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翻译文学队伍的初步形成

从总体上看，未名社的成立，比起其他新文学社团来，由于其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争一席之地盘，为发展中国现代翻译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因而，更具有翻译文学的性质和特色。甚至可以说，未名社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以翻译介绍为己任的翻译文学社团的出现，同时也标志着翻译文学新军和队伍的形成。

未名社翻译文学队伍，以人数而论，虽然不多，但却是精兵强将，如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等。

未名社的译作，首先是鲁迅的《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也有人从“右”边和“左”边来攻击鲁迅。他们本来就憎恶鲁迅批评中国文明和揭露中国社会的文章，现在鲁迅又翻译介绍厨川白村的批评揭露时政的作品，因此，觉得鲁迅更为可恶，便诬鲁迅是用日本人的巴掌，批中国人的嘴巴，说《出了象牙之塔》充满毒素，读者千万不要上当，等等。

鲁迅后来在《<思想·山水·人物>题记》中说：“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今或古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我先前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办法也如此。”

继《出了象牙之塔》之后，未名社于1928年1月又出版了鲁迅译的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

为了发展壮大未名社的翻译事业，鲁迅在危境中，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小约翰》的翻译。从《鲁迅日记》得知，翻译《小约翰》的过程，始于1926年7月6日，同友人齐寿山在中山公园译《小约翰》，到8月13日译完。1927年5月26日又把译文整理好，5月29日译完原书的序，5月30日写了引言，6月14日“全书具成”，一个月后将译稿寄未名社。这些日期是颇有意义的：鲁迅是在政治迫害、经济困窘、白色恐怖包围之中，毅然决然把自己喜爱的书译献给中国读者的。这种精神，代表了未名社的战斗精神。

鲁迅把荷兰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小约翰》是最早的一部。这是一篇“象征写实的童话诗”，是“成人的童话”。其主旨是要表现摆脱人间苦难，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未名社除出版鲁迅的译作外，还先后出版了韦素园译的《黄花集》、《外套》；曹靖华译的《白茶》、《蠢货》、《烟袋》、《第四十一》；李霁野译的《不幸的一群》、《往星中》；董秋斯译的《争自由的波浪》；任国桢译的《论苏俄的文艺理论论战》等近20种译作。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尤其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着突出的地位。尤其是韦素园译的果戈理的《外套》、曹靖华译的拉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李霁野译的安德列耶夫的剧本《黑面假人》等等，对当时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外套》的翻译，译者的目的就是想借作品的巨大讽刺力量来嘲弄黑暗的中国，激起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再如《第四十一》，这是一部反映苏联内战时期，红军艰苦斗争的好作品。它描写了一个白匪军官和红军女游击队员在荒岛上恋爱以及最后白匪军官被她击毙的故事。小说中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和激烈斗争表现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在当时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说在当时我国红军战士的身边，往往可以发现这本书。本书是在1929年翻译的。其时，曹靖华正在莫斯科。当本书的作者拉夫列涅夫了解到曹靖华要翻译这本书时，曾给予了积极的帮助，为他热情地写了序、自传，并且送了一张照片。这一点，不仅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值得纪念，在以往的中苏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韦素园（1902—1932），又名漱园。安徽霍邱县人。五四运动时期，他于1920年夏到安庆，进入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学习期间，担任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常常夜以继日，埋头苦干，他的认真激烈的性格这时得到了充分的表露。1921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S.Y.），即以后的“共产主义青年团”（C.Y.）在上海成立。之后，选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召开的国际会议，韦素园是代表之一。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去莫斯科的路途，对韦素园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同时，也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会议结束后，韦素园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那时，生活十分艰苦。韦素园节衣缩食，从旧书摊买到必需的字典、词典、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书，并冒着危险把它们带回祖国。这些书，首先引起鲁迅的注意。他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

韦素园目睹了俄国革命的现实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坚信不移。他早就想以研究介绍俄罗斯古典文学和俄国文学为终身事业，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是受了那时同在莫斯科的同学的影响。

1922年夏回国以后，为了继续学习俄文，他于同年秋进了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这时，他最喜欢阅读的是契诃夫、果戈理以及勃洛克的《十二个》等俄苏文学作品。

1924年秋，韦素园得知李霁野开始练习翻译，便鼓励他试译《往星中》，并用俄文帮助他校正。在这期间，除了为李霁野用俄文校订《往星中》和《黑假面人》外，还为韦丛芜校订了《穷人》，却把自己的译书工作放在社务以外去做。1926年译完果戈理的《外套》，送请鲁迅先生审校后，于9月由未名社印行；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后的光芒》;1929年未名社出版《黄花集》，以上是他的主要译作。

韦素园一生最大的幸福是他结识了鲁迅先生。鲁迅是他最崇敬的人，最敬爱的良师。1924年初冬他拜见过鲁迅后，总是寻找机会和鲁迅先生见面。李霁野后来回忆当时的景况时这样写道：

