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1921—1950）

第七章 概论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翻译高潮：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另一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而1840年至1919年“五四”的西学翻译，则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译品的质量水平和对我国翻译文学的贡献上都是前两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次高潮的出现，首先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为总背景，进而产生了新文学革命。信息量的递增，西学东渐，更进一步引发了文学翻译高潮的来临。

从“五四”开始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虽与前两次高潮“从外文译入中文为主”一样，但这一次翻译高潮的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为广泛，题材更加丰富，方式更趋灵活便捷，从业人员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日趋活跃，致使这次翻译高潮开始改变着我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

此期的翻译文学史，自“五四”时期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止，历时33个春秋。期间，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初期（从1915年新青年社到1930年“左联”成立）；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中期（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后期（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建国后的1951年）。

翻译综述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历史发端于“五四”时期，从新青年社到1930年的“左联”成立，为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初期，也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开创阶段。此期的翻译文学，是“五四”文化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产物，也是从近代翻译文学到现代翻译文学的一个过渡和发展。从近代翻译文学过渡到现代翻译文学期间，新青年社的翻译活动，起了极为主要的桥梁作用，具有过渡和发难的双重价值和意义。“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社的翻译活动，其规模和影响早已超过了近代时期任何一个阶段，标志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正式开端。

这场新的启蒙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当时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担任《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他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并以此为武器，向着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发起猛攻。正是在这种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上，当时的启蒙主义者，如陈独秀等人，从《新青年》一创刊，便开始了对西方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翻译与介绍，自此，揭开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序幕。

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在世界思潮特别是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包括翻译领域在内，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新文学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领域内的地位，文学翻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致力于翻译文学，所有的进步刊物都登载翻译文学作品。

五四运动推动了文学革命，同时也推动了翻译介绍研究外国文学的活动。在此之前，我国没有专门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刊物，也没有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队伍。那时《新青年》、《新潮》等都是综合性刊物，只有陈独秀、刘半农、胡适等少数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专门的文学团体、纯文艺性刊物以及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队伍是从“五四”以后才出现的。“五四”以后，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耿济之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发起的创造社；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等组织的未名社；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人筹建的新月社等，既是新文学社团，又是翻译文学机构，特别是文学研究会和未名社，对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贡献尤为突出。其他文学社团，如语丝社、沉钟社等，也都对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做了不少工作。可以这样说，“五四”以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随着新文学运动由文学革命进而倡导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其间曾发生了种种论争，一面是新派，一面是旧派，不管是哪一派，其论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到外国文学思潮和作品问题。论争的深入，则在新文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不同观点：一是以胡适为代表，力主观摩自己的文学遗产，提倡“整理国故”；一是以鲁迅为代表，主张“拿来主义”，提倡“多读外国书”。故此，一边有人标点旧书，考证旧文学作品；一边则有人介绍和翻译国外文学理论和作品，移花接木，开拓新局面。许多知识分子，其观点则站在鲁迅等人一边，博览西方文学作品，潜心研究西方文学思潮。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1920年—1930年之间），外国文学的中译本销路甚好，颇受读者的欢迎，极大地推动了翻译文学的发展。

从《新青年》创刊到“左联”成立这段时间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活动，其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

1915年《新青年》一创刊，在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就开始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思潮和西方现实主义及其流派的作家作品的活动。不少外国作家，屠格涅夫、王尔德、莫泊桑、易卜生、泰戈尔、安徒生、显克微支、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作品相继在《新青年》上译载。在当时，新青年社的成员，既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成员，又是外国文化思潮和文学的翻译者。如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都十分重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积极从事翻译工作。至于鲁迅、茅盾等在“五四”时期更是坚定地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立场上，积极地有目的地，有选择地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组织翻译人才，团结翻译队伍，扩大翻译阵地，并向不良翻译倾向进行斗争。总之，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最早是从《新青年》的翻译开始的，一开始就和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继《新青年》之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新文学团体相继成立，它们在新青年社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新局面，出现了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新高潮。

文学研究会一成立就十分注重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理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着重介绍了俄国、法国及东欧、北欧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名著，尤其注重现实主义作家，文学研究会为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创造社异军突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伊始就表现了他们的鲜明特点和倾向。如果说文学研究会重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介绍，那么创造社则重视“为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创造社成员除着重翻译介绍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同时，还翻译介绍了西方象征派、未来派、表现主义等作家的作品。

未名社是一个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己任的文学团体。在其核心人物鲁迅的领导和支持下，培育了一批有志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青年。其翻译倾向是：以介绍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为使命，特别是在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其他如语丝社、沉钟社以及新月社等，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都做了许多工作，如语丝社注意翻译介绍外国民间文学、讽刺幽默文学。沉钟社除重点翻译介绍罗曼·罗兰外。还对王尔德、尼采、爱伦·坡等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新月社会翻译介绍英国作家曼殊斐儿、莎士比亚等也做了许多工作。

