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1897—1920）
第一章 概论
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外来知识的滋养，国家的进步同样离不开域外文化的影响，翻译活动成了两者间沟通的渠道，翻译成为一种交流，没有这种交流就没有翻译。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民族，以及各主要区域文化之间都离不开翻译，中国自然也概莫能外。
中国翻译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说它是和各民族之间用语言作为其进行生活交际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同时开始的。即是说，中国的翻译历史极为久远。
先秦和汉代的古籍中已有关于翻译的文字记载，如《尚书·归禾篇》：“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越裳以三象重久译而献白雉。”《周礼·秋官司寇》记有：“掌蛮狄诸国传谕言辞”，“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礼记·王制》记有：“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西汉时设有“译长”和“译使”的官职；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中也有关于鄂君子晢请人翻译《越人歌》的记述。但是，中国古代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则是由于宗教宣传的需要，以翻译佛经开其端倪的。
一、梵钟汉响 佛缘浩天
中国的翻译史源远流长。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汉译佛典的工作揭开了中国翻译史厚厚卷宗的第一页。那时佛典有梵文、巴利文之分，也有的用中亚吐火罗等文字写成。翻译佛典的工作，其规模之宏大、卷帙之浩繁、历史之长久、人数之众多，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难以匹敌的。佛典的翻译在中国始于何时，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佛教大约于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据《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授）《浮屠经》”，此经应是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本。但是译传的具体是什么经，已失传无闻，不可考证了。
东汉初期，在中国河南洛阳建立了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公元67年，即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有中天竺（今印度）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白马寺讲授佛教教义并从事佛经的翻译，他们翻译了《四十二章经》等五部佛经，开创了中国翻译佛经的事业。《四十二章经》出自小乘佛典《阿含经》，《高僧传》等古代典籍都认为：“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但现存文献中对《四十二章经》的传译、名称及性质等记载多有不同，其译者、年代和版本，曾引起长期争论。现在比较可取的说法是：《四十二章经》基本上有两个译本，一是东汉译本，即文献中提及的摄摩腾和竺法兰译本，此本文字极朴质，刘宋以后已佚不存；另一是三国时吴支谦的译本，行文优美，流传于世，但唐以后屡经修订增加，因此，流传至今的版本，已不是汉译本原貌。虽然《四十二章经》的译本难以考信，但它是中国翻译佛经见诸文字之始该不会错。
中国翻译事业信而有征的事实，认为滥觞于东汉恒帝元嘉元年（151年），这一年安清译出中国第一部有文字可考的汉译佛典——《明度五十校计经》。原安息（古波斯，今伊朗）人安清（安世高）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家。关于他的身世问题，各家说法很多，有的说他是安息王太子，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根据中亚地区考古发掘的结果，大多倾向认为他是安息时期木鹿地区来华的高僧。
《高僧传》卷第一评论他和他的译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先后传译，多有谬滥，唯清所出，为群译之首。”他“博晓经藏，尤精阿昆昙论藏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东汉后期恒帝、灵帝时期，安清亲历艰辛，来到中国。从东汉建和二年（148年）至东汉建宁三年（170年），他在洛阳翻译佛经。先后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道地经》等34部40卷。安清的译文是用中国固有的概念来比附、翻译佛典名相，例如，以“无”译“空”，以“无为”译“涅槃”、以“生死”译“轮回”等。由于安清兼通胡语和汉语，所以他译经时理解原文比较透彻，译文表达比较忠实原文。他译经“凡其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即采用亲自把卷口授，由他人笔录的方法，或采用自己直接译写的方法，偏于直译，具有佛经汉译事业草创期的一般特点。因他偏重宣扬坐禅法，多佛教小乘内容，对东汉以后佛学的重要派别——禅观之学的形成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月支国人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是与安清同时在洛阳翻译佛典的又一位著名僧人。他于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末年到洛阳。他“博学渊妙”、“才思精微”，时号“月支菩萨”。来华不久，即通晓汉话，善传译胡文。他于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年）在洛阳译出《般若道行经》、《首楞严经》、《般舟三味经》以及《阿阇世王经》等，共14部27卷。晋支愍度在《合首楞严经记》中称其“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但其译笔较生硬，读者不易看懂。因为“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就是说译文偏重直译，采用音译词较多。支娄迦谶偏重宣扬般若学，多佛教大乘内容，他是中国第一个翻译和传布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的僧人，并使其成为东汉以后佛学的另一重要派别。
