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再启蒙运动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西方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最大。康德所处的时代正是启蒙运动时代，他的哲学标志着启蒙运动理智上成就的高峰。启蒙运动针对当时天主教会的教条主义与封建王权的专制主义给予了强有力的抨击，是欧陆文化史上最活跃、最具冲击力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运动。他们先是摒弃了传统的束缚，在各个学术领域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继而进一步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进行全面的反省与批判，从而影响及扭转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欧洲就是经由启蒙运动而进入近现代社会的。康德不仅是欧陆启蒙运动的健将，更改造并提升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水平。《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作者卡尔·波普（Karl R.Popper）在康德逝世150周年时发表纪念专文：《作为启蒙运动哲学家的康德》，将康德定位为启蒙运动的导师。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极“左”思潮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最后的真理与绝对的权威。其实，世界上没有最后的真理，也不存在绝对的权威。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使其成为教条主义，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幸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动改革开放的主政者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独立思考，希望中国能尽快脱离极“左”教条主义的束缚。其实，中国是由“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在革命成功后而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尽管得到发展，但时间不长，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然而，近现代社会的特质（尤其是人格特质）大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萌芽、茁壮的。不可否认，要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得正视这个事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其前提则是独立思考。在哲学史上，提倡独立思考最有力的、对近现代社会特质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恐非康德莫属。为了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单单由上而下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知识分子基于自觉，推动一场由下而上的启蒙运动，使独立思考内化到每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个国民之中，让大家从盲从、守旧之中解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的中国无疑亟须加强对康德哲学的研究。

“独立思考”（Selbstdenken）是康德启蒙思想的核心概念。1784年康德发表《答复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一文，其中将启蒙界定为“人要从归咎于自己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所谓“未成年状态”是指若无第三者从旁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理性的状态。至于哪一种未成年状态该“归咎于自己”，康德说，并不是由于心智尚未成熟，而是因为缺乏决心与勇气，致不敢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就是鼓励每个人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是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到任何可以公开评论的事务上。只有当每个人把自己内心对公共事务的见解公开讲出来、写出来，别人才有机会针对他的见解提出评论，他也才有机会针对别人对他的见解的评论，再予以评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公开讨论问题的情境。如此一来，社会就能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是讲理的社会，是非对错取决于公理，而不再取决于权势、甚或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