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的政治哲学：边际划界

试图界定清楚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边界，就需要对那些以“公共”命名的学科加以学术清理，以便为公共政治哲学划定理论界限，将其必须处理的核心理论问题凸显出来。勾画公共政治哲学的边际界限，需要区分与其相关的两个理论类型的差异：一是与以公共命名的社会科学的差异，二是与一般公共哲学的差异。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在诸多以“公共”命名的现代社会科学中，可以区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最为流行的、紧贴政府运行理论需要的类型，另一个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批判现实状态和国际分工体系不平等关系的理论类型。就前者而言，目前最为流行的是公共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前者涵盖了公共财政、公共预算、税收问题等，后者包括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公共组织等。这些学科之间所研究的理论问题相互交叉，但论述进路基本上显现出共同的理论品格，那就是将“公共的”目的性置于所论述的问题之上，作为处理这些理论问题的基本价值导向。这类关于“公共”的学术论题之所以较为集中地呈现出来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大致是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普通民众脱贫背后的公共问题得以凸显出来。就现代经济学聚精会神处理的经济增长问题来讲，经济发展自身的公共目标与经济学自身的公共性问题相互映照，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价值鲜明地显示给人们；就经济发展连带显现出的社会政治问题来看，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增长与政府体制的不匹配，导致行政问题的日益凸显，相应引发人们对于公共行政问题的集中关注，这促成了人们对公共行政学或范围更为广泛的公共管理学问题的理论兴趣。可见，人们对于公共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兴致，大致为同样的理论动力所促成。

但不论是申述经济学的公共目的，还是张扬公共经济学的精神，都不能替代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研究。就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公共目的的申述来看，他们对经济学仅仅关注增长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具有警惕性，认定经济学对于物的关注超过了对于人的关注，从而引发环境污染、畸形消费、产能过剩等问题。因此宣称必须以“信念的解放”促使人们关注“公众的利益”这一公共目标。这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丧失公共性提出的警告。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论述公众利益的公共性含义，更没有在政治哲学的高度梳理经济学如何处理公共问题。再就公共经济学来看，虽然它处理的理论问题是实际影响公共生活状态的问题，诸如卫生、国防、教育、社会保障、福利计划、税收等，但基本上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并没有意图去深入解释政府为什么必须以公共的价值去对待和处理相关问题的理由。这就与政治哲学致力探寻政府的公共本性相去甚远。只有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努力解释社会个体在政治决策机制下的行为选择，并将之运用到政治立宪的解释上面去，但其解释路径是循着征税权、财政制度和投票规则等实证思路前行的，因此对现代立宪民主制度具有的公共性所作的规范解释的贡献仍然不足。

就后者即批评经济发展导致的不平等现实和国际分工体系不平等政经关系的公共性论述而言，构成关于公共的论述之另一个界面。这一论述可以划归关于公共和公共性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长期发展，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公民平等地享受发展成果成为日益重要的公共事务。但政治体的成员能否实际上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则成为问题，这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发展公共性的立场进行阐释的依据。与此同时，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着改变，但既定分工体系及其政治限定还在惯性发挥作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欠发展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不平等历史记忆便开始发酵。基于公共性价值，对当代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不平等关系的严重关切，吁求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就会愈来愈强烈。这样的国家处境，促使人们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公共性问题。由于这种公共性论述建立在对国际社会存在的严重政治经济不平等关系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因此与当代批判理论的关系较为紧密。但关于公共性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的论述进路具有明显区别：前者关注的是在公共性映照下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风格；后者关注的则是公共理念下政治体建构的基本准则。批判性与建设性的不同取向将其区分为两种理论范式，而且前者的实证性特征与后者的规范性特征也恰成对照。

就第二方面而言，即就一般公共哲学与公共政治哲学的理论差异来看，构成划分公共政治哲学边际界限需要重视的第二个问题。近期欧美国家公共哲学的发展引人瞩目。按照论者的阐述，公共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延续性。它由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最先倡导，之后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拉、沙利文等人的促进下获得发展，近期则有从社群主义者转变为共和主义者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桑德尔的理论建构。公共哲学的建构者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对当下道德与社会状况的忧心如焚。李普曼即以西方国家的衰落为论述公共哲学复兴的前提，贝拉则对个人主义导致的公众普遍拒斥公共生活的弊端无比担忧，桑德尔更是明确指责公共领域悬置宗教与道德论证导致政治话语的贫乏化，侵蚀了自治的道德与公民资源。二是这些公共哲学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向后看，试图开发古典公共生活方式的现代价值。李普曼呼吁回到古希腊罗马寻找公共哲学的智慧，贝拉设问古老的公民传统与共和传统对于诊治个人主义偏执的意义，桑德尔就更是明确主张复兴鼓励参与的共和主义传统。三是他们共同将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公共哲学视为导致其所指责的所有社会政治问题的原因。当代公共哲学显然是基于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积极性的明显降低，引发了民主制度的危机来建立自己的论说的。但公共哲学对于公民德性和参与热情的关注，显然掩盖了他们对于基本政治制度的改进愿望。李普曼的公共哲学就此将自己套进了一个政治哲学主张与公共哲学主张的矛盾圈套，贝拉更倾向于一种无法把握的“心灵习性”，桑德尔关注的仅仅是公民美德与哪种制度更有利于培养其欣赏的公民美德这类问题，但他甚至对于何为公民美德自身却着墨不多。公共哲学对于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定性设计、对于公民组织起来形成区别于国家的社会空间、对于市场运行所要求的宪政与法治机制，都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分析与论证。而这恰恰是公共政治哲学应当关注的理论焦点。比较而言，公共哲学更为关注公民的公共生活德性，公共政治哲学则更为关注政治体的建构原则和基本制度设计。两者各具价值：只是前者范围更加宽泛，后者主题更加明晰；前者更为注重社会领域的公共德性，后者更为留意政治领域的权力限制；前者更加看重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现状，后者更加着力公民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条件。