东汉后期，佛教在中国渐盛，翻译佛经的事业开始得到发展。当时主持译经的多为从中亚地区入华的佛教高僧。著名的有安清、安玄（安姓得自安息）、支娄迦谶、支曜（支姓得自月支，即月氏）和康孟祥、康巨（康姓得自康居）以及来自天竺的竺佛朔（或作竺朔佛）等。他们所译原来以胡本为主，但不娴汉语，有的对佛理了解有限，只好请中国人担任“笔受”。具体过程是他们根据记诵，口述大意，然后由中国人写成文字。这种“听言揣意”的办法，使翻译难以准确。当时汉人参与译经者，有亲自受教于安清的严佛调（又名严浮调，曾协助安玄译经），以及洛阳人孟福、张莲等十多人。其中严佛调最善译，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参与译经的中国人。据有关资料记载，从东汉永平十年（67年）至东汉延康元年（220年），译经者共计12人，累计译经292部395卷。但汉代所译佛经，多比附于黄老之学，常以黄老之词进行译述，如将“波罗蜜多”译为“道行”，将“如性”译为“本元”等。而且“译听不解，则阙不传”，因此与原文原意相比，译文多有脱失。例如《四十二章经》就是《阿含经》的编译汇编，其译文竟然多可与汉代流行的道术相通。
三国时期，曹魏齐王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佛学沙门昙柯迦罗（又译昙摩迦罗）游化洛阳，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第一本汉文“佛律”——《僧祗戒心》（大众部戒律节要），并请西域梵僧立羯磨受戒，在中国首创受戒度僧制度，此实为中国戒律之始。因此，后世佛徒皆尊昙柯迦罗为中国律宗之始祖。“戒”是禁制过失之意，“律”为调伏之意。后世则有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三百四十八戒等多种。嘉平末年，康居僧人康僧铠，在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无量寿经》等。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安息沙门昙谛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书后来一直在中国流行。
三国时期，吴国孙权信奉佛教，礼聘支谦、康僧会等佛学大师在建业、武昌等地从事翻译佛经的活动。支谦先世为月支人，但他生在中国洛阳，为支娄迦谶的再传弟子。自幼苦学汉书和胡书，“备通六国语”。东汉末年，为避战乱，他由洛阳迁至武昌，再至建业。他发现当地虽有佛教流传，但多为梵文音译，佛门弟子诵经不解其义，于是决心译经。从孙权黄武元年（222年）至孙亮建兴二年（253年）的30余年间，他译出大小乘佛教经典36部48卷（《祐集》）。其中重要的有《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等。他偏重宣扬般若学，并为自己翻译的《了本生死经》做注，这乃是最早的“经注”之作，支愍度在《合首楞严经记》中评价说：“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他大胆意译，改胡音为汉义，改音译为意译，使译文由冗涩变得简洁流利。康僧会（? —280）祖籍康居，世居天竺。因其父经商，从海道移居交趾。十余岁时父母双亡，服满出家。他好学博览，通内外典籍。当时江东佛法未盛，他立志东游弘法，于吴赤乌十年（247年）到建业（今江苏南京）设像行道。孙权准许他建立佛寺，名为建初寺，成为江南有佛寺之始。他译有《六度集经》共2部14卷，《旧杂譬喻经》2卷，他曾为《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做注，做序，以易于流行。其译文文词典雅，妙得经体，被评价为“文义允正”、“辞趣雅瞻，义旨微密”。康僧会不愧为将佛教传播到中国东南部的第一人。
三国时期，曹魏甘露五年（260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依羯磨而登坛受戒，出家为僧，成为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汉僧。出家后他精研佛典，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深感译者竺佛朔对其理解不够深透，汉地旧译的经文因删略过多，过于简略而不连贯，文句艰涩，难以理解，不宜通讲。因此，他决定矢志捐身，西行寻找原本，于是他于出家同年，从雍州长安（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出发，西经流河，到当时大乘佛典集中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写得梵本《大品般若经》90章60余万字，于西晋太康四年（283年），遣弟子弗如檀（汉译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惠帝元康元年（291年）由居士竺叔兰、比丘无罗叉等在陈留水南寺译为汉文《放光般若经》计20卷。此译文虽不完整，但在当时影响很大。朱士行80岁时在于阗圆寂，成为内地向西域取经的第一人。
西晋时期，由于佛教的普及，佛经的翻译需要量增大，译经者中竺法护最著名。他祖籍月支，世属敦煌，人称“敦煌菩萨”。竺法护幼年出家，为外国沙门竺高座弟子，遂姓竺。后随师游历古西域各地，据说能通36国语言，曾得到不少梵文佛经。自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至愍帝建兴元年（313年），他先后游历了敦煌、长安、洛阳等地。沿途译出《光赞般若经》、《贤劫经》、《正法华经》、《大哀经》等佛典154部309卷（《祐集》），大部分属大乘佛教经典。竺法护的翻译态度严肃认真，“言准天竺，事不加饰，宏观欣畅，朴则近东，不厌其详，事事周密”。“终身译写，劳不告倦”。当时协助竺法护译经的有聂承远、聂道真父子。他的翻译对后世影响很大。
西晋之后，佛经的翻译工作经久不衰，由原来民间的私人事业，变化为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译场，翻译佛经的事业有了质的变化。著名翻译家辈出，如东晋、前秦时期的法显、道安，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昙无谶，南北朝时期的真谛，唐代的玄奘、义净等高僧都对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中国的翻译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法显（约342—423），俗姓龚，山西平阳（今临汾）人，是中国早期去西方求法的高僧。他因慨叹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论传译失真，律藏残缺，而矢志寻求，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陆去海还，赴天竺取经，回国后在建康（今南京）道场寺译出《大般泥洹经》、《杂藏经》等佛经5部23卷（《译经记》），并著《佛国记》（又称《法显传》，416年）。其中》，《摩诃僧祗律》40卷（又称《大众律》）为佛教戒律五大部之一。
