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美态度
在上一节我们说，美感不是认识。所以，一个人要想获得美感，必须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这可以说是美感（审美活动）在主体方面的前提条件。
人生之初，都有一个原始的天人合一或不分主客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谈不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随着岁月的增多，人逐渐有了自我意识，有了主体与客体的分别，因而也有了认识和知识。由于长期习惯于用主客关系的模式看待人和世界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在一般情况下往往都缺少诗意和美感。为了得到诗意和美感就必须超越主客关系的模式，为进入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准备条件。这种条件，在西方美学史上，叫做审美态度。在中国美学史上，叫做审美心胸。
朱光潜《谈美》的第一节就是谈审美态度。在这一节中，朱光潜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我们对于一颗古松的三种态度”：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朱光潜说，这个例子说明“有审美的眼光才能见到美”。“这颗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它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朱光潜在这里强调，要有审美态度（审美眼光）才能见到美，而要有审美态度，必须抛弃实用的（功利的）态度和科学的（理性的、逻辑的）态度。实用的、功利的眼光使你只看到松树的实用价值以及和实用价值有关的性质，科学的、逻辑的眼光使你只看到松树在植物学上的性质，这两种眼光都遮蔽了松树的本来的美的面貌。
马克·吐温在1883年出版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马克·吐温谈到他对密西西比河的前后两种不同的感受。当他作为普通的旅客航行时，密西西比河日落的辉煌的景象使他酩酊大醉、狂喜不已：“宽阔的江面变得血红；在中等距离的地方，红的色调亮闪闪的变成了金色，一段原木孤零零地漂浮过来，黑黑的惹人注目；一条长长的斜影在水面上闪烁；另一处江面则被沸腾的、翻滚的漩涡所打破，就像闪耀着无数色彩的猫眼石一样；江面上红晕最弱的地方是一块平滑的水面，覆盖着雅致的圆圈和向四周发散的线条，像描绘得十分雅致的画卷；左边岸上是茂密的树林，从树林落下的阴森森的倒影被一条银光闪闪的长带划破；在像墙一样齐刷刷的树林上，伸出一根光秃的枯树干，它那唯一一根尚有树叶的枝桠在风中摇曳，放着光芒，像从太阳中流溢出来的畅通无阻的光辉中的一团火焰。优美的曲线、倒映的图像、长满树木的高地、柔和的远景；在整个景观中，从远到近，溶解的光线有规则地漂流着，每一个消失的片刻，都富有奇异的色彩。”但是当他成为汽船驾驶员后，这一切在他眼中都消失了。密西西比河对于他是一本教科书：“阳光意味着明天早上将遇上大风；漂浮的原木意味着河水上涨……；水面上的斜影提示一段陡立的暗礁，如果它还一直像那样伸展出来的话，某人的汽船将在某一天晚上被它摧毁；翻滚的‘沸点’表明那里有一个毁灭性的障碍和改变了的水道；在那边的光滑水面上圆圈和线条是一个警告，那是一个正在变成危险的浅滩的棘手的地方；在树林的倒影上的银色带纹，是来自一个新的障碍的‘碎灭’，它将自己安置在能够捕获汽船的最好位置上；那株高高的仅有一根活树枝的枯树，将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没有了这个友好的老路标，真不知道一个人在夜里究竟怎样才能通过这个盲区？”
马克·吐温最初看密西西比河是用审美的眼光。后来驾驶员的职业训练使他采用了实用（功利）的眼光和科学（理性）的眼光。实用（功利）和科学（理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你要使你驾驶的汽船安全行驶，你必须知道哪儿有暗礁，哪儿有浅滩，明天会不会起大风。这就要科学（理智）。科学（理智）的目标是为了认识真理（判断真伪）。这是逻辑的“真”。实用的眼光和理智的眼光排斥审美的眼光。功利的“善”和逻辑的“真”遮蔽存在的“美”。
瑞士心理学家布洛用“心理的距离”来解释这种审美态度。所谓“心理的距离”，就是指审美主体必须与实用功利拉开一定的距离。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对布洛的“心理的距离”的理论做了介绍。
