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

真正认识到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还是在海外留学的时候。

1991年春，北京大学派我到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和夏威夷大学进修。这是我自1978年入北大读书、1982年毕业留校工作后第一次远离祖国。

夏威夷群岛就像洒落在太平洋中的几颗珍珠。那碧海蓝天、沙滩椰树和四季如春的气候，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在此留连忘返。

然而，再迷人的风光，再怡人的景色，也隔不断我对母校的思念。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报纸、广播、电视等一切媒体中只要出现北京大学几个字，我的心弦便会为之颤动。那份牵挂，那份情思，使我意识到从我迈进北京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就与母校连在一起了。无论我走到哪里，母校都会因她那完美的形象使我引以为自豪；无论我何时归来，母校都会展开她那博大的胸怀，包容我，接纳我。

为此，我告诉自己，应该为母校做点什么。

尽管当时我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日后会写这样一本书，但我还是开始留意每一点儿与北大有关的信息和史料，并专门寻访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哥伦比亚大学等一些美国名校的图书馆。

一次，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里，一本1948年出版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册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本由当时担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撰写前言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书中的作者大多是一些世界知名的北大老前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北大前五十年乃至早期京师同文馆的历史，抒发了对北大的殷殷之情。

我如获至宝，掏空了所有的衣兜，用几十美元复印了全书。

正是在那时，我萌发了为母校写一本书的想法。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前的北京大学，被称为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国立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标志着绵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的彻底崩溃及新式教育制度的诞生。北京大学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五四运动的中心，也是民主、科学思想及马列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这样一所与中国近代史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学，其创办的根本原因何在？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它与太学、国子监是什么关系？京师大学堂到底有没有前身？中国第一所由官方开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为何并入到京师大学堂？为什么对维新变法恨之入骨，对维新人士高举屠刀的慈禧太后，却偏偏对京师大学堂网开一面，不仅没有将其取缔，反倒给予异乎寻常的关注？为什么在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的短短几年之内，连续颁布了三个不同的大学堂章程，且这三个章程又都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有关？

这些与北京大学前期历史息息相关的问题时常引起我的思考。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手头的资料，试图就这些问题找出较为圆满的答案。

1996年初，我回到北大，适逢北大“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这更激发了我探讨上述问题的热情。

我想，如果我能从自己的研究中找到答案，这将是我对母校多年养育之恩的最好回报。

为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和写作之中。我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份薄礼，献给母校，以庆祝她的百岁生日。虽然我深知自己的学识有限，我的研究结论未必都很确切，但我认为，哪怕只能解决上述的一个问题，我也不枉是北大的一员；就算我的研究成果不被认可，我也将无怨无悔。因为，我总算为母校的百年庆典做了一点事情。

当我给这本书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入冬后的第一场瑞雪正悄然而至。细细的雪花无声无息地从天国飘落下来，给曙色微露中的燕东园披上了一层莹莹的白纱。

家人还在酣睡。

城市尚在梦中。

此时的我，心中的平静也一如窗外飘雪的黎明。

郝平

1997年11月30日于燕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