先生那时每周去北京大学第一院讲一次中国小说史，素园就住在大学对过的一个公寓里，我们实际上已经“偷听”过先生的课，所以在教师预备室和先生见面是很方便的。

鲁迅对韦素园十分爱护，十分关怀，尤其当他卧病之后。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看望母亲。当月30日上午，他和李霁野、台静农到西山疗养院看望韦素园。下午5时，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他很喜欢，谈了许多天”；“他也问些关于我的事情，我说了一个大略”；“……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上话……”当夜一点半，鲁迅又在信上说：“上午之纵谈于西天”，“是近来快事”。

韦素园在卧病中，还翻译马克思文艺理论著作。鲁迅得知此情况后，马上写信提醒他要注意身体。1929年3月22日夜给韦素园的信说：“你所译的卢氏《论托尔斯泰》那篇，是译起来很费力的硬性文字……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后来，韦素园感到体力越来越不支，病好无望，便于1929年7月，委托李霁野把《外套》精装本带题字赠送给鲁迅先生。鲁迅后在《外套》上题字曰：“此素园病重时特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此世耶，悲夫！越二年余，发箧见此，追记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迅（印）”。

鲁迅对韦素园的关怀和支持，无疑给他增添了许多欢乐。然而，病魔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1932年8月1日晨五时半，韦素园病殁于北平同仁医院。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失去了一位“宏才远志”的革命翻译家。

鲁迅亲自为韦素园写了墓志铭：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在韦素园逝世近两年的时候，鲁迅又写了纪念他的文章——《忆韦素园君》，对他的评论最为切实公允：

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作为石材和泥土的韦素园和作为建筑者和栽植者的鲁迅，都为中国翻译文学事业竭尽全力，作了巨大的贡献。鲁迅与韦素园的友谊，将成为一切翻译工作者学习的典范，将永远载入翻译文学史册。

曹靖华（1897—1987），河南省卢氏县人。从20年代初起，曹靖华就开始翻译介绍俄国的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的活动，并且一开始翻译就得到鲁迅与瞿秋白的直接指导和亲切关怀。他的第一个译作《蠢货》（契诃夫的独幕剧）就是经瞿秋白推荐发表在已成为共产党机关刊物的《新青年》杂志上的。1924年，他翻译了契诃夫的《三姊妹》，又由瞿秋白介绍给郑振铎，列入“文学研究丛书”出版。他第一次和鲁迅见面是在1922年，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俄文，经常去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1925年，他协助苏联汉学家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从此开始直至鲁迅逝世，用汝珍、亚丹等作化名，和鲁迅经常通信并在国外代鲁迅搜集革命书刊、版画和革命文学资料，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鲁迅的倡导和鼓舞下，他翻译了许多苏联作品。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及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主编苏联文艺丛书。

从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期，曹靖华翻译苏联文学作品达几十种，如高尔基的《一月九日》、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费定的《城与年》，以及《苏联作家七人集》、《契诃夫戏剧集》等。

早在30年代，鲁迅在《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就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鲁迅说那时翻译界有不少人趋附时风，名噪一时，而曹靖华踏实苦干，并不一哄而起。鲁迅对于他这种“一声不响”、实地劳作的精神十分赞许。这种埋头苦干的翻译精神，也是时代出版社的工作作风。曹靖华作为时代出版社的成员，把介绍苏联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工作，当作庄严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在这一点上，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愧为瞿秋白曾勉励要他做一个“引水运肥”，立志灌溉“中国这块贫瘠的文艺田园”的优秀翻译家。

李霁野（1904—1997），安徽霍邱人。早在“五四”时期时，李霁野受“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影响，接触并阅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未名社成立以后，他在鲁迅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除开始由韦素园主持，最后一年左右由韦丛芜负责外，其余全由他负责并承担一切风险，为未名社翻译介绍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翻译的作品不少，而且都是业余时间翻译的。如安特莱夫的《往星中》；俄国、波兰、美国短篇小说集《不幸的一群》；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阿克撒科夫的《我的家庭》；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吉辛的《四季随笔》；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维什涅夫斯基的《难忘的1919》；卢斯达维里的《虎皮武士》等等，包括散文、诗歌、戏剧、长短篇小说各种体裁。他曾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日军侵占香港时被毁；用五、七言绝句翻译的《鲁拜集》（抗战时期译了75首），在十年动乱中损失了。他在主持未名社工作期间，虽曾因出版禁书而被捕，但仍不畏惧，依然和地下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在1928年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出版了曹靖华从苏联寄来的反映十月革命斗争的小说《共产党的烟袋》和《第四十一》。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未名社的翻译活动说明了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一支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己任的翻译文学队伍已经初步形成。这个队伍，既是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新文学社团翻译力量的继续，又带有新的趋势。它的标志主要是向着独立的翻译文学队伍方面转化，以翻译介绍为中心，形成一支翻译新军。它特别注意翻译介绍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其间虽因翻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产生过不良影响，但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