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民十以来文坛上最大的两个盟主，无疑的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民十以前只有新文学与旧文学之分，而现在开始在新文学中又有了派别。派别其实是一切进步的要素，若是天下思想都统一了，大家意见全都一致，岂不永远停顿在现阶段里。思想自由是创造的必要条件，而思想自由之后大家意见必又要不同。新文学在“五四”以前先从旧文化与旧文学中争得一个创造自由，这自由在“五四”以后是得到了。于是顺此而下自然产生出种种不同的发展，其实就在文学研究会或创造社中也各人有其自己的不同处，若就大处讲，则此二派都有其共同的主场与主张，似又成为文坛中鲜明的两面大旗。

文学研究会成立之于民十元月，这文学团体是以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为机关报的。《小说月报》由十二卷一期起改由沈雁冰主编，十三卷一期起继由郑振铎主编，而文学研究会的宣言便也就登在这革新号头一期上（即十二卷一期），当时的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沈雁冰、翟世英、王统照、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十二人。关于文学研究会，沈雁冰曾有一篇文章发表在《现代》杂志上，可供参考。

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很简单，他们说：

我们发起这个会，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

一、是联络感情。本来各种会章里，大抵都有这一项；但在现今文学界里，更有特别注重的必要。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二、是增进知识。研究一种学问，本不是一个人关了门可以成功的；至于中国的文学研究，在此刻正是开端，更非互相辅助，不容易发达。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但是一个人的见闻及经济力总是有限，而且此刻在中国要搜集外国的书籍，更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

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

因以上的三个理由，我们所以发起本会，希望同志的人们赞成我们的意思，加入本会，赐以教诲，共策进行，幸甚。

文学研究会接办《小说月报》是一月的事，而五月里便又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办一个副刊叫《文学旬刊》。九月间郑振铎又为商务印书馆创办《儿童世界》，文学的园地乃不止限于成人，并扩充到儿童们的心上。

次年（民十一）各处有许多人加入文学研究会，各地亦都有了文学研究会分会，在北京有《晨报·文学旬刊》，在广州有《广州文学旬刊》。又次年（民十二）在上海有《诗》杂志及《我们》，为叶绍钧、俞平伯、朱自清、刘延陵诸人合办。

在民十秋日同时有了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人物是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诸人，机关杂志为《创造季刊》，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第一期郁达夫主编，第二期郭沫若主编，三期以后成仿吾主编，至二卷二期因故停刊。第一期上发表文字者有周全平、洪为法、何畏、倪贻德、叶灵凤、梁实秋、闻一多诸人，遂成为与文学研究会对立的团体。

创造社在次年（民十二）亦出《创造周报》（五月十三日创刊）及《创造日》（七月二十一创刊），这一年中赵元任的《国音新诗韵》出版，为新诗由散文化到讲求音节作一道桥。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主张上有一个鲜明的不同，那便是文学研究会的“人道主义”与创造社的“艺术至上主义”。

首创人道主义的是周作人一篇《人的文学》，他说：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睛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无量数年了。……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兼爱的理由，因为“己亦在人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周作人同时有一篇讲演文《新文学的要求》，则是以“人生派文学”针对着“为艺术而艺术”而说的。首创艺术至上主义者是成仿吾，他在《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中说：

不是对于艺术有兴趣的人，决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画家肯在酷热严寒里工作，为什么一个诗人肯废寝忘餐去冥想。我们对于艺术派不能理解，也许与一般对于艺术没有兴趣的人不能理解艺术家同是一辙。

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他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而且文学也不是对于我们没有一点积极的利益的。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智与意的作用赋税太重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干燥的尽处，我们渴望着有美的文学来培养我们的优美的感情，把我们的生活洗刷了。文学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粮食。我们由文学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跃！

我们要追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

此外成仿吾尚有《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艺术之社会的意义》等文，亦均是同样主张。

人生派与艺术派闹得十分厉害。这派说那派是“功利主义”，那派说这派是“颓废主义”。其实二派的差别还在一派是感情主义（Sentimentalism），一派是理性主义（Rationlism）。前者近于浪漫派，后者近于古典派；因为理性主义，所以这一派终于发展到《语丝》这一方面，成为中国新文学中散文的光荣；而因为是感情主义，所以这一派由艺术至上主义可以一变而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首倡者。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其实这两派在当时所努力的都在小说一方面。诗固然也有，如《诗》杂志中的诸作者及创造社中的郭沫若，都是有名的诗人，但并不能走出初期白话诗的范围。诗要另成一局面则是《新月》时代事，散文亦要等到《语丝》方才发达，此时则是小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