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卡尔·比勒的语言哲学思想
比勒属于20世纪初叶的语言学家，其语言学思想深刻而系统，我们无疑需要通盘研读才能得其真谛。下面的概述只是以点带面，无意影响读者自己的理解。
1．语言的符号性
人们当时普遍认为词是具有意义的符号，而语音则是不具意义的声音现象。然而，比勒首先将“符号”概念用于语音，指出语音也是意义的载体，作为人类语言的一级单位，毫无例外地具备符号性。
那么，语言符号的符号性有何特质呢？根据当时语言学的现状，比勒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论述策略。首先，“符号”这个单词的词源包含两个原始意义，说明符号在传达信息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呈现某物”和“指示某物”，而传达信息则同时对交往伙伴的思想和行为发挥“控制性”影响。从本质上看，“控制”是动物和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信号”（Signal）的功能。比勒先对符号做了一般性的解释，揭示了符号最为主要的功能及其必要条件，其目标首先是说明语言符号的描述功能，即柏拉图所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达关于事物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语言符号功能三重性的理论，揭示人类语言区别于其他符号交往系统的特性。一方面，并非一切符号都是信号，如我们所熟悉的表征符号、识别符号、记忆符号，等等；另一方面，人类语言符号即使被用作信号，也并非像动物社会交往中的信号那样仅仅发挥控制伙伴行为的功能。通过对动物和人类交往活动的心理学比较，比勒指出：动物交往信号有其局限性，而人类交往中使用的符号具备“人类特有”的心理生理条件。
比勒不惜花大量篇幅讨论“指示”问题，提出语言指示的理论体系，因为，语言“指示”乃是人类特有的交往能力，其中包含着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比勒提出了人类交往符号的“客观稳定性原理”：基于对事物中某种“客观稳定性”的认识，人类具备了把握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客观场景，将语言符号自由、无限地运用于主体间性交往活动，或者说，人类语言符号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具备主体间性，成为彼此可理解的交往工具，就在于语言符号的这种“客观稳定性”。这样的符号不仅具备动物交往符号的信号功能，而且还具备象征性和表达性，因此能够满足人类运用有限的手段对无限世界进行描述和内心表达的需求。
这里，比勒指出了人类语言的第二种基本功能，即象征性。象征符号是语言符号功能的主导形式，也是人类语言符号其他功能的基础，每一个符号的运用都以其他符号的运用及其意义为条件，符号的运用呈现出结构性。词汇结构和句子结构是人类语言“二维系统”特征的基本表现。
比勒坚持现象学方法论，以此追求符号概念的正确定义。为了从语言学上对语言现象做出准确的定义，比勒一方面对语言现象本身进行现象学分析，另一方面则将现象学方法运用于非语言系统的“感官数据”；同时，借鉴逻辑学和心理学的现有成果，通过类比和推理，阐明了人类语言符号的系统特性。
比勒认为，古希腊哲学中蕴藏着丰富的认识论资源，经院派提出“一物代替一物”（aliquid stat pro aliquo）的模式，其中就蕴含着重要的语言学原理。比勒认为“代替”是符号的一种基本特征，而相比较动物世界的社会交往系统和道路交通、逻辑学或数学等其他人类交往符号，人类语言符号的代替性又具备无比的优越性。
比勒指出，语言符号并非只是“代替”了世界上的事物，或许代替的是人们对世界的主观认识，成为主体间社会交往的媒介，故而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建构着世界；言语不仅是针对存在的一种“表达”，而且更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创造。这其中包含着人类对语言与世界、语言与做人（Sprechen und Menschsein）的关系的追问。
针对代替关系，必然要问：语言符号凭借什么特征实现代替的功能？它代替了什么，又以怎样的形式体现代替？比勒提出这些问题，目的在于建立语言符号二维性以及与此相关的语言学观察二维性的理论。根据代替关系中的两个成分，人们应该首先看到符号之“本身所是”，即它的物理性，同时又要看到它的“本质所能”，即符号的系统功能性。这是比勒音位学理论的核心，被视为语音学和音位学的分水岭。据此，比勒认为，语音学和音位学虽各司其职，又密不可分，互为基础。
