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余论：局势和情绪的逆转

可以说，即使在身历者的认知中，“五四”前一年所意味的实有相当大的差异。尽管章太炎早就不乐观，而梁济更看出了社会潜存的大问题，那一年的“民国”在不少方面看起来仍给人以企盼和憧憬的余地。正因前景似乎不错，更多人还是宁愿看到希望并寄予了希望，于是有次年的大失望。

在当时的中学生郭廷以记忆中，“民国七年年底，思想界仿佛在动了”。在《新青年》发行三年的基础上，“曾琦等筹办《救国日报》，言论激烈，影响青年颇大”；同年稍后《每周评论》出刊，其言论较《新青年》更激烈，“煽动性大极了”。[1]而当年还有一个正逐渐浮出水面的新动向，即学生辈的兴起。1918年初，傅斯年和罗家伦以北大“文科学生”的身份在《新青年》4卷1号分别发表《文学革新申义》和《青年学生》，显示出学生一辈不论思想和学养或皆不在老师辈之下，而行文之流畅似尚过之。

同年秋，与欢庆“战胜”和憧憬“文治”约略同时，傅斯年等开始筹办学生自己的刊物《新潮》，于1919年出版。[2]这份刊物再次表明弟子不必不如师，江南一位青年学生施存统便认为，当年风行的文学革命，“《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这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在他眼里，“民国八年有一件极好的现象，就是出了许多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是实行一切革命的基础”。其中当然包括《新潮》，“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他把这一年看作“上学的时代”，各处同学“一天进步一天，这真是中华民国的大希望”。[3]

与青少年的充满希望相比较，成年人的乐观要审慎一些，《晨报》一开始就对“举国上下，方且嬉嬉昏昏于贺战胜、讲和平之空气中，以为从此无事，可以偃然各安其私”的现象提出警告：在外交上，中国此前“借以苟息于国际”的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个局面“是否可以恢复不变？”在思想方面，欧洲“军国主义覆而社会主义大张”的趋势所向披靡，“吾国民之思想能力，是否能与之因应而受其益？”两者皆无把握。不过，尽管过去常有失望的经历，“希望之心，人情所不能自已”，且1918年末可望者“犹有几希之尚存”，故仍希望中国能从此“一洗从来旧染”。[4]

审慎者的希望已是这样的根本性大转变，很能体现时人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结果，如郭廷以所回忆：“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定对满怀希望的国人不啻泼了一盆冷水。”曾经高兴的“学生们十分愤慨”，大家争看言论最激进的报纸，“每当一件不幸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同学就在操场三三五五、议论纷纷，大谈国家大事”，终随北京学潮而“动起来了”。操场既成“交换情报和意见的场所”，聚在那里的学生之心思自渐疏离于课业。信如郭氏所言，“五四运动实在不是偶然的”。[5]

以前梁启超曾自感情绪过热而思“饮冰”以降之，这次的“一盆冷水”则是外来的，且因乐观太甚而显得突然。前引许德珩所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是非常传神的描述。胡适后来也说，当年陈独秀和蔡元培这些“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带动“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一旦坏消息传来，“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喷涌了”，结果是“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6]

梁启超次年反思道：“我们中国人一年以前期望国际联盟未免太奢了，到了如今，对于他的失望又未免太甚了。”当初“威尔逊一班人调子唱得太高，我们听着了，以为理想的正义人道霎时可以涌现，以为国际联盟这个东西就有锄强扶弱的万能力，不独将来的和平靠他保障，便是从前的冤抑也靠他伸理。其实天下那里有恁么速成的事”。[7]

希望霎时解决将来和从前的所有问题，正是那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态。而“毕其功于一役”还不仅体现在时间的“速成”之上，时人根本是希望借欧洲战胜的东风，由外及内，一举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从此进入大同境界。[8]这揭示出“五四”前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特点，即内外缠结：先是朝野群趋巴黎，思想、政治的重心外倾，旋由外转回内，舆论开始追索“卖国贼”，便是一个明显的转折。

