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话语分析产生的背景

从20世纪开始，语言学界的主流是以共时描写为特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先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 1857-1913) 的结构语言学，然后是布龙菲尔德 ( L.Bloomfield, 1987-1949) 的描写语言学对语言学界，到了六十年代，乔姆斯基（ N.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占了统治地位，建立起以句子层面的研究为基础的句法结构体系。这些流派的共同点是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把言语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把语言作为抽象的结构系统进行研究，把日常会话排除在研究的对象以外。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可以把句子从实际应用的环境中抽象出来，进行规则化（regularization）、标准化（standardization）、非语境化（ decontextualization ）。因而，会话的典型特点不合语法性（ungrammaticality）、非连续性（ dis-continuity）、依赖语境性（context-dependence）、相互作用性 (interactivity) 被忽视。结构主义语言学单纯强调形式和实体，忽视意义，只关心句子所具有的语音、词汇和句法特点，而不问同一语句为何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Chomsky对句子结构的研究也只注重语言的形式特点，通过语言学家内省方式来研究理想的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潜在的语言能力，靠直觉研究合乎语法的潜在的句子。虽然转换生成学派在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人们发现，事实上不存在一致的本族语说话人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所举的合语法的重要例子有人认为是不合语法的，或者只有在个人方言中才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尽管在语言研究中将语言进行适当的切分，然后分别加以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将切分后的语言成分孤立的加以研究却是不恰当的。有必要结合切分前的语境、与该成分相关的其它因素和其他层面来加以研究。

实际上，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用单独的句子进行交际的情况是极少见的，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多个句子连用来完成交际目的。而多个句子连用时，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顺序排列，否则即使每个句子都是合乎语法的标准句子，也不能表达意义，不能完成交际目的。所以研究句子以上层面的规则是语言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而且有的虚词在单个句子中很难理解其含义，只有结合上下文中的其他句子才能解释。用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时所出现的问题也证明，很多问题只在句子内部无法解决，只有借助话语分析才行。

另外，将语言抽象化进行研究，不把实际语言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常常不能解释说话人的实际意图，不能解释语言的实际交际功能。除此而外，当我们探讨语言和社会、语言和人类等问题时，只有考察实际上使用的语言，才能解释有关的问题，只研究抽象的句子是不行的。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话语分析的产生就不是偶然的了。当时，即使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内部，也出现了对句子以上层次和语境进行研究的萌芽，实验研究的结果使一些语言学家承认语境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摒弃脱离语境研究孤句的方法，尝试用各种研究方法将语言放在它的使用环境中进行研究。其中较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有英国语言学家 J. R. Firth，他很早就注意会话研究。他认为：“只有在会话中语言学家才能找到更好地理解语言是什么和它是怎样工作的关键。”（Firth, 1935）他认为，语言只有在语境里才是有意义的。但是他的告诫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后来较有影响的有欧洲的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他们强调用功能的方法进行语言分析，注重考察说话者的社会背景、交际的主题、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区别等问题。 1952年 Zellig Harris 发表了“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尽管这与现在所说的话语分析并不相同。他用替换和分布的方法对句子以上的话语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语言成分在语篇（text）中的分布、语篇与相关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试图找出与句子平面类似的话语结构单位。但是由于这套方法本身忽视语义因素，不适宜研究主要依靠语义关联的话语。1964年到1966年法国学者在《交际>》杂志（Communication 4 ）上发表了一些关于篇章结构分析的文章。同时，Dell Hymes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背景下的口头言语进行研究（如Hymes 1964），在Hymes 编的《文化和社会中的语言》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这本论文集中，话语、风格、称呼形式、语言艺术的各种形式以及语言应用的差异等问题受到了重视。 Austin (1962), Searle (1969) 和Grice (1975) 等语言哲学家对作为社会行为的语言所作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现在话语分析已经形成多个分支，其中主要有以Sacks, Schegloff和Jefferson为代表的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以van Dijk为代表的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以Austin和Searle为代表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以Grice为代表的语用学（Pragmatics）、以Labov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等等，他们各从不同视角研究话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之所以有那么多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对话语进行研究，是因为话语分析可以回答多种不同问题。比如，人们如何用语言完成交际目的的？句子是怎样组成段落的？在不同语境中的话语有什么不同？什么是语言能力？语言是怎样变化的？话语分析学家帮助我们理解人们交谈的目的，人们怎样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语言，语言是怎样起作用的。

虽然语言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词的构成（词法，morphology）和句子的构成（句法，syntax），但是话语分析将结构描写运用到更高的层次，考察在实际交际活动中使用的连贯话语的结构。

话语分析也研究语义（semantics）方面的问题. 解释一连串句子是怎样把一块块信息组织起来表达意义的，阐明说话者如何表达他们的意图，听话者又是怎样理解他们所听到的话语的，揭示了人类在使用符号方面的认知能力。

在语用学领域，话语分析解释了人们如何使用话语完成某种行为，描写了理解话语时所依据的基本解释规则。

对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问题的传统研究方法是考察变化的内因（比如按类推原则创造新词语）和外因（像社会的变迁和地理上的隔离所造成的语言的分化）。话语分析除了从这两个方面研究语言的变异和变化以外，还通过分析会话的录音材料，描写存在于话语内部的变化机制，像语法化。话语分析也描写与语言使用类型中的历史变化有关的社会影响，如人或团体的身份对语言变化所起的作用。

话语分析也可以回答关于语言在人类认知、艺术和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对文学风格的研究也是话语分析的课题，研究语言使用的艺术。修辞学家也讨论话语分析。他们分析自我意识，如何巧妙的构思谈话和书写格式，考察产生感染力的因素。

话语分析除了对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以外，还对许多其他学科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学科有些与研究人类生活和交际有关，比如像人类学、交际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还有那些似乎与话语无关的领域，像人机互动、医学、法律、公共政策、商务、地理、娱乐等。由于话语在人类事物和活动中所充当的重要角色，话语分析有助于回答与社会中的人类有关的任何问题，所以话语分析的运用潜能几乎是数之不尽的。可以说，任何人如果想了解人类，了解社会，就必须了解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