比勒对语言现象的符号学认识，揭示了语言符号意义的复杂性。语言符号不仅具有象征性，具备“描述”功能，而且具备“表达”和“感召”的功能。语言符号的意义不仅是多维的，而且还是多重的。这一认识突破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符号所指论的局限性，是比勒对语言理论的贡献。
符号一方面为其“本身所是”，另一方面为其“本质所能”。通过对上述第二种观察维度的阐述，比勒提出了著名的“抽象相关性原理”（das Prinzip der abstraktiven Relevanz），这一原理构成其语言符号系统性思想的核心。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单位数量有限的系统，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抽象相关性原理”，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于音位学。
及至20世纪初叶，西方传统的语音学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德国莱比锡的“青年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在当时颇具影响。该派在语言学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但仍然停留于对语音的感官物质属性进行生理学和物理学的分析，阈于原子论，缺乏系统论的认识，没有认识到语音在语言系统之中的功能，更没有认识到语音之系统功能的关键所在。
在音位学方面，比勒受到特鲁别茨柯依语音学思想的启发，通过对德语语音的讨论，并比较阿迪吉语语音系统和旗语符号系统，说明了语音不仅是简单的声学现象，更因“抽象相关性原理”而具备区别功能；语音作为语义单位，即音位，在词汇中具备意义建构的功能。音位的界定必须在特定语言之中进行，而且只相对于特定语言而存在。比勒指出，同一个音在不同的语言里属于不同的音位，它们“不是另一色标中的同一种颜色，而是另一种颜色”，同理，不同的音在同一种语言里可能属于同一个音位，因为它们具备相同的“符号价值”。
今天，音位学早已成为语言学非常成熟的组成部分，但在特鲁别茨柯依那篇纲领性论文《音位学元音系统概论》（Zur allgemeinen Theorie der phonologischen Vokalsysteme.1929）发表之时，音位学还远没有形成，正在迎接“洗礼”。比勒在符号学原则指导下提出自己的音位学认识，并进而提出自己的语言学原理。他将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比作物理学与数学的关系，类比开普勒之“物质所在，几何所在”（ubi materia ibi geometria），比勒强调指出，语言从句子（话语）、词汇直至每一个音位都是“一个地道的符号系统”。
20世纪初叶，语言学的先进思想集中体现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由此引发了符号学大讨论。尤其是与语言研究相关的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都从不同的视角参与符号科学的建构。在此背景下，比勒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语言学模式，目标明确地向自己的符号学体系迈进。
索绪尔提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同时，他还提出了“语言语言学”和“言语语言学”之分，但却过分强调了“语言语言学”，无形中低估了“言语”对于语言学至关重要的地位。比勒赞同索绪尔对“语言”系统性的认识，但强调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生活场景中具体的“言语事件”。对于正处于萌芽期的现代符号学和现代语言学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必要、影响深远的补充。比勒花费大量的篇幅阐述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同时特别突出语言符号个体性的重要意义，当然，所谓个体性是社会性框架下的个体性，主体性受制于社会性，同时具备主观性和客观性，在主体间性之中辩证统一。
在生活场景中，语言首先不是一种语音现象，而是社会场景中交往伙伴之间的一种“媒介”、一种“语义机制”，这样，比勒的语言理论直指话语伙伴，认为那才是语言的基本结构。语言是“符号发送者和符号接受者的双重系统”。（《文集》45页起）