由于乐观和兴奋更多是外来的，国内的希望也因外在因素而消逝。4月下旬南北众多军人通电反对军人干政，本显露出“文治”的一线光明，巴黎传来的消息旋即促起“五四”学潮，南北和议随后正式破裂。本来“外事”和“南方”两因素都是文人总统应付北洋实力派军人的有利武器，两皆不成功，其政治独立性乃大为缩减。或可以说，巴黎的噩耗连带着打破了对文治的希望，社会或舆论其实没给文治者多少表现的机会。

徐世昌先曾指出，中国不安宁的原因是“道德隳丧”，使“夺权竞利，视为固然；举国皇皇，嗜言政争”。若“乱象蕴酿，积久愈增”而形成大乱，致“民弃其业，乃益疾首于政治之不良，寝假遂有自主自为之念”。[9]尽管乱局尚未到严重影响民生的程度，更为敏感的读书人对内外两和议的不如人愿已有强烈的反应：整体上表现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失望，学生运动使前此一度大受关注的“个人”开始淡出，转朝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同时，一些人进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一些人则转而面向“社会”的改造。[10]这些倾向之间不是没有紧张，更多或是在冲突中互动，开启了后来许多变化。

梁启超稍后总结说，时人因民国以来“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旧心理决不能适应新制度，乃“要求全人格的觉悟”。[11]徐世昌当时就主张，对不良政治的“箴救之道，首在转移风气，使国中聪明才智之士，从事于社会经济实业教育，以挽此政争狂热之潮流”。[12]这一分析与梁济的思虑相通，即政治的乱源在思想社会，也当从思想社会着手解决。

傅斯年那时也指出，民国“政治上已成‘水穷山尽’的地步”，正因“思想不变，政体变了，以旧思想运用新政体，自然弄得不成一件事”。现在应有“根本的觉悟”，即政治“形式的革新”是不中用的，必须先有“精神上的革新”。他断言，“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只能让位于思想革命。只有“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才能刺激、感动民众，故“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那时他心中的楷模正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养的”俄国革命。[13]

这一反思是在“五四”前夕，随后的学生运动可能改变一些人的思想，而倾向于思想以外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把民国“政治昏乱，四方割据”的现象归咎于孙中山、章太炎和梁启超这些过去“革新的主动人物”一直在用历史上的“遗传思想”来造民国。这里的潜台词是明确的：时代变了，那一代人已经落伍。学生辈的兴起伴随着充分的自信，当时相当活跃的王光祈宣布：“世界的新潮流已经崩山倒海的来了，要想适应这新潮流，自然是全靠我们青年。”[14]

从这一视角看，蔡元培在兴奋之余一反常态地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去和国家、世界休戚与共，对学生的外向性活跃应有不小的推动。欢庆战胜这样一种大型的学生活动，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五四运动进行了预备。胡适已指出：“数万学生结队游行，……手执红灯，高呼口号，不可谓非中国教育界第一创举。影响所及，遂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下一种子；故虽谓五四运动直接发源于此次五六万人的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亦无不可。”[15]此言不无所见，至少在组织公众演讲和游行等方式上，此次活动可为后来的学生运动所借鉴。

北大学生对示威游行当然不陌生，1918年5月，北大等学校学生两千多人因抗议中日秘密军事协定而有示威游行，许德珩认为其在组织不同学校学生形成联合阵线方面积累了经验，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16]周策纵在其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中专列一节来讨论这次两千人的游行，而仅用一段文字简略提及了11月那次他说有六万人参加的游行，可见他更赞同许德珩之说。[17]

三次活动互有异同，两次5月游行的共性是抗议，然规模则相去较远（“五四”当天虽也不过数千人，然运动是在持续中扩展的）；1919年的学生运动与前一年11月的学生游行规模和方式相近，且同与世界大战的结束相关，但情绪却截然相反：前次对“公理战胜”充满了希望，后来则出于对巴黎和会的极度失望，反映出时人对“公理战胜”的虚幻意味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18]

