔仁尼琴的文学遗产“盖棺定论”时，我发现，其意义和价值更多的还是在思想史层面。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到《红轮》结束，可以发现，他的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越来越浓重，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更不用说他晚年的“政论三部曲”等纯粹的思想性文字，这些构成了他的“新斯拉夫主义”的思想遗产。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他的这些思想虽然似乎并不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却使他成了俄国文化史中又一个集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大家；他的理论最终未能成为当今俄国的一副济世良方，却无疑能使索尔仁尼琴在20世纪的俄国思想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三，文学成为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思想借助文学成为一种力量，在俄国社会，思想的力量往往就表现为文学的力量。以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为例，它在俄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或许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生动、概括地展示了在19世纪中期的俄国“思想成为力量”（мысль стала мощью）的场景和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是赫尔岑本人“思想的力量”（могущество мысли）之集中、具体的体现。在赫尔岑看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对峙是俄国社会思想史上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阶段，因为此前发生在俄国的两个历史事件已为这场思想论争准备了前提，这两大事件就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赫尔岑敏锐地意识到，正是在这一时期的俄国社会，“思想已成为一种力量，已享有其可敬的地位”。“思想成为一种力量”，于是，在当时的俄国便迅速涌现出了一群为思想而生、为思想而活并试图用思想来影响社会和历史的人。赫尔岑的一生是一位杰出作家的一生，更是一位伟大思想家的一生，在他身上，有一种很早就被别林斯基发现并被推崇的“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及其表达方式在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和深远的影响。《往事与沉思》是赫尔岑一生创作的顶峰，因为，无论是作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赫尔岑还是作为一位杰出文学家的赫尔岑，在这本书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往事与沉思》是一部不朽的杰出自传，它在俄国文学史中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往事与沉思》又不仅仅是一部传记，即便只就体裁意义而言，它的容量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回忆录或自传，这里有对历史和现实人物的特写，有日记和书信，有理论文章和政论，它的作者是一个兼小说家、政论作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大师。《往事与沉思》是一部俄国文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具有厚重思想史意义的文学名著。在一部新近出版的《俄国哲学百科》中的“赫尔岑”词条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说法：“任何一位研究19世纪中期俄国哲学思想史的学者都不得不援引赫尔岑的自传史诗《往事与沉思》，甚至连弗洛连斯基这样具有深重宗教感的思想家，在对19世纪哲学生活的各种现象进行评价时也要援引赫尔岑，将赫尔岑当作最高权威。”正是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赫尔岑不仅再现了“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同时还生动地展示了“思想俄国”的生成和发展，还对自己一生的精神世界和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借助这部巨著，赫尔岑也把自己的伟岸身影投射在了俄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别林斯基在赫尔岑刚刚开始发表作品时就做出的那个大胆预言无疑是正确的：赫尔岑不仅将在“俄国文学史”中占据要位，而且还将在“卡拉姆津的历史”中占有一席。

第四，俄国文学向来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众多文化名人给出的关于俄国文学的定义，再好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比如“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美即生活”，“生活教科书”，“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第二自然”，“创造生活”，“审美乌托邦”，等等。俄国文学的特性，就是意识形态的艺术呈现，就是思想的一种松散表达形式。苏联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也是长期以来大家诟病最多的一点。但是，我们回顾一下俄国文学的历史，发现所谓的意识形态性其实并非苏维埃文学的专利，而是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整个俄国文学的历史。比如，《伊戈尔远征记》中的爱国主义主题，所谓“金言”；比如，《往年纪事》中的国家意识，我曾在一篇讨论《往年纪事》的文章中对这部作品的思想史意义做过这样的归纳：“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和民间意识这三者的相互交融，共同赋予《往年纪事》以深刻的思想内涵，使其成为一面能够折射出俄国和俄罗斯人民族心理和文化心态的明镜，成为一道能让我们接近俄国精神起源和思想内核的捷径。”