比勒对语言符号学的阐述蕴含着深刻的方法论思想，首先，语言学必须针对那些“直接给定”的可观察的对象，即“语言产品”（Sprachgebilde）。语言产品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比勒提出的语言“产品观”，不仅道出语言学对象的复杂性和语言学方法的复杂性，而且也蕴含着对主观和客观辩证关系的重要认识。其次，非语言符号系统中包含着语言符号的元素，而且显而易见，因此，类比是认识事物的便捷途径。
2．语言产品和语言行为
洪堡特提出语言“产品”和“创造”的二元观，索绪尔也提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据此，比勒提出自己的语言二维观，即“语言产品”和“语言行为”（Sprechakt），阐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
“语言产品”首先是指某一特定语言，如英语、德语等，是特定语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客观现象，如语音、词汇、特定的语义关系、语法规则，等等。这些方面的客观性就是洪堡特所谓“内在语言形式”在不同层面的体现，构成了某一语言的结构特点，也构成了此语言相对于彼语言的特点。
这说明，语言是作为产品而被使用和感知的，具备高度的系统性和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具体的说者，同时，语言的创造和使用都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产生或设计出全新的意义和意义单位。但是，任何新的创造都必须为语言系统所接受，亦即为语言社团所接受，这意味着，现存的语言产品是可变的，但又不可以随意改变，体现出强大的系统力量，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语言实践都受制于斯。语言产品既是每一次言语活动的规范和标准，又允许一定的自由度和创造空间。所以，语言行为无法独立于语言产品，同样，离开具体的言说也就无所谓语言产品。从逻辑上讲，语言产品优先于语言行为，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参照系，人们如何言说，如何实施言语行为，都受制于语言产品的系统性和规则性，语言产品是“观念性”的。语言产品的优先性意味着语言产品理论相对于语言行为理论的优先性，对语言产品的研究是语言行为理论的基础。
对语言产品与语言行为关系的论述也是针对索绪尔思想缺陷的回应。在比勒看来，索绪尔的主要不足是将语义问题归结为联想心理学的问题，而“抽象相关性原理”指导下的“语言产品观念性”的认识正是对症之药。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相关社会的集体财富，其语言产品是一个“观念性的”类型概念，而且与其他语言的语言产品之间存在着某种同质性，体现出人性特有的品质，这样，“语言”的内涵超出了索绪尔的“语言”（la langue），不仅涉及某一特定语言的特性，而且涉及所有人类语言的共性，涉及人类语言相对于其他描述机制的特性。
一种语言的结构并非是自足的，而是有赖于其使用者，因此，语言产品同时具备客观性和主观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对此，语言理论不可忽视。索绪尔指出言语有别于语言，强调言语不是语言，反之亦然，而比勒将言语理解为“语言行为”或“言语行为”，语言行为既是“言语的”，也是“语言的”，这使得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凸显无遗，不仅矫正了索绪尔对“语言”的过分强调（和对“言语”的忽视），还指出了言语之于语言学的重大意义，非常具有前瞻性。
言语即行为，并受控于一定的目标，这是比勒从语言和非语言、人类和动物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比勒从心理学出发，认为“需求”和“机会”乃是行为发生的两大要素，这也适用于语言行为，因此也是语言行为理论不可或缺的元素。说者具有言说的需求，并接受观念性语言产品及其规则的规范，在适当的机会中获得适当的满足，这凸显出语言行为与语言产品之间的辩证关系。
比勒指出，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必须涉及行为主体的个体历史，也就是相关行为的形成历史，其中既具有言说者的个体特征，又具有相关群体的社会特征：个体在其“被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中接受来自于社会（和语言）的“塑造”，同时，每一个言语行为都受到其行为主体个体化“行为历史”的影响，具备相关个体的色彩，如此，语言与言语、语言与社会、个体与社会之间参与、创造、建构等形式的辩证关系便得以实现。比勒的这些论述，为日后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根据柏拉图关于“观念”的论述，比勒提出语言产品“观念性”的思想。语言行为就是具体化的语言产品，其中被具体化的，是一种普遍性、抽象化的内容；语言产品所蕴含的普遍性与其在语言行为中的具体表现既相关又不同，形成抽象与具体的一种互动。