朱光潜举海上遇雾的例子来说明布洛说的“心理的距离”。朱光潜说，乘船的人们在海上遇着大雾，是一件最不畅快的事。呼吸不灵便，路程被耽搁，使人心焦气闷。但是换了一个观点来看，海雾却是一种绝美的景致。“看这幅轻烟似的薄纱，笼罩着这平谧如镜的海水，许多远山和飞鸟被它盖上一层面网，都现出梦境的依稀隐约，它把天和海联成一气，你仿佛伸一只手就可握住在天上浮游的仙子。你的四围全是广阔、沉寂、秘奥和雄伟，你见不到人世的鸡犬和烟火，你究竟在人间还是在天上，也有些犹豫不易决定。这不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么？”这就是布洛说的“心理的距离”。“距离”含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就消极的方面说，它抛开实际的目的和需要；就积极的方面说，它着重形象的观赏。它把我和物的关系由实用的变为欣赏的。这就是叔本华说的“丢开寻常看待事物的方法”。用寻常看待事物的方法，看到的是事物的“常态”，例如糖是甜的，屋子是居住的，等等，都是在实用经验中积累的。这种“常态”完全占住我们的意识，我们对于“常态”以外的形象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经验（实用经验）日益丰富，视野也就日益窄隘。所以有人说，我们对于某种事物见的次数愈多，所见到的也就愈少。但是我们一旦丢开这种“寻常看待事物的方法”，即丢开从实用观点看待事物的方法，就能看到事物的不寻常的一面，“于是天天遇见的、素以为平淡无奇的东西，例如破墙角伸出来的一枝花，或是林间一片阴影，便陡然现出奇姿异彩，使我们惊讶它的美妙”。“这种陡然的发现常像一种‘灵感’或‘天启’，其实不过是由于暂时脱开实用生活的约束，把事物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观赏罢了。”
时间的距离和空间的距离也有助于产生美感，而时间的距离和空间的距离在实质上仍在于和实用拉开了距离。以空间距离为例。“我们在游历时最容易见出事物的美。东方人陡然站在西方的环境中，或是西方人陡然站在东方的环境中，都觉得面前事物光怪陆离，别有一种美妙的风味。这就因为那个新环境还没有变成实用的工具，一条街还没有使你一眼看到就想起银行在哪里，面包店在哪里；一颗不认得的树还没有使你知道它是结果的还是造屋的，所以你能够只观照它们的形象本身，这就是说，它们和你的欲念和希冀之中还存有一种适当的‘距离’。”我们要注意，这里说的心理的“距离”，只是说和实用功利拉开距离，并不是说和人的生活世界拉开距离。事实上，实用的功利的眼光往往遮蔽了人的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而审美的眼光由于超越了实用的眼光，所以反而能照亮世界的本来面目。朱光潜说：“莫奈、凡·高诸大画家往往在一张椅子或是一只苹果中，表现出一个情趣深永的世界来。我们通常以为我们自己所见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而艺术家所见到的仅为幻象。其实究竟哪一个是真实，哪一个是幻象呢？一条路还是自有本来面目，还是只是到某银行或某商店去的指路标呢？这个世界还是有内在的价值，还是只是人的工具和障碍呢？”丰子恺也说：“艺术的绘画中的两只苹果，不是我们这世间的苹果，不是甜的苹果，不是几个铜板一只的苹果，而是苹果自己的苹果。”“美秀的稻麦招展在阳光之下，分明自有其生的使命，何尝是供人充饥的？玲珑而洁白的山羊、白兔，点缀在青草地上，分明是好生好美的神的手迹，何尝是供人杀食的？草屋的烟囱里的青烟，自己在表现他自己的轻妙的姿态，何尝是烧饭的偶然的结果？池塘里的楼台的倒影自成一种美丽的现象，何尝是反映的物理作用而已？”“故画家作画的时候，眼前所见的是一片全不知名、全无实用而庄严灿烂的全新的世界。这就是美的世界。”
当代西方某些美学家企图推翻审美态度和“心理的距离”的理论。他们说，“心理的距离”是“分离式的经验”，只停留在对事物外表的观赏，是“雾里看花”。很显然，这是对布洛的距离说的误解和曲解。他们提出一种新的审美模式即“介入式”的经验模式，这种介入式模式强调审美主体要全面介入对象的各个方面，与对象保持最亲近的、零距离的接触。他们认为，马克·吐温成为汽船的驾驶员之后对密西西比河日落的经验就是介入式的审美经验。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说明当了汽船驾驶员之后的马克·吐温在实用功利考虑支配下的经验如何是审美的经验。连马克·吐温自己都说，密西西比河给他的美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美学家还认为欣赏自然物必须具有生物学、生态学、自然史的知识，例如，对于鲸鱼，必须把它放在“哺乳动物”的范畴下才能感知它的美，如果把它放在“鱼”的范畴下就只能感知它的笨拙和可怕了。这些美学家的这种主张完全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的审美经验，在理论上有多大价值很值得怀疑。
西方美学中的审美态度的理论，在中国美学中就是审美心胸的理论。中国美学中审美心胸的理论发源于老子的思想。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是“道”，所以对宇宙万物的观照最后都应该进到对“道”的观照。为了进行对“道”的观照，就应该在自己心中把一切利害得失的考虑都洗涤干净，使自己获得一个空明的心境，这就是老子提出的“涤除玄鉴”的命题。这个命题在魏晋南北朝的画家宗炳那里换了一种说法，就是“澄怀观道”，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思想。庄子提出“心斋”和“坐忘”的理论。“心斋”、“坐忘”最核心的思想是要人们从自己内心彻底排除利害观念，保持一个空明的心境。利害观念是与人的心智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为了彻底排除利害观念，不仅要“离形”、“堕肢体”，而且要“去知”、“黜聪明”，要“外于心知”。庄子认为，一个人达到了“心斋”、“坐忘”的境界，也就达到了“无己”、“丧我”的境界。这种境界，能实现对“道”的观照，是“至美至乐”的境界，是高度自由的境界。庄子把这种精神境界称之为“游”。庄子书中提到“游”的地方很多，如“逍遥游”，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如“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如“游心于物之初”，如“得至美而游乎至乐”，等等，都是指这种彻底摆脱利害观念的精神境界。所谓“游”，本义是游戏。游戏是没有功利目的的。《庄子·在宥》篇有几段话对“游”作了解释。“游”是“无为”，是“不知所求”、“不知所往”。游没有实用目的，没有利害计较，不受束缚，十分放任自由。庄子还用很多生动的寓言来说明这种“心斋”、“坐忘”的境界即“游”的境界是一个人获得审美自由的必要条件。庄子关于“心斋”、“坐忘”的论述，可以看作是超功利和超逻辑的审美心胸的真正的发现。