道安（312—385），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人。他12岁时出家受戒，东晋、前秦时期曾在襄阳、长安等地宣讲佛教教义，在主持佛经翻译工作的过程中，他设置译场，使翻译事业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道安不懂外语，惟恐翻译失真，因此主张严格的直译，在他主持下翻译的《鞞婆沙》就是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不仅如此，他还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中提出，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的直译见解，为后来的佛经翻译指出了正确的道路。他还亲手整理修订流传的佛经新旧译文，编纂佛经目录，对佛经的流传，做出过重要贡献，值得提及的是，中国佛教徒由东晋的道安开始，废俗姓而改以“释”为姓，因此，道安又名释道安。
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天竺，出生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他从事佛经翻译事业是在后秦三年（401年），后秦国主姚兴遣使把鸠摩罗什迎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从此，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里的佛经译场与八百弟子开始了大规模的译经工作，系统地介绍了佛学的思想体系。鸠摩罗什主持译出的佛经共有74部384卷（据《开元释教录》所载），其中《摩诃般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马鸣菩萨传》、《龙树菩萨传》等，对佛学思想在中国的流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所翻译的《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佛经经文中包含很多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曾是中国文学家、画家、雕塑家的作品经常活用的典故和题材。鸠摩罗什的翻译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主持翻译的佛经，晓畅明白、首尾贯通，质量较高。鸠摩罗什以前，翻译佛经多用直译法，从他开始尝试意译佛经，弥补了过去音译的弱点，并提倡译者署名。他译的经文曾被誉为“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作为杰出的翻译家，鸠摩罗什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在中国翻译史上是永垂不朽的。
真谛（499—569），古印度西部优禅尼国人。他幼时遍访名师，学通内外，受梁武帝之聘，于中大同元年（546年）携带经论梵本240䇲来到中国广州。当时正值中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他不得不在东南、华南一带从事译经活动，曾先后流寓于苏、浙、赣、闽、粤等地。他翻译的佛经共有50部149卷（《译经记》）。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学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其译经特点为：“妙解声论，善识方言，词有隐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其所译经，随翻随讲，译文不很统一，主要传译印度瑜珈行派学说，是中国佛教界著名翻译家之一。
玄奘（600—664），通称三藏法师，本姓陈，名祎，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玄奘才智过人，常识丰富，庄诚敬重，意志坚强。他早年不畏艰难险阻，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远离祖国，到印度留学取经。在印度，他精心潜研佛教哲理，受到尊敬，被印度佛教徒公认为杰出的学者。他在44岁时载誉回国，从此埋头著述和翻译佛经。他在长安大慈恩寺主持佛经译场19年，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开元录》）。玄奘对译经工作十分认真，他“常以旧译多缺多误为恨”，对旧译经文的讹误多所订正，所以他翻译的经文被公认为“新译”，而在他之前译的经文被称作“旧译”。据说，玄奘还曾把《老子》一书译成梵文，是早期向国外翻译介绍中国学术著作的学者。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12卷，是研究中古时期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书中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很有学术价值。
玄奘翻译的佛经，笔法严谨、文采斐然，数量、质量均大大超越前代。他采取直译与意译并用的方法，使行文明白晓畅、流利自然，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纪元，为此他受到“唐朝后译，不屑古人”的称誉。玄奘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中国人主持译场的先例。在他以前，佛经译场概由外籍高僧主持。自玄奘开始，由他自任译主，译文也是经他亲手写定的优美汉字。《续高僧传》记载：“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览文如己，转音犹响。”玄奘由于在翻译佛经上的卓越贡献和他那种不辞辛苦舍身求法的精神，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他的轶事不仅在中国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在印度也是耳熟能详。
义净（635—713），本字文明。俗姓张，齐州（今山东济南市）人，一说范阳（今北京城西南）人，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高僧”。有人用他取代不空，与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合称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他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由海路出发，搭乘波斯商船，往印度求经。历时20多年，游历30余国，于证圣元年（695年）从广州到达洛阳，带回梵本经、律、论多部。
义净早在印度就已着手译出佛经，归国后又与人合译，并主持译场集体译经。其所译佛经的显著特点是加写注文。在注文中订正了译音、译义，考核了名物制度等。有时还标明是典语（梵语）还是俗语。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佛教文献史料。义净在11年中共译出经、律、论56部230卷。他的翻译方法比较灵活，一般评论家认为他非常忠实原文。但据季羡林在《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一文中指出：“所谓义净译经对原文忠实，也只限于散文部分，韵文部分就不然。”《宋高僧传》作者赞宁在《义净传》后评论说：“然其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比其著作，净多文性。传密咒最尽其妙，二三合声，尔时方晓矣。”其评论无疑是公允的。