大失望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西方的分裂”，最明显的是以前的尊西先锋梁启超突然质疑西方文明；这虽未立刻引起根本的转变，但此后所有说西方好的人不能不有所界定，有所选择，不能不略示保留。[19]起初中国人对西方的分化不甚了然，但张奚若看出了差别，他提醒胡适说，中国“官府人民一齐庆祝联军胜利，令人赧颜”。尤其《新青年》等“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20]

的确，威尔逊和列宁各自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威尔逊的“背叛”基本结束了美国在华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时在中国的杜威有深切体味，他在6月初说，“余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我多讲演了”。[21]这话恐怕语带双关，既表述了对学生的支持，也认识到学生那越来越强的“自主”意识，并预示了他自己和稍后来华的罗素要挽回英美影响的困难。

那些实际形成中国“舆论”的读书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国的背叛凸显了“公理战胜”的虚幻，对山东的处置则是“实际”而短期内无法挽回的；日本基本已成潜在的敌人，英国在退缩，法国时常独立，有着特别吸引力的新俄简直不容你不接近。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22]这既是一个直接的象征，也有明显的政治后果（如“反帝”越来越成为中国权势竞争中“政治正当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其带来的深层心态变化更加广泛持久。

在巴黎和会之前，与法国大革命并论的多是协约国战胜，前引蔡元培、徐世昌的演说可为例证；“五四”以后，与法国大革命并论的基本是苏俄的革命，且多认为后者更代表世界新潮。[23]更重要的是，1919年初报纸可见两大主题，一欧洲和会，一南北议和；两皆尝试以会议谈判方式解决困局，最后两皆失败。故不仅在思想上“公理战胜”已成幻影，在行为方式上“开会讲道理”一途也被证明行不通，终以力量和行动的取向胜出。会谈不能解决问题的认知在新的层面上强化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24]对时人的影响相当长远。

在大同和互助同为时人所憧憬之时，激进与和缓两途本是个竞争的局面，若和缓一途可以有效，固为人所乐从。《晨报》一位署名评论人论大战后欧洲复辟、过激与温和三种思想之竞争说：与新潮对立的复辟派且不论，从效果言，则“推翻旧来之思想习惯，打破目前之一切现状，使国民共向于觉醒之途，非过激派不为功”；但“其主张过倾于理想，于多数心理、社会习惯、国家利害多不适合”。若温和派，则“其主义必为进步的，其手段又必为秩序的，非如复辟派之不适于新潮，又非若过激派之过远于事实，为最易于吸取同情以收拾时局”，并“依据新主义以建设新国家”。[25]

刘勉己也特别推崇德国那种由国家来“奖励劳工，集中资本，以救民生之困穷，而资商战之准备”的“稳健的社会主义”，盖其“与列宁倡道之国际社会主义不同，而与英美式之社会主义亦又有别”；既不致复演“法兰西百年间革命之惨剧”，也可避免因自由竞争而“致资本阶级之跋扈”。[26]上海某西报论评说，“以中国今日之现象而论，国人于军阀派外，似有任得一替代之者而不遑分辨之势”。然而，本来苏俄“过激派之鼓吹运动，最易普及于被压迫之人民”，更因“北京军人派之压制”，则苏俄过激思想很可能迅速在中国蔓延。[27]

陈独秀当时的《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颇具象征意义，他说，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而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公理、永久和平及威尔逊的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让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是靠不住的，“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28]

很明显，对内对外的同时失望是走向“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的重要原因。稍后毛泽东也提出，国外“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中国“什么‘北洋派’‘西南派’”等，是“国内强权者的联合”；这类“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使“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也黑暗到了极点”，不能不以“民众的大联合”来改革和反抗。[29]两人此时或尚无明确的暴力革命意识，但也为时不远了。

鲁迅曾回忆起民元之时的光明，那时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也形象地描述了“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的‘怒发’，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30]可知民国代清不过两三年，就曾引起士人的失望。对于帝制甚或“复辟”的尝试，或许提示出一种向传统寻求思想资源的倾向，而“复辟”的失败恐怕也连带着影响了传统在此后的命运和作用。前面说过，对文治的憧憬可能依稀带回一些“民国”代清时那种积极向上的记忆，唤起一些曾经的期待，而随后的内外大失望很可能意味着对民国整体失望的进一步强化。