在庄子之后，很多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继续关注和讨论这个审美心胸的问题。审美心胸，在他们那里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之为“平常心”，有的称之为“童心”，有的称之为“闲心”。
“平常心”是禅宗的概念。所谓“平常心”，一要破除“功利心”，二要破除“分别心”。禅宗认为，“功利心”和“分别心”遮蔽了一个万紫千红的世界。破除了“功利心”和“分别心”，换上一颗“平常心”，你就可以在最普通的生活中发现和体验一个充满生命的丰富多彩的美丽的世界。
“童心”是明代李贽和袁宏道等人常用的一个概念。李贽写过一篇《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真心”或“赤子之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认为，有“童心”，对世界才可能有真实的感受。他又认为，一个人学了儒家经典，有了知识，则言不由衷，人就成了“假人”，言就成了“假言”，文也就成了“假文”了。公安派袁宏道等人也强调，“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而只有保持童心、赤子之心的人，才能得到“趣”（美感）。袁宏道说：
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桎，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袁宏道认为，一个人能保持童心，保持赤子之心，保持人的自然天性，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趣”。反过来，如果因为年岁大了，官做大了，闻见知识多了，各种利害得失的考虑多了，身心的束缚多了，离开“趣”也就越来越远了。
用“闲心”这个概念的人就更多了。“闲”是与“忙”相对的。“忙”就是忙于实用的功利的活动。明代华淑说：“昔苏子瞻晚年遇异人呼之曰：‘学士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夫待得梦醒时，已忙却一生矣。”“忙却一生”就是由于功利心的驱使。功利心使一个人的心胸完全为利害得失所充塞，不空灵，不自由，不洒脱，患得患失，滞于一物，囿于一己。所谓“闲”，就是从直接的功利活动中暂时摆脱出来。宋代大儒程颢有名的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颢的意思是说，有了“闲心”，人才有可能从天地万物、风云变态中获得一种精神享受，使自己超脱贫富贵贱等等实用功利的烦恼，达到“从容”、“自得”的境界。清代文学家张潮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山，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张潮认为“闲”不是消极的，“闲”对于人生有积极的意义。有了“闲”，才能有一种从容、舒展的精神状态。有了“闲”，才能思考生活，才能享受生活。有了“闲”，才能有审美的心胸。而审美心胸使人们在人生的波动中保持一点宁静，“静者有深致”，从而可以发现事物的本相的美。审美心胸又是自由空灵的，“空故纳万境”，无形中拓宽了生命的空间。清代文学家金圣叹曾经感叹，一般人都抱着“人生一世，贵是衣食丰盈”的观念，整天紧张忙碌，一无闲暇，二无闲心，因而不能发现和欣赏生活中的美。
但是人作为人，不能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还应该有精神生活，不能只是辛勤地创造生活，还应该充分地享有生活。这就不仅要“忙”，还要“忙”里偷“闲”，要有“闲暇”，要有“闲心”。有了“闲心”，有了审美的心胸和审美的眼光，那么你就能在很平常、很普通的生活中发现美。张潮说：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秋风如烟，冬风如姜芥。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
乃声，方不虚此生耳。
春风、秋风、蝉声、鸟声，这些很平常的东西，有了审美的眼光、审美的心胸，都会给你一种乐趣，一种慰藉。正如清代戏剧家李渔所说：“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在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
总之，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文学家都认为，一个人的“闲心”（审美心胸）乃是他进入审美活动的前提。有了“闲心”，就有审美眼光，就能发现生活中本来的美。这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