义净之后，又有于阗的智严、中印度的善无畏、南印度的金刚智、北印度的无能胜将和不空、于阗的戒法、北印度的智慧、西域的满月等，都翻译了不少的佛经。
抛开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不计，以及所谓永平十年（67年）迦叶摩腾（又作摄摩腾）和竺法兰到洛阳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十地断结经》等五部佛典难以考信外，中国翻译事业信而有征，滥觞于东汉桓帝（刘志）元嘉元年（151年），安息安清（安世高）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始，到唐代（唐玄宗713—741）的《开元释教录》，已载入经典共1070部。至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译场停顿，这886年是佛典翻译时代，以后译经之风逐渐衰微。南宋的记载中未见译经之事。元代拔合思巴（即八思巴）、管主八等少数人奉诏翻译，也只有十余部。明代智光等数人译了几部经，清代又有工布查布等五人译经数部。但工布查布以藏文翻译了《大唐西域记》，并把藏文《造像度量经》译成汉文，功不可没。由于这个时期在印度本国佛教已濒临灭绝，旧时佛典大多又已有汉文译本，新著又没有，因此汉译梵文佛典的事业中断，代之以藏文原本。元朝的蒙古文翻译，上自中央、下至州县都有蒙古的必阇赤、蒙古书写、译史、通事等翻译人员，以及蒙古翰林院、扎尔里赤（又作扎鲁忽赤）、内八府宰相、经筵译文官等设置，为时虽短，但在中国翻译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并且现今所见的碑文、诏文等都是用白话语体翻译的，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直到明代初年所见的《元朝秘史》还是用白话语体直译的。近些年，还在西藏、新疆等地陆续发现了用古代印度语写的佛经文献。这些宝贵资料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工作的伟大成就，在研究和撰写我国翻译文学的历史时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二、西学东渐 译风鼓荡
在佛经翻译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中国其他学科的翻译工作也方兴未艾。为相互交流之需，服务于外交的翻译，古已有之。从周代开始，历代中央政府都设有接待外宾的机构和翻译人员，如周代的“行人”、秦代的“典客”、汉代的“大鸿胪”等等。又如西汉张骞及其副使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汉朝和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在这类政治性的活动中，离开翻译是不行的。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在唐代，翻译已经是社会上的一种文化职业，诗人刘禹锡曾写有诗句：“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可见当时社会上对翻译工作的得失已经有所评议了。众所周知，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是一位外交文书的翻译家，关于他的翻译轶事，在中国早有流传，已经家喻户晓。元朝时，由于最高统治者是蒙古人，朝廷谕旨是需要经过翻译才能下达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1275年来到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他仕元17年，对中西方语言文化的交流有过重要贡献。明代，朝廷曾专门设立四夷馆（1407），隶属翰林院，选派国子监生学习印度、缅甸、暹罗、蒙古和伊斯兰教国家的语文。清代，由于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翻译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689年12月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勒石定界，就是满、汉、蒙、俄、拉丁诸文镌刻而成的。18世纪初，康熙年间，曾选派满族弟子在俄罗斯馆学习。1729年3月又设立了西译馆，招收满族子弟学习拉丁文。1748年四夷馆和会同馆合并为会同四夷馆，专门翻译和传播外国语。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内部曾开设英、法、德、俄、日等国语文课程，学生学习成绩好的，国家给以奖励并优先录用。促进了清末至五四运动前夕翻译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北洋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以及广学会、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也翻译了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历任翰林院检讨、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他为官清廉，不同流俗，颇有政绩。出于富国强兵、为人民谋利的愿望，他积极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1603年，他结识了西洋传教士意大利耶稣会在华首任会长利玛窦（1552—1610），从此积极向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地理、数学、测量、水利、火器等方面的知识并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把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他在编译《崇祯历书》时认为西法优于中法，“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他还亲自参与译撰，并“每卷必须七八易稿”，颇为艰辛。他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6卷，1607）、《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和意大利熊三拔（1575—1620）合译的《泰西水法》（6卷，1612）等书，为中国古代的数学、测量学、水利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他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之藻（1565—1630），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居士等，杭州人，有“江南才子”之称。