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缘起

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在国民国家建设这一点上，日本是亚洲极具代表性的国家。19世纪中叶，当世界各国在加速发展国际关系和地区性交往之时，日本还在利用地理上孤立的自然条件，强制性地推行锁国政策，维系着长期分裂、各自为政的封建制度，直至1853年的黑船来航。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前，它似乎只有与中国等被征服的亚洲国家一样的命运，全无自卫能力而等待着沦为殖民地。但是随后十年的重大决断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在面临重大国际压力的历史转折关头，相较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同期的历史，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在西方经济和军事技术优势的挑战面前做出如此迅速和成功的反应。“废藩置县、置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政策，将日本从殖民地的危机中挽救出来。日本按照西方样式在幕藩体制基础上迅速建立了近代国民国家，一跃成为东方强国，成为最后抓住时代机遇的幸运儿。其后日本又经历了走向军国主义的重大歧途，但值得惊叹的是，“二战”结束之后不久，它又迅速从战败的深刻挫折中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日本近代国家这样强劲而急速的发展，与近代中国孱弱衰微的发展状况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大都屈服于外来殖民统治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远东的蕞尔岛国，究竟是由怎样的因素推动了近代国家的发展呢？围绕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令人瞩目的国家转型和社会变化，一百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一块充满魅力、引发赞叹、诱导嫌恶的磁石，或者说是由此产生某种混合情感的磁石”，吸引了无数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其持续不断地解读和回答。但正如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所指出的，谁也不能完美地解释清楚到底是哪些特性结合在一起，造成了19世纪日本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极为悬殊的差异。这一问题也是日本人文社科学界研究的热点。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近代国家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它承上启下，使得这一时代的精神结构，几乎蕴含了现代日本人精神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不仅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也为世界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这正是笔者将研究视野集中于该领域的重要原因。

在确定研究问题方面，笔者受两位日本史专家的启发较大，一位是信夫清三郎，另一位则是松本三之介。信夫清三郎曾指出，面对西方强迫开国的压力，幕末（日本德川幕府统治的末期，简称“幕末”，下同）维新史的重要课题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它意味着明治政府肩负着创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和形成近代国民的双重任务，即首先是创立新“日本”，其次是形成新“日本人”的问题。而后一课题，则是“使对政治的关心更加渗透到社会底层，并以此把国民从以前对国家秩序无责任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政治上动员一切力量”。松本三之介则将明治时期的国家主义区分为政府主导的国家主义和以国民为中心的国家主义。他指出国民中心的国家主义与自由民权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蕴藏着两种潜在的变化的力量。明治的精神结构，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它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读者阅读日本近代史，可以注意到“国民”一词频频出现：“国民国家”、“国民运动”、“国民精神”、“国民组织”、“国民体制”和“国民主义”，等等。“国民”的本来意义是什么？“国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存在？它是怎样被锻造出来的？这一过程有怎样的特点？正因为这样的阅读和联想，使笔者在国民国家的浩瀚领域中将问题聚焦在近代日本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上，探讨日本是怎样铸造近代国民的也即新“日本人”的问题。

二、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状况

围绕着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还较为有限。在日本学界，继丸山真男提出“近代国民论”后，尹健次、西川长夫、牧原宪夫、玉井清、门松秀树、高桥哲哉、小路田泰直、佐谷真木人等从“国民诞生”和“民族认同”角度，铃木贞美、松本三之介、铃木健二、有泉贞夫、安在邦夫、鹿野正直、石川一雄、色川大吉等从“民族主义”角度，西川长夫、安丸良夫等从“国民国家”和文化人类学角度，佐佐木毅、金泰昌、小路田泰直、黑田由彦等人则从“公”与“私”关系的公共哲学角度，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相关研究。其中采用了比较分析（如西川长夫、牧原宪夫）、个案和实证分析（寺崎修、玉井清等）以及跨学科融合的多维方法，突破了以前单一学科的狭隘视野和理论局限，开启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但也存在着国民概念歧义较多、理论分析和宏观把握不足等弱点。

中国学者则更侧重于近代日本天皇制、大陆政策、军国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较少以近代国民国家为研究对象，而从事近代日本国民研究的学者就更少了。与论题有相关性的学者主要有向卿、陈秀武、林呈蓉、王文岳、武心波、戴宇、周颂伦等人。虽然研究角度有异，但总体上主要侧重于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观点多强调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和操纵。虽谈及臣民和国民，但并未对概念进行界定，而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的系统研究的则更为鲜见。从现有文献来看，该问题应是中国目前日本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内容上有待挖掘，在研究的切入点、理论和方法上也有突破空间。