以上，我们分别通过俄国文学的历史意义、创作主体、表达方式和内在特质这四个方面来探讨了俄国文学的思想史意义，通过以上的描述和归纳，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三个命题：1）俄国文学在俄国文化中的“中心主义”位置主要就是仰仗其强大的思想性获得的；2）俄国文学与俄国思想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构成和特殊本质；3）俄国思想的表现形式或曰存在方式，往往就是文学的泛社会化以及对文学的文化学阐释。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一种文学与思想紧密纠缠的文化现象，为什么恰恰出现在俄国呢？或者说，为什么在俄国体现得最为醒目和典型呢？

首先，我们要到俄国的社会体制中去找原因。毫无疑问，俄国是一个相对专制的国家，专制统治和君主意志的传统在这个国家源远流长，似乎很少中断。有一种说法，在俄国文化的两大起源中，象征中央集权的基辅传统在与象征公民社会的诺夫哥罗德传统的历史竞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到了伊凡雷帝，尤其是到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再到斯大林，这种专制体制始终十分强盛、强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想发出自己心底的声音，这些声音往往就是不满和抱怨，甚至愤怒和抗议，相对而言不那么直接的文学或许就是一个出气孔，一个喷发口。也就是说，言论和出版的不自由，导致社会中的有识之士曲线救国，含沙射影，旁敲侧击，迫不得已地利用文学这一较为隐蔽的形式和话语来替代正常的社会舆论工具。久而久之，作家和诗人假戏真做，或真戏假做，逐渐进入角色，忘我入戏，扮演起社会良心、民族先知、民众导师、真理代言人等角色来，也就是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反过来，文学作品在俄国读者、俄国人民的心目中，也就逐渐染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被当成了“社会的百科全书”和“生活的教科书”，也就是说，被当成了俄国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及新思想产生的源泉和温床。对于这一现象，人们早有关注，并用这样一个概念来概括，也就是“伊索式语言”（Aesopic language; Эзопов язык）。这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

其次，这也是后起文化的无奈选择。这与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文学在俄罗斯民族文化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关。与西欧诸强国相比，俄罗斯文明是一个文化上的后起者，更不用说与中国等文明古国相比了。只有一千年文明史的俄罗斯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对落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彼得的改革虽然使俄国在军事上、地理上，甚至政治上谋得了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文化上的劣势在彼得之后近两百年间依然是俄国的一块短板。与西欧诸国相比，俄国在哲学、神学等领域一直没有赢得主导话语权，想迎头赶上或者超越是很难的，但文学和艺术却提供了一条捷径。综观近代以来的西欧诸强，从文化层面来看，英国向人类贡献了工业革命，法国是民主思想，德国是哲学体系，俄国或许就是文学艺术。如前面所言，俄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俄罗斯民族崛起、俄罗斯民族谋得与西欧诸强平起平坐之地位的使命和责任，这么一来，它具有某种严肃的责任感和庄严的使命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这类情感的积累和渗透，也就塑造并进而强化了俄国文学的思想属性。这或许也是一种所谓的后发优势（Privilege of Backwardness, привилегия отсталости）。这是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

再次，是民族性格使然。总体地看，俄罗斯民族重过程轻结果，重感受轻思辨，重文艺轻哲学，重信仰轻理性。我在北大讲过《俄罗斯民族性格与俄国文学》这样的题目，其中谈到俄罗斯民族的尚武精神、宗教情怀和艺术感受对于俄国文学的影响。俄罗斯民族的这种极端性格，或许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持续性，却无疑是有利于文学和艺术的，所谓能豁得出去。俄罗斯人更善于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其所思所想，俄国受众也更乐于接受以文学艺术形式作为表现形式的思想。这是民族心理方面的原因。

最后，是宗教方面的原因。俄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布道传统，作家们总是试图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甚至要重塑你的灵魂。这样的文学不可能不是富有教谕内涵和性质的，因此也不可能不是尤为关注作品的思想性的。

由此可见，俄国文学之所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深远的思想史意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还有民族心理和宗教传统方面的原因。原因当然还会有许多，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原因都是相互交织的，互为因果的，相互之间存在着热烈、紧张的互动关系。但是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因可言，因为和人的性格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思想方式往往也是天生的，或者说，其来历和表现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在这里给大家描述的这个场景，罗列的这些现象，所做的这些粗浅分析，只不过是我个人的一些感觉和感受、猜测和猜想，只希望能给你们提供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