历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他一生译述了大量西方科学名著，集中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水利等方面，虽多有佚失，但译著之巨是令人赞叹的。在1628年他编辑刊刻的欧洲科学入华后的第一套丛书“天文初函”中，收有先经利玛窦口授而后由他编译的天文历书《浑益通宪图说》2卷，几何学书《圜容较义》1卷及数学书《同文算指》10卷。其中1614年刻印的《同文算指》影响巨大，欧洲笔算法从此在中国日渐普及，并一直沿用至今。其译著还有独自译出的历法书《历指》1卷、《测量全义》2卷、《比例规解》1卷等，以及与傅汎际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1627）和《寰有诠》（1628），与利玛窦合译《乾坤体义》等。他是中国明末清初著名的科学家和译著家。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陕西泾阳人，是中国士大夫中最早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人物之一。后因信奉天主教，自称“关西景教后学”。他虽出身儒士，却对机械制造有很大的悟性。他在北京结识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1571—1618）、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瑞士传教士邓玉涵（1576—1630）等人后接受了许多西方科技知识，尤其对机械工程学最感兴趣。于是，他恳请邓玉涵翻译专讲制造的书，并在邓玉涵的指导下，学习了测量、计算和比例等技能，在各种条件具备之后，两人默契合作，由邓玉涵口授，王徵译绘，于1627年完成了极有价值的西方机械代表性著作《奇器图说》，全名为《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现在可以考知，《奇器图说》所据原作有4部，即米多的《建筑学》、西门的《数学记录》、耕田的《论金属物》和剌墨里的《论各种工艺机械》。这些书属于明代金尼阁带入中国的7000余种图书之列，而在北京刊印问世的《奇器图说》则是其中最先翻译成汉文的。王徵在译印这些书时的最终考虑是要优先“采录”“最切要者”、“最简便者”、“最精妙者”，其功不可没。
1840年前后，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1785—1850）为了禁烟，多方收集国外报纸，请人翻译后为己用。其中署名为林则徐的译著《澳门月报》五辑：《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林则徐还曾设译馆，编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书，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其属下可考的四名译员是亚孟、袁德辉、亚林、梁进德。禁烟期间，林则徐很想了解世界情况。于是美国传教士布朗送他一部1836年伦敦出版的慕瑞著的《世界地理大全》。此书后经梁进德等译出，林则徐又亲自润色。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的《四洲志》。为了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进行斗争，林则徐组织翻译了1758年瑞士人滑达尔所著《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务上的自然法原则》，成为近代汉译国际法的最早主持者。
1843年成立于上海的墨海书馆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翻译外国著作的机构。其开办者麦都思（1796—1857）是清末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也是清末早期的研究汉学、翻译中国典籍的外国人之一。其著译计有中文59种、英文27种、马来文6种。墨海书馆出版的西学译著及其译者在当时颇有影响。其中浙江海宁人李善兰（1811—1882）和英国人伟烈亚力（1815—1887）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9卷，完成了徐光启的未竟之业。二人又合译了《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谈天》18卷。李善兰和英国人艾约瑟（1823—1905）合译的《重学》20卷，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翻译出版的力学著作；和韦廉臣（1829—1890）合译了《植物学》8卷，成为中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另外，他还译有《圆锥曲线说》3卷。可见墨海书馆的作用在当时是很大的。
墨海书馆的另一位著名翻译家是江苏昆山人王韬（1828—1897）。他的主要工作是将传教士们所译之书中“拘文牵义”、“诘曲鄙俚”的文句加以“疏通”、润色和编辑。他曾与艾约瑟合译了年鉴性质的《中西通书》（每年一册）、《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与伟烈亚力合译了《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与麦都思等人翻译了《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等。此外，他还编辑、编译了《法国志略》24卷、《普法战纪》14卷。此二书的特点为材料丰富、夹叙夹议、分析深刻，且富于文学色彩。
此外，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著名的翻译家还有最早译介外国心理学的上海人颜永京（1838—1890），他翻译出版了美国神学学士约瑟·海文的《心灵学》。江苏无锡人徐寿（1818—1884）与傅兰雅合译了化学名著《化学鉴原》及其《续编》、《补编》（1882年）。江苏无锡人华蘅芳（1833—1902）与傅兰雅合译的数学著作有《代数术》25卷（1873）、《代数难题》16卷（1879）、《算式解法》4卷（1899）、《微积溯源》8卷（1874）、《消数理》12卷（1878）等。该馆著名翻译家还有徐寿次子徐建寅（1845—1901）、江苏崇明（今属上海）人；李凤苞（1834—1887），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钟天纬（1840—1901）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要采用西人口述，中士笔述的合译方法。由于中方译者都是科学家，因此译文质量很好。所译之书达160种之多，因此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为当时翻译西方科学名著的又一中心，在当时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统计，在1898以前，中国翻译了大约561种西方书籍，其中，上海出版了434种，占77.4%，成为了主要译介者，另一方面，约有360多种书是由外国传教士主持或由他们参与译述（见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可见当时翻译之风非常繁盛。