恽代英在1919年国庆日承认，人们脑海中对民国“装满了不良的映象”，遂有人以为时局糟糕是革命引起的，其实这是妄想太过后的失望，盖许多人过去“以为只要光复，只要民主，便可以糖馒头从天而降”。[31]傅斯年在“五四”周年时也说，以前听到威尔逊的十四条里有民族自决一项，“以为真是世界光明的日子到了，谁知后来一大失望”。他撰写该文时“说不出心理有多少头绪，越想越难过”。[32]他的同学吴康发现，人人都“时时觉得他四围的环境”呈出“一种不满人意的现状，这种不满意的心理就是要求改造的原动力”。[33]

徐志摩稍后慨叹道，“这年头，这世界也够叫人挫气！”好容易从“冷落极了的梦底里捞起了一半轮的希望”，就像从山谷里采得了百合花，周围却“没有安希望的瓶子，也没有养希望的净水；眼看这鲜花在你自己的手上变了颜色，一瓣瓣的往下萎，黄了，焦了，枯了，吊了，结果只是伤惨！”[34]他所使用的“世界”与梁济相类，基本不是地理意义的，大致或是社会或世间的同义词，但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

“五四”前夕这一期间可能是“海通”以来中国人最把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而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他们，“世界”的确是一个外在的区域：在中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关联密切的部分，公理战胜大体还有明显的体现；而中国仍是国际政治中一个特殊的“例外”，亦即入江昭（Akira Iriye）所说的“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35]如果多少存在着正义和公理的那个“世界”不包括中国，中国就不能不寻求接近甚或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且可能是一个否定当前“世界”的新世界。

对世界的新认识与心绪转变直接相关，从希望中的轻快逆转为失望后的沉重，即属陈寅恪所说可“旁采”以为参证的“人情”。前所未有的意外惊喜使很多人产生了名副其实的奢望，尤其一些知识精英的举措一反常态，推动和促进了他人无根的乐观，于是有接下来的极度失望以及因此而起的激烈行为。后来心绪较平静的胡适说，“今日最悲观的人，实在都是当初太乐观了的人。他们当初就根本没有了解他们所期望的东西的性质”，却“以为可以在短时期中就做到那种梦想的境界”。一旦“奇迹”并不降临，“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他们的极度乐观变成极度悲观了”。[36]

自清末以来，这样一种从希望到失望的急剧转折持续而重复，曾经考验了许多中国士人的承受力。蒋廷黻在“九一八”之后说：“在戊戌、民元、民十六诸年，我们都曾过了短期的改革蜜月，好像新天新地已在目前。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海上蜃楼。……我们革命疲了，战争疲了，失望疲了。”[37]连“失望”都疲了！这是何等沉重而无奈的慨叹。蒋氏那时意在政治，常代政府立言，故所谈不及五四运动。其实“五四”前一年虽没有类似戊戌、辛亥和北伐这样的政治变革，士人“奢望”的程度却决不弱于那几次，复因历时甚短而失望来得突然，其后的幻灭感或更强烈。

陈寅恪曾说：“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38]其实不仅学术影响世局转移，人情心态亦然，且其造成的变化未必出自参与者的主动。杜威在1928年游俄时，就特别重视俄国革命的心灵和道德层面，强调革命所解放出的活力、勇气和自信，或并非参与者努力所致，也远超出他们起初所能想见和希望的。[39]他的学生冯友兰后来说，“历史上一个大运动之发生，主持的人，对于他所主持者是怎么一件事，往往有不自觉的”；主事者或为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如此，事后回想，才发现“我们原来作了这们一件事情”。[40]

