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整顿阶段

1942年至1943年，是解放区高等教育大整顿的阶段。

这一阶段，正值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延安地区各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积极地参加了这个伟大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但在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次右倾和“左”倾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党造成的危害最大。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克服了“左”、右倾的错误，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是，由于战争紧张，还来不及对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进行彻底的清算。抗日战争开始后，党已经由几万人发展成为几十万人的大党，在许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中，有一些人缺乏思想改造，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党内出现了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这是党内存在的一种矛盾状况，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保证党的巩固、团结和统一。为此，毛泽东于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为整风运动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在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理论和实际分离的不良现象，他说：“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许多学生因此而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他们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是“万古不变的教条”。由此可知，在教育战线上开展整风运动是完全必要的。为了把学校教育工作整顿好，毛泽东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对于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这一指示，对于整顿思想作风，改进教学和研究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他向全党发出号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5月，中央邀集延安文艺界人士举行了文艺座谈会。这是当时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整风的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整风的方法，是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文件，包括上述毛泽东的三个报告，联系实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

1943年下半年，全党整风基本结束。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清算了党内错误思想的根源，特别是清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帮助了抗战以来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许多党员脱离原来的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整风运动中，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们的思想觉悟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改革教育工作和提高教育质量，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正如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当时对该校全体师生所说的：“这次整风运动是我们学习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的一个大运动，也可以说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个大运动，它有很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延大今后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而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所以说整风运动奠定了我们学校很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为了更好地整顿和改革学校教育，特地根据整风的精神，于1941年12月17日作出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决定是反对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精神在学校教育上的具体运用，是整顿和改革学校教育的指针。

《决定》首先指出：过去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这是抓住了学校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正如《解放日报》在《教育上的革命》这篇社论中所说的：“这种教育确曾使得若干干部只会死记和背诵各项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能够背诵《资本论》，但不能了解法币为什么会跌价。他们对于革命理论，并不能真正领会其实质，并不能真正了解其精神和方法，只是空洞的望文生义，机械的学习了革命理论的词句。”《决定》又指出：“各学校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具体目的，亦是缺点之一。”

为了整顿学校教育工作，克服上述缺点，《决定》中作了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规定。

《决定》指出：“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此，理论与实践、所学与所用的一致，就应该是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说，要使学生能够“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为此，“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很显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决定》对有关学校的具体目的和任务，特地作了如下的一些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决定》还要求以上各校的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必须与各校的具体目的相适合。上述这些规定十分重要，它不仅使当时整顿各校的工作有所遵循，而且为后来各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决定》强调指出：“改善教员质量是学校办好的一个决定条件。”因此，《决定》特别规定“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决定》要求“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的标准分别审查处理之”，给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质量，改善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由此可见，党对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十分重视的，不仅要从政治上、业务上关心教员，而且还要在当时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改善教员的物质待遇，以便充分发挥教员的积极作用。关于对教员的具体要求，《解放日报》曾经根据《决定》的精神，在《教育上的革命》这篇社论中说：“我们要求教员认真研究教课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其具体、切实、生动、易懂，以贯彻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教员不仅在课堂上要负责，并且要在学生全部学习过程中负责。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的情况，都有细致的了解，亲切的关心和具体的帮助。”

《决定》要求各校根据自己的具体目的，对招收学生“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对在校学生的成分应重新进行审查，凡不合各校具体目的的学生，“以分配工作或转学他处为原则”。这样，既可以使党的有限的精力和财力充分发挥作用，收到最大的效果，又可以根据学生的志愿、基础、阅历和发展前途，进行各种专业训练和适当的安排。

《决定》针对过去对专门课程的学习不够重视的缺点，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须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按照这项规定，各校都要根据自己的性质和任务，以学习专门课程为主，加速培养各种急需的专门人才。

《决定》要求“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采取这种新的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它要求学校不仅要组织好课堂教学，而且要安排好各种实习和调查活动。在课堂上不仅要有教师的讲授，而且要有质疑、辩论和答疑。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和钻研问题的习惯；另一方面，使学生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学得分析、比较和综合的经验，提高致用的能力。与此相反，那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不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接受能力，只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要求死记硬背，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当然要坚决废止。

《决定》还提出：“应在学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好高骛远、武断盲从、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恶习。关于这种学风的养成，教职员应该以身作则。”一个新型的学校，应该有一种新的革命的学风。这种新学风的养成，有赖于教职员长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需要通过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

综观《决定》，内容丰富，旗帜鲜明。它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了过去学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以后的改进意见和各项具体要求。它是整顿学校教育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决定》不仅适用于延安，而且适用于一切抗日根据地。在整风运动中，各校发动广大师生根据中央这个文件的精神，对学校教育工作进行了大检查。他们总结经验，克服缺点，切实贯彻执行《决定》中的各项规定，对改进学校工作，发展教育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决定》的历史意义深远，正如《解放日报》在社论中所说的：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这是培养干部工作中的新纪元，这是中国教育上的一个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