三、文坛争艳 译军突起
中国专门的文学翻译工作为时较晚，已属近代之事。但是，从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中已孕育有文学翻译的萌芽。佛教经典中包含有深奥的哲学思想，而由于宗教宣传——讲经说法——的需要，佛经中又穿插了许多优美的故事。这些故事富有文学趣味，是极好的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因此，也可以说，从古代翻译佛经开始，中国就产生了翻译文学，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为时较早的。
佛经译文的文学成分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影响了中国文学，而且对中国古代小说、诗歌、戏剧、曲艺等文艺体裁的形成，也起过良好的借鉴作用。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小说以及曲艺中的说唱结合的形式，都曾受到过佛经文学的某些影响。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也是译经大师们首先采用的。他们用白话文译出佛经，对宋代语录体散文和话本小说的形成起过有益的作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调平仄，最初也是受了翻译的佛经影响，根据汉语的四声而制定出来的，后来，经六朝文人的深入研究和不断运用，才成为中国古代格律诗的重要规则。由此可见，在研究中国翻译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时，人们对古代佛经翻译的成就不能不给予应有的重视。
事实上，除佛经中可做文学作品欣赏的片断或个别篇目外，中国古代纯文学的翻译作品流传至今的很少。北朝民歌中的《敕勒歌》是现今流传少数翻译作品之一。其原文为敕勒语。敕勒即高车，学界认为，高车、丁零、敕勒即今维吾尔族的族源。因此，《敕勒歌》应为一首与今日维吾尔族有关的古代民歌。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作品还有译成古焉耆——龟兹文的文学剧本《弥勒会见记》、《佛弟子难陀生平》，以及译成于阗文的《罗摩衍那》片断等。根据这些汉文的译文，也可以感受到当年那些不知名的译者传神的翻译技法和冥思苦想的艰辛。
大约在7世纪之前由梵文语成焉耆高昌语，即所说吐火罗A语言以后，大约又在8世纪至9世纪之间译成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至今尚未发现汉文的译本。当然自西汉以来，由于屯田戍边、征战经商，西域各国逐渐成为包括汉民的杂居之地，而且胡汉各持自己的语言，有各自的文学文化传统，但交流是少不了的。尤其是据史载和出土发现，《毛诗》、《论语》、《孝经》、《三国志》等残卷，均有流传，文学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只可惜流传下来的甚为罕见。
东方文学最早的翻译始于明代。向达从法国抄回的明代四夷馆课本《缅甸馆课》中有集字诗，其中有两首从缅文译为汉文，一首是五言律师，一首为七言绝句。译者为缅文教师正教班序二级许辑瑞和译字官生靖琦和张文灿。明万历年间（1573—1619）有《日本考》一书，其中收有日本山歌多首，可能是译述日本文学的最初尝试。西方文学的翻译始于《况义》，即《伊索寓言》。161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在西安出版了由他口授，张庚笔传的《伊索寓言》（《况义》）。中国纯粹的翻译文学大约开始于18世纪中期以后，主要是对圣经故事和欧洲小说的节译与改写，现已难觅其原貌。有案可稽，最先翻译西方文学的，不是说汉语的文人士子，而是随着炮舰而来的西方人。1840年（道光二十年）《广东报》刊出署名蒙昧先生著，门人懒惰生编译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这是中国近代翻译西方文学的开端。译者为英人罗伯特·汤姆（1807—1846）。所谓蒙昧先生、门人懒惰生等不过是他的戏称。汤姆生于格拉斯哥，在利物浦度过少年时代，1834年2月来到广州，进入怡和洋行学习汉语。中英条约缔结之际，他与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一起，任英国首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璞鼎查的翻译。1844年5月升任驻宁波首任领事，未几死于任所，年仅39岁。除翻译过《伊索寓言》外，汤姆还著有《华英词汇》和《中国的演讲者》。罗伯特·汤姆虽然出于殖民者的需要，但毕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了有益的事情。广学会曾重印了汤姆译的《意拾喻言》，共收寓言82篇。书上有英文标题，译成中文是这样的，意拾喻言：由博学的蒙昧先生用中文撰写，再经他的门生懒惰生编成现在的形式。此书的编排别具一格，同页左侧是英文，中间是汉译文，右侧是南京话和广东话的拼音。很显然，译者原意并非是向中国人士介绍西方文学，而是向大量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提供学习汉语的通俗教材，但实际都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学交流的作用。例如《狼与羊》的故事，译文开篇这样写道“盘古初，鸟兽皆能言。一日豺与羊，同涧饮水。豺欲烹其羊，自念无以措辞，乃强责之曰：‘汝混浊此水，使老夫不能饮，该杀。’羊对曰：‘大王在上流，羊在下流，虽浊无碍。'”译文虽不免过于简洁，然而将英文寓言开篇的套语“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化为“盘古初”云云，却颇有中国味道，不失有趣，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显示出早期文学翻译的特点。《意拾喻言》曾被英国传教士戴尔和斯敦力译成福建漳州方言，斯敦力又将其转译成广东潮州方言，1843在新加坡出版。
中国文坛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时中国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国势积弱，迫切需要富国强兵，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翻译文学就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兴起的。最早提倡翻译文学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梁启超，他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除刊载政治评议、时事新闻外，也刊登翻译小说。严复、夏穗卿在1897年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曾提出翻译外国小说的动议。1898年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阐述了翻译外国小说的目的与意义。