观念性语言产品与具体的言语行为之间是一种“实现”的关系。在具体的言语行为中，不仅语言生产体现出语言产品的观念性，而且语言理解也是语言产品观念性的实现形式。这里的核心概念是“意图”（Intention），语言产品、说者和听者通过意图而相互联系起来。通过对句子的论述，比勒指出，语言学如果单单以语言产品为对象，或仅仅在心理学视角下探究语言行为，都将是片面的，因为这两个方面相互交融，互为条件，语言学必须把它们有机地融合起来。
3．语言的结构
比勒的目标是针对整个人类语言提出语言学原理，通过对德语、阿迪吉语等特定语言的音位、词汇和句子的讨论，揭示人类语言的结构模式。他指出，每一种人类语言都是一个音位系统、词汇系统和句子系统的集合，这些系统相互制约，共处于一个结构之中，而结构的成分体现为各个层面的语言产品、产品的类型及其组织规则。这是人类语言的一条基本原理，因此也是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比勒对这一原理的论证既不是纯粹心理学的，也不是纯粹逻辑学的，而是以语言的系统功能为出发点。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首先是象征性的，其基本功能是“描述”。对事物进行象征性描述是人类语言符号特有的功能。蜜蜂、蚂蚁等动物的语言，以及交通信号、航海旗语信号等符号交往系统，都只具备“信号”的功能，而且无法进行二次切分，属于“整体象征”，它们都只是某种单级符号系统。另外，语言符号是观念性的，具备相对于符号体的独立性，这也是上述其他系统所不具备的。人类语言符号系统至少具备两个层级的规定性，任何一个语言描述都至少包含两个步骤：词汇选择和句子建构，而且，比勒认为词汇并非优先于句子。
儿童的语言发展须经历一个“单词句”的阶段，这一认识颇具语言学原理意义。为了建构自己的语言理论，比勒对儿童“单词句”展开视角独特的论述。他认为儿童的“单词句”既不是句子也不是单词，既不属于单级系统也不属于两级系统，其中蕴含着儿童语言发展由单级向两级系统过渡时期的某种转变。这一视角对于理解人类语言的两级系统，并进而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特性十分有益。
词语虽有其词汇意义，但只有在句子的“场域”之中才能获得意义的确定性。这里，比勒区分了词语在字典中和交际中的句子中的意义，指出不存在永远固定不变的词汇意义。另一方面，句法结构具有歧义性，需要通过词汇占位才能得以确定，更何况还存在具备句法意义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词汇化的现象。总之，词汇与句法虽然是两种结构，是不同层级的语言产品，但二者相互交融。词汇和句子的关系体现出世界结构的二重性，其本质是人类思维结构的二重性，比勒认为：“……词汇选择和句子组构。其中，一个层级的使用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世界可以被切分为碎片或者孤立的元素，每一个元素对应于一个符号；相反，另一个层级则要考虑将同一世界（所要描述的世界）整体性地建构于特定关系之中，并为之准备适当的手段。对于描述理论而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文集》166页）
4．语言的功能
通过对语言指示词的详尽阐述，通过与其他非人类语言系统的比较，比勒不仅说明了人类语言符号实施象征性描述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而且引出了人类语言符号的其他功能，并进而提出语言功能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理论，概括地讲就是语言功能三维论。逻辑、数学等人工符号系统也具备象征性描述的功能，也是由一定量的基本符号组成的系统，但是，它们不具备人类语言的其他两种功能，即感召和表达。
受到柏拉图“工具论”的启发，比勒提出了语言“工具模式”（Organonmodell der Sprache）的理论。在任何言语场景中，都存在“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达关于事物的信息”，其中至少包含了一种关系的三个要素：说者、听者和事物。语言符号相对于这三种要素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并实施三种相应的功能。在言语交际中，语言符号相对于所言指的事物发挥“象征”的功能，实施一种“描述”，亦即说者向听者传达关于事物的信息；相对于听者发挥“信号”的功能，实施一种“感召”，引发听者对说者的言语行为做出适当的反应；相对于说者发挥“表征”的功能，实施一种“表达”，表达说者针对所言内容的内心态度。