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的出台，与前述学科聚集和清理了关于公共的学术资源与学术地盘具有密切关系。如上所述，澄清公共政治哲学的问题，需要在与之相关的学科边际界限上下功夫。但这样也就出现了关于公共的理论视域的混淆：一是将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直接作为现代公共政治生活的问题，从而将古典政治哲学视为高于并优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解释；二是将关于公共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作为解答公共政治的哲学问题的方案，从而将公共自身内涵的探寻隐匿在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之中，使复杂的公共之政治哲学问题骤然收缩为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进而使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转变为对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指责和批评；三是将地域性政治哲学理念具有的普适性以其属于地方性知识的理由限定在地域范围内，从而将中西政治哲学理念隔绝起来，追求所谓纯粹西方的或纯粹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为此，有必要清晰明确地给出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它不同于关于“公共”的经济学论述，不仅关注资源利用和福利分配的公众利益，而且更致力揭示制约或影响人们利用和分配资源与福利的深层政治机制；它不同于关于公共的政治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关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关系，而且对这类不平等关系背后的正当化理由和制度化机制进行分析；它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哲学，不仅申述个人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权利，而且伸张公民拒绝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它不以焦虑的心情对待道德现状，也不以愤懑的感觉处理政治问题，更不以敌对的情绪看待现行基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治哲学以理性的精神处理权力的属性、制度的设计、国家—社会—市场的分化等关乎政治体成员如何内趋性地认同国家这样的政治体的问题。

公共政治哲学是揭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秘密的一个重要学科。它致力于解释政治体如何依靠公共特质得以维系的秘密，这是公共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理论功能，是由人类生活的政治本质注定的。人类生活本质上是政治的。在古代社会,不管是对希腊那种直接民主制下的公民而言,“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从而创制了古典民主政制；还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缺乏权利支持的臣民来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因此建立了伦理政治体系。在现代社会，不论是对生活于西方民主政体下的人类是如此，人们构建了各种现代政体形式；还是对生活于非西方各种非民主政体下的人类也是如此，人们沿用、接引或创造各种原生或次生的政制系统。可以说，人类合群生活的特性注定了人类的政治特质。这就注定了一切生活于政治体之中的成员被打上了政治烙印。与此同时，也就注定了代表政治体的人格载体必须为自己的代表权进行正当化的辩护；否则他就无法正当地行使代表政治体的权力。这种辩护，沿循的就是起码的公共性准则，只不过从古典社会的底线公共性到现代社会的严格公共原则，出现了一个为政治体进行正当化辩护的重大转折：古典社会更多地以神圣或道义的名义从事这样的辩护，而现代基本上则从权利哲学的角度进行阐释。但这也就潜蛰着关于公共的“古今之争”机缘：不同历史偏好的人士谈论公共问题总是在古今两个端点上相持不下。

但人类的政治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除开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权威与服从、压制与反抗这些政治体内部不平衡的政治关系之外，和平与战争、兴盛与衰落、统一与分裂、国内与国际之间不均衡的政治态势也轮番上演着。政治似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却总是以惊心动魄、动荡不安之笔书写着人类历史。这正是政治声名狼藉，而人们总是试图规避政治生活的原因。但由于人类生活本质上的政治特性，因此，人类没有办法逃避政治生活，只能正视政治生活。这就要求人类恰当地理解政治生活，理性地组织政治生活，形成良性的政治生活秩序，避免陷入混乱的政治状态。进而，保证人类在良好的人心—社会政治秩序中相对安宁地生活。于是，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也就在这里获得了深厚的生存土壤。但这同时也就使关于公共的“诸神之争”成为公共政治哲学的无可选择的理论处境：各种价值偏好基点上的公共政治哲学流派总是互不相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