在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卜正民（Timothy Brook）等人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独特性角度、戈登（Andrew Gordon）的“帝国民主主义”角度、布莱克（Cyril E.Black）的日本教育角度、艾森斯塔特（Samuel Noah Eisenstadt）关于市民宗教模式的比较现代化视角，具有视角宏大、跨时段长、以历史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等特点，但从国民角度涉足者较少，论述亦较为粗略。

综上所述，关于近代日本国民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国民”这一概念尚未明确和得到澄清，造成了自说自话、难以争鸣的现状，需要对国民进行较准确的定义；近代国家转型对铸造国民提出何种要求、国民铸造需要哪些条件，还未从理论上得以充分阐释；以政治学视野对近代日本国民铸造的动力、特点、经验教训和启示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总结的成果亦较为鲜见。这种现状，正是笔者进行本研究的基本动力。

三、前提的设定及其缘由

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笔者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的基础之上的：第一，日本是亚洲地区国民国家建设方面的成功国家；第二，近代国民的铸造既是国民国家建设的基础，也是国民国家形成的基本内容。日本在近代国家转型潮流中，最早也最有效率地铸就了近代国民，这是其国家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这两个前提并非学术界的共识性结论。其原因除学术本身即是异见的表达之外，大致有二：第一，国民国家的理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成为政治学领域重要的分析框架。如前所述，西方学者偏重于采用现代化的理论，而国内学术界则往往将目光集中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天皇制等问题上，虽有学者进行了政治制度分析，但也只重在说明制度缺陷是如何导致近代军国主义的。第二，如前所述，“国民”究竟指的是“国家的成员”，还是指的“人民”，抑或指的“民族”，每个研究者的含义不一，因此结论也迥然不同。“国民”究竟是一个在怎样的语境下使用的词语，内涵应是什么，并未得到澄清，以致难有共识。

即或如此，从已有的有影响之观点来看，笔者认为，上述前提仍是可以成立的。原因是：

第一，这些观点都肯定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成功实现了近代化。艾森斯塔特就指出，日本明治维新开创了历史上的现代时期，构成了日本现代化模式的主要轮廓。日本不仅是完全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而且是以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方式来组织生活的。布莱克则认为，日本在1870年以后的第一个二十年从封建割据的分散的王国发展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虽然这些新的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所采取的形式是危险的和不稳定的，但到了1941年，当代政治秩序的所有主要因素在日本都已存在。因此明治维新是“革命性的”。诺曼（E. Herbert Norman）也指出，日本一举从封建制度跃入了资本主义，建立了现代国家。而丸山真男则赞叹，在19世纪，只有日本没有被殖民的命运所压倒，而是自主地打开了局面。他评价明治维新是排除了国民与国家政治秩序之间的障碍、打开民族主义发展轨道的划时代变革。其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即是着眼于“何故日本成功地建立起了东方最初的现代国家”这一问题、以中国为潜在比较对象而从思想史进行分析的成果。富永健一认为，从古代化出发的明治国家逐渐在制度上实现了“现代化”，问题只在于支持这种国家制度的是何种精神。部分日本学者则直接称明治后的国家为“近代国家”。在中国近年的日本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倾向于以现代化、民主化、宪政以及大众社会的观点来分析日本政治和社会。

这些观点都承认转型后日本政治社会的“近代性”或“资本主义性质”，都认为日本是因最早接纳了现代性而成长起来的现代国家。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国民国家”的概念，但对近代性和现代化所作的“中央集权”、“君主立宪”、“宪政制衡”、“官僚制”、“民主化”等解释，均属于近代国民国家范畴的含义（关于近代国民国家的含义和特点，笔者将在后面详加阐述）。承认日本的近代化，实际上便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其国民国家的建设卓有成效。即在如何形成“新日本”的问题上，日本领导人实现了根本性变革，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具有了近代国民国家典型的外在特征。这在学术界并无严重分歧。

第二，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步兴起的国民国家论者，大部分都认为日本是国民国家建设的成功者。以理论上有代表性的西川长夫为例，他指出，由于日本领导人紧紧地抓住了形成国民国家这一任务，引进统治装置和国家装置，因此使得国民国家的形成进行得比较顺利，明治维新处于非西欧世界国民国家形成的起点。安丸良夫对日本近代国民的形成予以充分肯定，他精妙地描写了“天皇”是怎样被作为统合的象征得以创造出来的，而多木浩二和藤谷等人则分析了其向民众渗透的过程，指出被视觉化的天皇之存在具有重大意义。龟井胜一郎也明确指出，日本在名和实上都具有独立国家统治力的只有明治时代；日本均一性的原型，是在天皇制下确立的，它对明治以后国民性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信夫清三郎通过理性分析后认为，明治政府以确立天皇制和形成臣民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建设和形成国民这一双重课题；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最终统一了日本的国民。而美国学者戈登也高度评价日本成为欧美地区之外唯一的立宪民族国家，在当时的非西方地区中，日本是第一个及唯一一个能成功跨越工业革命的国家。