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处于急遽变革之中，由于中国文化革新的需要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提倡，翻译文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对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建立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诚如郭沫若所说：“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在变革时每有外来的潮流参加进来。外国的文化成为触媒，成为刺激，对于本国文化引起质变。”（《再谈中苏文化交流》）中国于“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正是和在此前后翻译文学所起的触媒作用分不开的。
从19世纪末叶算起，翻译文学在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中的发展约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近代翻译文学时期。这个时期，有很多学者提倡翻译文学和从事翻译工作，如梁启超早在1896年就发表了提倡翻译的文章《论译书》，继之又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并亲自参加翻译实践；严复在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并对翻译标准问题提出了创见；林纾翻译了英、法、德、俄、美、日、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小说170余部，一千多万字；其他如周桂笙、苏曼殊、伍光建等人在翻译文学上也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据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从1875年到1911年（光绪元年到辛亥革命，约40年），翻译小说达600多部，约占当时出版小说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出版翻译文学作品的刊物主要有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新小说》，1903年商务印书馆创刊发行的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1906年创刊发行吴趼人、周桂笙合办的《月月小说》，1907年创刊的黄摩西主编的《小说林》。很多翻译家在工作中孜孜不倦，他们的优秀译著，如严复译《天演论》，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周桂笙译《新庵谐译》、《含冤花》，苏曼殊译拜论、雨果的作品，伍光建译《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至今仍保持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在当时和以后都发生过很大影响。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读了林纾等人的翻译小说，才接触到外国文学，对文学发生兴趣，走上了从事文学事业的道路。为了社会改革的需要，配合思想启蒙，还翻译出版了教育小说、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等。此后翻译作品的文学性逐渐加强，不少名著得以翻译，如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又译《天方夜谭》）、印度的《婆罗海滨遁迹记》、日本、美国、法国的作品等等。
中国早期的翻译家们，工作严肃认真，例如严复对译文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林纾虽然不懂外文，但他对原作字句有欠完美之处则努力加以润色、修饰，务使文笔优美，富有艺术性。他们的翻译作品，虽多用古文，但言行优美，引人入胜。不过，由于这时期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近代史上的初期阶段，中国学人对外国文学状况所知甚微，加之对原作的选择有时不甚精审，在翻译作品时也有夹译夹作之现象，其中功过自有定论，但这些早期翻译家们的首创之功是应该永远铭记的。
现代翻译文学时期。“五四”以后，中国文坛上先后出现了许多文学社团，这些文学团体以及围绕在它们周围的作家，大都在从事创作、研究理论、编辑刊物的同时也搞些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例如：《新青年》杂志就曾刊出过《易卜生专号》，该刊的编辑刘半农翻译了很多外国诗歌。文学研究会也很重视翻译文学，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时，先后刊出过《俄国文学研究》增刊、《法国文学研究专号》、《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易卜生号》等等，大力提倡翻译文学。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如茅盾、郑振铎、冰心等都积极从事翻译工作。如茅盾翻译了欧美小说和戏剧；郑振铎翻译了《新月集》、《飞鸟集》；耿济之翻译了《复活》、《父与子》；李青崖翻译了《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波华荔夫人传》；傅东华翻译了《奥德赛》、《伊利亚特》等等。其译文都是得心应手、文笔美妙之作，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未名社对翻译文学的贡献更是有口皆碑。未名社的翻译家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等人在鲁迅先生的领导下翻译、编辑、出版《未名丛刊》，专收翻译作品，重点介绍苏俄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创造社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不遗余力，郭沫若因翻译歌德、雪莱、惠特曼的诗歌而受到读者称赞。创造社编辑的《创造季刊》还曾刊出过《雪莱纪念号》。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对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著作也十分重视，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翻译介绍外国的文艺理论和诗歌方面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五四”以后的十年中，中国文坛上的翻译文学非常活跃。