本阶段从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活动的翻译工作者，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清末民初时就开始了翻译活动，在此间仍笔译不辍，如鲁迅、周作人、陈嘏等；一种是“五四”前后才开始翻译的，如茅盾、郭沫若、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田汉等；一种是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前后方开始译述活动的，如巴金、夏衍、曹靖华、洪灵菲、王鲁彦等。从事文学翻译的约计近两百人。译作数量十分可观。从所译作家作品的国别来看，包括俄、英、法、德、日、美、荷兰、印度、丹麦等30多个国家，其中又以俄国作家的作品最多，法国次之，再就是德国、英国、日本和印度等。

五四运动以后，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蔚成风尚。许多青年读者都喜欢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翻译外国文学数量仅次于俄国文学的要数法国文学。“五四”以后，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法国文学是从文学研究会成立开始的。翻译的欧洲文学，除俄国、法国文学比较多外，再就数英国文学了。英国文学较早译介到中国的是浪漫派诗人拜伦。除俄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较多外，日本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占有特殊的位置。

此外，挪威、丹麦、意大利、美国、波兰、比利时、西班牙、希腊、印度、奥地利、匈牙利、瑞典等国的文学作品也都在本阶段相继被译介过来。

从“左联”成立到1937年抗战开始，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左翼文学运动的翻译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作为左翼文学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广泛地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大量翻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直接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革命斗争服务为其特征。在“左联”的倡导和推动下，许多进步翻译家在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和残酷镇压下，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从事翻译活动，开辟和扩大了翻译文学理论和俄苏文学的领域，为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开创了崭新局面。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及其他国家进步文学，开展翻译理论探究，开拓翻译阵地，培养翻译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从抗日战争开始，经过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1年，是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发展的后期。

在这个阶段，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出现了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两个不同区域的文学翻译活动：国统区的翻译文学在反动派的重压之下，呈现出复杂曲折的发展局面，在斗争中不断前进；解放区的翻译文学，则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向前发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第一次全国翻译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终结。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抗战阶段。自此以后直到1951年，这14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英勇斗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在这不平凡的14年中，许多作家、翻译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民族的独立，祖国的解放，新中国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战爆发标志着抗日文艺运动的开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久即在武汉宣告成立，大批作家、翻译家，不分党派、阶层，积极参加了这一文艺界的抗战组织，结成了文艺战线上广泛的统一战线。许多翻译工作者团结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从北京、上海“南北”两个中心分散到全国各地，为抗日和解放，为建立新中国，积极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的暂时栖身于上海“孤岛”，在国难当头，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翻译，唤起民众的自尊心、自信心，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有的撤离被日寇占领的“孤岛”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事革命斗争。大批翻译工作者来到成都、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置身于党领导下的文艺统一战线行列，积极从事各种译介活动。抗战开始以后翻译界的情况，正如茅盾在《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一文中所估计的那样：“保持着‘五四’以来光辉的传统。或者竟可以说，总观这几年来翻译工作的成绩，我们有理由觉得颇是自傲……为了输进新的健康的血液，优秀的世界文学传统，我国翻译工作者曾经怎样地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啊！这给予我们的年轻的新文学的帮助，实在未便估计得太小。”

茅盾对当时翻译界情况的估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个阶段，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优良传统，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七七”事变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翻译介绍苏联战前的作品以及世界古典名著为主。

第二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除继续前期的翻译介绍外，重点翻译介绍英美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作品。

第三阶段：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除继续保持前两个阶段的特点外，特别是建国后的1950年、1951年，扩大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力度。

翻译特点 综观本时期的文学翻译大体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翻译文学活动有着明确的目的。不论是新青年社，还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不论是30年代的“左联”，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凡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都十分重视翻译西方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和中国国情相近的作品。20年代的陈独秀、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都是从“感时忧国”，改造社会的明确目的出发，来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活动的。30年代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翻译家大量的卓有成效地翻译了苏联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的作品以及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抗战初期，由于战争爆发带来的形势的急剧变化，翻译工作者受到很大影响，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面对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广大翻译工作者结成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尽管在抗日初期一段时间内，翻译活动也和文学创作活动一样，显得有点沉寂，但不久便活跃起来，呈现了前所未有过的团结战斗的新局面。无论是前面所说的鲁迅、茅盾等人，还是瞿秋白、傅雷等人，都怀着明确的目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

从“五四”开始，历经20年代、30年代到1951年，翻译文学始终沿着“五四”的优良传统，大量翻译外国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是苏联文学作品，直接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成为此期翻译文学的主流，对中国广大读者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虹》、《带枪的人》等一系列优秀译作，促进并推动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蓬勃发展。