第三，从日本最后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政治实践来看，这种适应国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新日本人”即所谓“国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迄今为止存在着较大争议。笔者采纳了目前“国民国家论”中西川长夫、安丸良夫等人的研究观点和立场作为前提，即最早、最有效率地建构了近代国民，是日本近代国民国家成功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国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如后面将详细介绍到的，一是国家意识，即“民族”特质；二是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即“公民”特质。首要的是民族特质，其次是权利意识，二者不可偏废，但两者之间亦存在先后轻重的问题。民族特质即国家意识的具备是近代国民的核心。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族特质的成功塑造往往是决定国民国家建设成功的重要环节。西川和安丸等人的“国民”重在“民族”含义，与笔者所持含义有部分相同。但对于“国民”的其他含义，笔者则和他们有不同意见。澄清和界定“国民”等概念，正是本书的任务之一。

四、具体研究设想和框架

鉴于前期研究的现状，笔者拟通过对明治到大正时期具体历史的分析，结合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通过对国民概念的界定，就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笔者认为，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既有日本社会的思想启蒙，也有自身的途径和特点；既有成功，也伴随着失败和代价。因此，本书将由国民构想、国家强制、民权运动、意识变迁、特点和经验教训六部分构成。

在本书的绪论部分，主要是厘清相关概念，提出近代国民形成的重要条件。

在第一章“铸造近代日本国民的构想”中，主要要探讨的问题是：铸造近代日本国民的构想得以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当时的政治家、自由知识分子、行政官员以及社会文化人是如何在认识日本、理解日本国情的基础上来提出这种设想的？尤其是如何在西洋模式和日本传统之间取得平衡的？此章主题虽已有浩繁成就，但缺乏政治学视野的归纳和总结，笔者将以福泽谕吉——体制外自由知识分子、森有礼——体制内的教育行政官员、木户孝允——政治家、陆羯南——社会文化人为重点，试图在日本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其国民的构想进行相关归纳和总结。

在第二章中“国家强制与国民铸造”中，鉴于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首先来自于国家权力的强制作用，即国家要民众成为国民，因此笔者拟从“去地域化”——政治集中的制度化实践（打破地域割据）、“去奴仆化”——政治扩大化的制度变革（打破身份制度），以及“被创造的传统”——关于国民教育的制度化实践三个方面对国家强制力量与国民铸造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

在第三章“民权运动与国民铸造”中，针对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过程中有来自民众的动力，即民众自己要想成为国民，其自下而上的反抗和博弈，不断掀起的民权运动同样也推进了国民的形成这一事实，本章拟从“去奴仆化”的抗争——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去奴仆化”的再觉醒——大正时代的民众抗争两个方面对民权运动与近代国民形成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如果说，以上章节都是宏观俯瞰的话，那么在第四章“走向国民：媒体视野下民众政治意识的变迁（1873～1895）”中则通过若干事例（《征兵令》颁布、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甲申事变、宪法祭、甲午战争）中民众的反应，从微观角度揭示民众国民化的过程。笔者想要探讨的是：上述两个方向（国家强制和民权运动）的国民化，最终是在哪里形成的？实质是什么？给近代日本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第五章“近代日本国民铸造的特点、经验和教训”中，笔者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和世界史的视野对近代日本国民铸造的特点、取得的经验以及付出的代价进行概括说明，以对东亚地区各国国民的铸造有所启示。

笔者相信，对该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中国目前在此问题上学术研究的不足。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的后发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都曾经经历了国家建设和国家认同的失败。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急速转型期，急切期待既有国家认同又有权利意识的现代国民的迅速成长。近代日本国民铸造的成功经验，可给当今中国进行的国家建设、塑造现代公民以及实现国家认同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参照和借鉴。此外，近代日本国民演变成国家臣民并最终走向对外扩张从而导致国家破灭的深刻教训，不仅给当前正加速走向右翼的日本政治再次敲响了警钟，而且对于中国崛起过程中如何遏制极端民族主义泛滥也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同时，该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客观认识近代日本的政治变迁和历史轨迹、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促进中日和平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