语言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的象征性对应，涉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比勒赞同洪堡特的思想，认为人类诸语言之间的不同，反映了语言社团各自世界观的差异，相应地，语言之间的差异也表现为各自“内在语言形式”的差异。语言符号的三种功能相互交融，不可分割。说者是语言行为的主体，他传达信息的行为对听者产生某种“感召”，同时也是自己内心的表达；从听者的角度看，说者发出的语言符号是对特定事物的象征性“描述”，同时被理解为说者某种内心态度的“表达”，是某种“信号”，目的是对听者的行为和思想施加“控制性”影响。
在三种功能中，语言“描述”功能具有主导性地位，但在具体言语交际中，语言行为究竟主要实施哪一种功能，最终取决于说者的意图和听者的理解，二者可以是一致的，但也可以不一致。借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话语体系，即：以言行事（Illokution）可以是成功的，但也可以是不成功的，关键既在于说者的表达也在于听者的理解。对于语言符号功能的三重性，语言理论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全面的分析。这就要求语言学不仅要研究语言符号本身，还要研究说者、听者、语音、语调、场景、上下文等相关因素。
比勒提出语言符号的“抽象相关性原理”，这是语言的基本原理，贯穿语言符号的各个层面，当然也适用于语言符号的三种功能。因此也解释了同一个话语在具体语境中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的可能性及其根源所在，因为，不同的语境要求不同的相关性，不同的相关性则导致不同的言语行为。
比勒指出，语调、韵律和语速等虽与“描述”功能无关，却决定着话语的“表达”功能。这些是说者愤怒、欢乐等情绪的外溢；在极端情况下，话语的命题内容甚至无关紧要，语音符号的象征功能有可能被极端弱化，譬如诗歌即是对这种语言特性的充分利用。相反，在科学等话语类型中，关键是对事物进行象征性“描述”，而音位自由度范围内的语音变化不具本质意义。
关于“感召”与“描述”的关系，比勒认为，“描述”本身包含着“感召”，话语的不同发音即是感召功能的表露。语言的结构性不仅涉及语言的描述机制，而且涉及语言的感召和表达机制；语言三种功能的关联性意味着其结构之间的共通性，但无论从功能还是从结构看，语言的描述机制都是主导性的。
说者发出语言符号，对听者实施“感召”，影响其思想和行为。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比勒借用了比较心理学的观点。动物的交往信号发挥感召的功能，其信号都通过外在行为发送，并且只发挥感召功能，不具象征描述功能。与之不同，人类语言同时具备三种功能，这意味着感召功能具有依赖性，例如，感召不仅仅在于说者的意图，而且取决于听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说者的话语理解为“感召”。这也意味着，听者不仅是说者感召的对象，而且也是共建感召功能的伙伴。这是比勒通过比较动物和人类社会活动中交往伙伴行为受控的情形而得出的结论。
比勒指出，与生命的其他机制一样，语言也是人类的目的性产品。语言行为创造性的自由度和“一次性”产品的个体气息，这些是语言学理论必须承认和尊重的事实。他认为，这正是语言的功能概念得以定义的关键所在（《文集》70页）。语言功能虽然超越了主体性，但语言学永远都不能将“目的性”和主体相关性从“语言功能”的概念中排除出去。离开目的性，离开主观相对性，功能概念就无从谈起。
对话语意义的理解就是知晓或解读它的功能，辨认它的目的性，而不是它的真值。比勒是格式塔理论的主要代表，通过大量思维心理学实验，他试图说明对交际话语的理解充满了“恍然大悟”的体验（Aha-Erlebnis）（《文集》80页），其基础是“猛然”发现了“某种关系”，一种介于旧有思想与新思想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说，就是新的思想在旧有思想的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逻辑“空位”。在整个目的性意义（＝功能）的理解过程中，这样一种“占位”也即一种推理体验。比勒通过话语中省略句的理解凸显了这种体验，他认为那是一种格式塔体验，是在一个整体与另一个整体之间建立联系。系统整体之间横向关系的建立，就是在理解达成之时出现所谓“恍然大悟”式的体验。比勒将整体比作成就思维和理解的一座“桥梁”，人们藉此将感官数据与抽象概念连接起来，完成一种格式塔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