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林译小说的地位与历史意义

林译小说是中国文学翻译的第一个成绩，虽然在此之前很久中国历史上就有著名的佛经翻译运动，明末也有一个翻译运动，但前者是关于宗教典籍的翻译，后者主要还是政令科技的。1872年《瀛寰琐记》第3期上也刊载过蠡勺居士翻译的文学作品《昕夕闲谈》，但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从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的。总体说来，林译小说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包括以下几点：

世界文学格局的建立 林译小说以自己的翻译实绩改变了国人对外国小说的印象，在中国真正建立起了一个世界文学的格局。

“小说”一跃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心是近代以后的事。中国文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诗文传统，文学经典当然首先是“言志”的诗和“载道”的“文”，无论哪一种的范本都是中国的古典文集。言必称古、厚古薄今，是中国现代以前最显著的特征，这里面蕴涵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文学优越感。但戊戌变法前后，“小说”因其通俗易普及的特点开始受到启蒙思想家的重视。于是在“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下，“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开始展现出迥然不同于传统文学观念的“新”的姿态和面貌。这些新变化的动力，很大意义上是依赖于域外小说的影响。

近代的翻译直接与文学联系起来，还是林纾的功劳，因为虽然从理论上说，1897年就有文学革命的提倡者大声疾呼：“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但国人真正被外国文学吸引还是从林纾开始的。文学革命者站在台上大讲中国小说地位应该提升，原因是“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而“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启蒙者处处以外国小说的情况作为中国文学的榜样和参照还只是一厢情愿，读者是否买账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还无法在真正的文学意味上相信外国的文学足以作为中国文学的榜样。郑振铎指出：“大多数的知识阶级，在这个时候，还以为中国的不及人处，不过是腐败的政治组织而已，至于中国文学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丽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外国小说的偏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反对外国小说的人士，多是出于想当然的思路，但是到了1907年，徐念慈说：“及文化日进，而视《长生殿》、《海屋筹》之兴味不如《茶花女》、《迦因小传》之秾郁而亲切矣”，西方小说在很短时间内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林纾，是他翻译的小说首先在观念上为中国的读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改变了中国文人历来存在的对西洋文学不屑一顾的态度。

林纾在自己译介的小说前后大都附有“导读”，虽然他的感叹多是出于表层感受，甚至他的“点拨”对于西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真髓来说往往不得要领，但无疑是林译小说从观念上为中国小说打开了新视野，促使中国小说积极向异域寻求新的精神和艺术营养，为中国小说的变革提供了最初的观念导向。

中国小说文体类型的丰富与健全 尽管中国文言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源远流长，但对小说的分类始终“编次无法，类目从杂”。直到近代，随着对域外文学的翻译和小说创作的繁荣，中国小说的类型开始丰富，理论研究也开始走向自觉。

林译小说在中国近代“小说”这一文类构建其现代意义的时刻，积极参与了其过程。梁启超等小说界革命倡导者大多只是在理论上提出了构想，而林纾则以自己为数众多的翻译实绩极大冲击了中国旧的“小说”概念，丰富和健全了中国近代小说的类型。过去，“中国小说之范围，大都不出语怪、诲淫、诲盗之三项外”，但林纾在短短25年（从1899年发表第一部翻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至1924年去世）的时间中译介了将近200种（包括未刊印的18种）作品，且文类繁多，包括寓言（如《伊索寓言》）、战记（如《滑铁庐战血余腥记》）、戏剧故事（如《吟边燕语》）等不一而足。其中小说的类型更是使得国人大开眼界，言情小说（如《迦茵小传》）、冒险小说（如《鲁滨孙飘流记》）、历史小说（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神怪小说（如《三千年艳尸记》）、侦探小说（如《歇洛克奇案开场》）以及“描写俗情”“增人阅历”“大有功于社会”的现实主义小说（如《滑稽外史》）等，很多都是中国传统小说所不具备或没有独立出来的。1902年，《新民丛报》上刊登介绍近代中国第一本小说杂志《新小说》的文章，作者在“本报内容”中列举了众多的小说类型：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世界名人轶事等十余种。1906年的《<月月小说>发刊词》也举出了侠情小说、国民小说、滑稽小说等11种。尽管此时对小说文体类型的划分存在不同标准——按内容与按风格——的混淆和将传记与小说并列的趋向，但毕竟中国近代小说已经超越了过去中国“杂小说”的身份不明或内容上“不出诲淫诲盗两端”的阶段，逐渐在摸索中汇入世界文学的洪流。

对现实主义的标举 林纾翻译了狄更斯的小说仅五种，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部都认真作序，《孝女耐儿传·序》、《贼史·序》、《块肉余生述·序》、《滑稽外史·短评》、《冰雪因缘·序》等，都是颇具慧眼的小说理论文章，足以证明他对狄更斯的偏爱和特殊的领悟力。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给予小说的深刻影响有二：一是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人物流于程式化；一是视小说为小道，只供游戏消遣。针对以上两种倾向，郑振铎就曾批评说：“娱乐派的文学观，是使文学堕落，使文学失其天真……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于教训的桎梏中。”然而，狄更斯的写实主义文学植入中国能够迅速生长，很大意义上就是基于中国早有劝善惩恶的文学传统，所谓“迭更司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狄更斯承载着中国新小说家所极力树立的小说的经史功能，用以打破过去的视小说为“小道”的积弊。当然林纾对狄更斯的介绍仍然是将现代小说与儒家有关乐府诗美刺讽喻的文学传统联系了起来，纳入到了传统的儒家文学观与文学价值范畴中去了。但由于中国后来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使得以狄更斯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一经林纾介绍入中国，便一发成为“五四”及其以后中国文坛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译也成为了中国新文学的火种。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林纾对现实主义的标举仍然承继的是史传文学的余绪，并未完全实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理论自觉。但他在文学口味和理论观念上召唤了一种新的文学理想——“传社会”和“为下等社会写照”。

林译小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功绩应被放在一个历史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虽然由于他不懂外文、晚年的思想也日趋保守等诸多原因，后期译作色彩枯暗，在众多译作中误译、漏译、删改之处颇多，体裁区分不严格：例如将莎士比亚的戏剧《查理二世》（林译《雷差得记》）译成小说体，但这确实是他当时难以避免的遗憾。中国晚清对西方小说的翻译完全出于非文学的目的与动机，提倡译介西方小说的人是为了传播和输入在当时看来是代表着先进的西方知识和文化，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只是作为达到这一目的一个载体。西方文学首先争取的是得到中国人的信任和敬佩，其次才是随着地位的确立，西方的经典文学规范才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挑战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学经典的新规范。从这意义上说，林译小说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