从事翻译的人数很多，工作态度大多严肃认真，对原作的选择很谨慎，译文质量也较之上一个时期大有提高。并且扭转了从前着重翻译介绍外国侦探、言情小说的倾向。开始注意介绍外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从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到1936年初它自动解散，在这段时间里，翻译文学在左联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34年9月，在上海创刊了中国最早的专门刊登翻译文学作品的《译文》月刊，其编辑工作就是在左联领导下，先后由鲁迅、茅盾指导，黄源主持进行的。该刊在传播外国先进文学思想，促进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创办翻译刊物之外，左联也积极提倡翻译文学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翻译文学的影响。鲁迅于1933年在《关于翻译》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正是由于左联领导的提倡，当时许多作家既从事于创作，也热衷于翻译。老作家鲁迅、茅盾等在翻译实践方面继续做出贡献，他们不只翻译文学作品，也译介外国先进的文艺理论。瞿秋白一面领导党在白区的工作，一面积极写作和翻译，他译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小说，表现了译者的创造性才华，为文学翻译树立了榜样，受到鲁迅的称赞。周扬在全力领导左联工作的同时，也为翻译介绍外国先进的文艺理论做了很多艰苦工作，他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和夏衍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都以其忠实于原作的译文和斐然的文采，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其他如冯雪峰、巴金、黎烈文、孟十还、丽尼、周立波、王维克、郑振铎、许地山等译界前辈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翻译文学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翻译文学主要是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条战线上开展的。在国统区，翻译家傅雷、朱生豪、李健吾等都对翻译文学做出过巨大贡献，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戏剧集等等，都在现代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译著以其感人的艺术魅力和优美的翻译文笔至今还吸引着千百万读者，并且为提高文学作品的译文质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时期，时代出版社在翻译介绍苏联文学，培养翻译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解放区，延安曾设有专门的翻译机构，翻译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时期翻译的《马恩列斯论文艺》、《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创造了条件。还有许多人翻译了苏联的文艺作品，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
当代翻译文学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翻译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专门组织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全国成立了许多外语学院，培养翻译人才。例如从延安迁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就是一所创建较早的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学校。翻译文学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1954年曾召开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会上作了《为了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斗争》的报告。这次会议对推动新中国的翻译文学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学翻译工作，先后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和英、法、德、俄、意等国的文学名著以及亚、非、拉美各国的文学作品。“文革”期间，翻译文学也和中国其他文化事业一样遭到破坏，几乎成了空白。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翻译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大批优秀翻译人才，所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质量之高，都是空前的。
大量的文学翻译作品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也为当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艺术借鉴的蓝本，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飞速发展。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提供的1949年至1979年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目录计算，中国已翻译了亚、非、欧、美、大洋洲五大洲85个国家1909位作家的5677种作品，其中包括503种不同的译本和版本。这十年来中国的翻译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译坛日新月异，译作令人目不暇接。据统计，从1980年至1986年，又新翻译了81个国家的1640多位作家的3300多种作品，至1989年已达近7000余种作品。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种势头依然未减，翻译出版的数量稳步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1世纪初全国出版的外国文学新书，2001年约为450种，2002年约为520种，2003年约为600种，若计算重印的数量，每年出书都在千种以上，表明中国翻译文学一派似锦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