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翻译实践与特点

严复不仅提出“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而且以其指导着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在近20年的翻译生涯中，他翻译出版了内容包括进化论、政治经济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等十多种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学术著作。

他偶尔也翻译文学作品，例如翻译过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和丁尼生的诗歌，其译文至今仍脍炙人口，是英国诗歌在我国较早的翻译文字。此外，他所发表的译学论有：《天演论·译例言》，《原富·译事例言》，《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名学浅说·译者自序》等。

严复一生重要译著已刊印的有12种，未刊印的有2种，其刊印书目为：

1．赫胥黎的《天演论》。译文系根据《赫胥黎全集》第9卷译出，原著出版于1894年，译文于1897年刊载在《国闻报》。此书最早的单行本是1898年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版，书前有吴汝纶序、自序和译例言。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铅印本。

2．穆勒的《穆勒名学》。原文书出版于1843年，译文最早版本是1905年金陵金粟斋木刻本，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铅印本。

3．亚当·斯密的《原富》。原著出版于1776年，译文的早期版本是1901至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刊印本，书前有吴汝纶序、斯密亚丹传、译事例言、中西年表等，1903年商务印书馆重版。

4．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原著出版于1873年，译文最早版本是1903年文明编译局刊印本，书中有译序、译余赘言。继有商务印书馆重版。

5．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原著出版于1859年，译文最早是商务印书馆1903年的排印本，书中有序、译凡例。

6．孟德斯鸠的《法意》。原著出版于1743年，译文最早的版本是1904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书中有孟德斯鸠传。

7．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原著出版于1900年，译文最早的版本是1904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书中有夏曾佑序、译者序。

8．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原著出版于1870年，译文最早的版本是1909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书中有自序。

9．韦斯特哈普的《中国教育议》。译文原载天津《庸言报》第2卷第3、4期，191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书中有译者按语。

10．密克的《支那教案论》。此书是严复奉李鸿章之命而翻译的。1899年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书中分《发端》、《政治》、《教事》、《调辑》等四篇。

11．《英文汉沽》。此书为英文文法书，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另有《欧战缘起》一书，系严复根据外国报纸而译，为谋事们送呈袁世凯阅读的《居仁日览》中的一册。

上述各书，以前八种最为主要，商务印书馆编辑成“严译名著丛刊”出版。

纵观严复的翻译，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严复翻译的早期，大体时间为始译《天演论》起，到1902年译完《穆勒名学》止，此间，严复对所要翻译的原著选材精严，目的明确。他所翻译的书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所周知，严复生活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旧到新的漫长的转变过程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侵略压迫中国人民，另一方面是东方这头沉睡的巨狮开始觉醒。当时，为数不少的先进人士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他们勇敢地把中国与科学文化先进的西方国家对比，力求找出差距，奋力追赶上去。严复正是当时思想先进的代表人士之一。可是，这时期向西方学习的认识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下，往往把目光投向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或声光化电方面，严复虽然精通格致之学，本人又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高才生，精通工程技术学，但他却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西方先进社会科学学术思想方面，经过严格选择，将自己的翻译定位在能够启发中国民知民识的社会科学著作上，如非目光远大，对旧中国的宿弊有清醒的认识，是很难做到的。这正是严复的可贵之处。《天演论》序文中说的很清楚：“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又说：“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言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可见，严复在阐述自己的翻译意图时并非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动不动就把祖先成就拿来炫耀，而是以其敏感的眼光对“阿Q”式的顽固分子予以无情的批判。

严复早期的译作略偏重意译，稍亏于信，尤其是早期翻译代表作《天演论》，译时“不斤斤于字比句次”，“时有所颠倒附益”，就连他本人也承认“实非正法”。他所以说《天演论》“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他所说“实非正法”，乃是说这种译法不符合“翻译”的要求。他之所以采用“达旨”的译法，固然由于西方学理的深奥，倘直译则无法了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用“达旨”（译述）的方法是为了便于发挥自己的主张，以适应当时的维新变法、救国图存的需要，而这一点是当时的爱国者责无旁贷的。他在《译斯氏<计学>例言》中说：“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自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按论，丁宁反复，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意思是书中的观点、思想，如有与中国时事有关，或自己对其有所感触，则通过按语反复阐述，这也说明严复的译书固然是向中国人介绍西学，但他的介绍并非纯客观的介绍，而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寓意，那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因此，我们对于严译西方名著的评价，必须考虑到近代这一时代背景因素，仅仅据现代翻译的标准来评价严译，恐怕很难探其真谛。《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所讲的“优胜劣败，物竞天择”，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解释，那就是我们不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被淘汰。我们在评价严译作品时，必须联系中国近代这一时代因素，方知严复用心之良苦。

严复中期的译品除《天演论》、《法意》和《穆勒名学》三部外，其他五部，诸如《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和《名学浅说》等，可以说是“散善俱备”的佳译。胡适曾以原文相对照，“见其义无不达，句无剩意”，誉之为“从事翻译永久之模范”。

这个时期的译品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他对拟译的著作悉心研究，故此在译述时，能写出非凡的译者例言和序跋文字，旁征博引，对原著多所阐释。他译《名学浅说》，意在向国人介绍世界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提倡归纳法，反对先验主义；他译《原富》，是为了把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政治、经济等，视如自然科学里的哥白尼、牛顿的学说，同样具有不可抗拒的规律，幻想着为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寻找理论依据。一言以蔽之，严复译介西方近代社会科学著作是与“中学”或“旧学”作较量，抵制当时中国的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词滥调，意在向国人证明：学习“西学”不能只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船坚炮利”、“善会计”，而在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自然科学方法和民主政治制度。因此，严复成了与封建主义的“中学”“旧学”相抗衡的首要代表人物。

此期严复的翻译，基本上采用了直译。其译作颇具“古雅典丽，铿锵有声，很显示出译者高深的古文功力”。这一特点，不仅是严氏中期翻译所独具的，就连早期的《天演论》、《法意》和《穆勒名学》同样具有如此特点。鲁迅先生颇为严译这一特点而折服，在南京读书时，星期天一大清早便跑到城南头来读严氏译作，为其拍案叫绝。如《群学肄言》中的一段文字实在优美无比。它寓议论于写景抒情之中，进而推及人们对待事物的明理和态度：“往往以见所及者为有，以所不及者为无”。以此意在说明有些人“执见否以定有无”是不对的，也是极不科学的。这种生动、形象的文字寓于抒情描写之中实属罕见，故翻译史研究家贺麟不无感慨地说：“吾人读之，觉其道理甚达，而其文反较斯氏原文美。”足见，严复的译文具有相当文学价值是举世公认的。

严复翻译的晚期是以1914年所译《中国教育议》为界，此后的数年，只译出了除《中国教育议》外的《支那教案论》、《欧战缘起》等为数不多的作品。此期的译作“更为随便”，即使如此，也完全是在其翻译理论“信、达、雅”的直接指导下翻译的。

据王栻先生统计，严复一生所译著作十多种，约170余万言，而在译作中写有按语数百条，约17万字，占其全部翻译总数的十分之一。

总括严复的一生，其主要事业是翻译，其重大成就与贡献依然也在翻译事业。他首创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它一方面是对历史上佛经翻译理论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是翻译理论在近代新条件下的发展，故一直受到学术界和翻译界的重视，并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