其二，翻译文学活动与我国文学活动紧密结合。此期的文学翻译是随着我国文学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对正在发展中的我国文学运动起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如果说从新青年社开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活动就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那么从30年代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以至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漫长的岁月里，我国整个翻译文学从来也没有与文学创作活动相分离。许多作家同时又是翻译家，一边搞创作，一边搞翻译。他们都在为输进新的健康的精神营养，介绍世界文学的优秀传统，为我国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三，初步形成了不同的翻译流派。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后的1951年，历时30余载。由于各个时期文学社团的纷繁复杂和各类文艺刊物的频频出现，致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正是由于创作与翻译密切相连，各个阶段的文学翻译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流派，如以鲁迅为首的“硬译”，以朱生豪为代表的意译，以傅雷为典型的“神似”等等。从“五四”开始，到1951年，几乎每个历史阶段，在翻译文学领域里都未停止过探究，这种探究、争论，有时是相当激烈的。

追根溯源，自严复以来，我国的翻译理论曾经过了几个成长阶段，“从、信、达、雅”开始，经过“字译”和“句译”，直译、意译，而后是“神似”和“化境”。这个时期，单从翻译理论上看，是“直译、意译”阶段。与此同时，翻译风格便因此而生，翻译流派便因此而现。不同翻译风格和流派的出现，因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的不同而迥异。

翻译文学史上的这一时期，究竟有多少个翻译流派，是很难判定的，只能说某某翻译家是“直译”，某某翻译家是“意译”，某某是注重“神似”而某某是“化境”。

翻译理论的建树 我国的翻译事业并非从五四运动后才开始的，而远在西汉末年，我们的先辈在翻译佛经方面就已经为后人树立了科学而又谨严的翻译方法，足以引以为骄傲，并且奉为典范而加以效仿和借鉴。

外国文学翻译始于近代，确切地说始于19世纪末年。当外国文学翻译进入“五四”时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从五四运动至1951年，这短短的38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迥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即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诞生。然而，作为文学翻译，却始终按照自己的内部发展轨迹在向前运行，且一刻也未停止过。尤其在翻译理论的建树上，为后来的翻译实践框正了先前许多谬误或含混不清的说法，把对翻译理论的探讨提高到一个更深的层面，有效地指导了翻译实践。正如茅盾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所说：“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展，文学翻译事业与文学创作事业，同时并驾前驱，不但产生了优秀的翻译工作者，而且在新文学创作活动中许多有杰出成就的作家，有很大部分是同时担任了文学翻译工作的。通过他们的辛勤的劳动，我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才更真切地认识了世界文学中的但丁、塞凡提思、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大师的伟大著作。”这一切，都是由于在漫长的时日对翻译理论孜孜探究的结果。“五四”以来优秀的文学翻译佐证了这一切。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这一时期的论争：有针对严复力主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争论，其意见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并非显见，于是出现了梁启超的《论译书》、傅斯年的《译书感言》、张定璜的《翻译之易》、贺麟的《严复的翻译》、陈西滢的《论翻译》等前后十年几十篇文章。其论点并非完全针对“信、达、雅”而发，而是借严几道的翻译标准各抒己见，讲出了诸家对翻译标准的看法。但是没有一人继续着严复的文言文翻译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翻译的一大进步。用白话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真正的起点应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

但翻译理论的争鸣并非一味地停留在翻译的标准上，许多人，特别是许多有着翻译实践的翻译家在“直译”和“意译”上又是争论不休，互不相让。鲁迅先生就是积极主张“直译”的，并且自己做出了榜样。当然对“直译”的理解也并非完全一致，即是同意鲁迅“直译”的，也各自有其独特的理解。但尽管意见不一，甚至完全相对，这对翻译理论的建树是有益无害的。自此，文学翻译理论已由单纯的翻译标准扩展到翻译理论的某些方面，或曰涉及翻译风格了。

上个世纪30年代，翻译理论继20年代的论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直到涉及具体作品的翻译。著名的瞿秋白与鲁迅“关于翻译”的书信往来则代表了讨论翻译理论的深化。这种心平气和的探究，对于端正风气和翻译理论的深化树立了楷模。

本期就翻译理论探讨而言，也涉及到翻译风格问题。期间，不少人发表文章，各抒己见，都是从翻译理论角度的直接阐述，将翻译理论进一步深化。

翻译实践中的语言的运用也是翻译理论的问题。在语言运用方法，本期的翻译理论也得到进一步澄清，使广大翻译工作者更好地把外国语言翻译成中文，使之适合于中国读者的阅读欣赏习惯。

总之，本时期的翻译理论的探究涉及面较广，有些翻译理论的长期悬而为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有些虽是老生常谈，未得到彻底解决，但在翻译工作者心里已经清晰了许多，对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的深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