“五四”前一年士人的心态变化及“五四”本身所促动的世局转移，或当从此观察。不过，特定时空的失望和不满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想象”的，还很值得考究。有时要经过比较才有更真切的认识；[41]很多读书人可能要到北伐后领略了国民党“党治”下的“训政”，才慢慢知道北洋时期的统治还是相对宽容的。国人此后的希望和失望仍在继续，然似乎少见士人回忆1918那曾经充满希望的年代，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后来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推动、支持而造成的，也许这就是致使他们“不想”回忆的下意识？

原刊《历史研究》2006年4期

[1] 《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81页。按郭廷以的回忆很能印证萧纯锦稍后所说，言论“愈激烈愈足以耸观听”。见萧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学衡》1卷1期（1922年1月），1页（文页）。

[2]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82—85页。

[3] 施存统：《致〈新潮〉杂志》（1919年），《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368页。

[4] 《发刊词》（按该报曾停，此时重新出版），《晨报》，1918年12月1日，2版；《祝新》，《晨报》，1919年1月5日，2版。

[5] 《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83页。

[6] 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11），579页。

[7]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149页。

[8] 陈廷湘近日提出，当时国人对于威尔逊的主张，也是从传统大同理想的意蕴去体味，希望人类一家可自然解除中国过去所受一切不公正对待，这即是当时空前乐观的心理依据。参见其《1920年前后两次争国权运动的异样形态及形成原因》，《近代史研究》2005年2期。

[9] 《总统对新闻界演说（续昨）》，《晨报》，1918年12月2日，3版。

[10] 注意这里的“社会”有着明显的对应于“国家”的意味；同时，“社会”或许也是政治和文化两者的调和或综合，它既不那么政治化，但又比文化和思想更具体实在。时人的相关思考可参见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新潮》3卷1号（1921年10月），25—52页。

[11]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5页。

[12] 《总统对新闻界演说（续昨）》，《晨报》，1918年12月2日，3版。

[13] 本段与下段，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1919年4月），《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917—918页。

[14] 若愚：《学生与劳动（四）》，《晨报》，1919年2月28日，7版。

[15] 胡适：《五四运动纪念》，《胡适文集》（12），724页。白永瑞也曾简略论及两者间的关联，参见其《从庆典到反抗：“五四”时期天安门集会的由来》，收入《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印，1999年，5—7页。

[16]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2页。

[17] 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77—83，85．这里不能排除胜利者的记忆无形中“改写”了历史，身在美国的周策纵写作时与胡适本人有过从，他对11月那次游行的参加人数多半是从胡适而来（前引报纸所说的人数要低不少），则他能有这样的选择性叙述尤其发人深省。

[18] 另一方面，一些人的希望也还在持续。余家菊回忆说，他1922年出国留学时，国人仍“醉心于世界和平”，对威尔逊十四条在凡尔赛和会的失败，“世人终觉其为偶尔小挫，难阻进化潮”。而他自己对“公理战胜”的梦想也至少持续到1921年，那年4月他女儿出生，取名传弭，其年谱说，“时欧战初息，人怀和平之想，因锡以弭字，寓弭兵之意焉”。待他至欧洲后才观感大变：“我到欧洲以后，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梦，都粉碎了。我亲眼看见弱小民族的困苦，亲眼看见各国民性的差异，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意识之发扬，亲眼看见各国之剑拔弩张。……我感觉到中国国民必须树立自尊心，中国国家必须强盛才能自保，中国的党派斗争必须无损于国家。我心中的火燃烧起来了！我为我们的国家着急！我为来日的大难紧张”。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220、261、136页。

[19] 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

[20] 张奚若致胡适，1919年3月1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31—32页。

[21] 《杜威博士之近况》，《晨报》1919年6月10日，2版。

[22]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327—332页。

[23] 更激进的青年如罗家伦在“五四”前已如此说，但多数人则是在此后。孙中山稍后即说，法国革命仅是政治革命，而俄国则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参见其《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26—28页。

[24] 如瞿秋白就批评中国人往往“坐着说不站起来做”，而提出“打起精神，往前干去”的主张。瞿秋白：《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1919年11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6页。

[25] 以芬：《欧战杂感（八）》，《晨报》，1918年12月29日，2版。

[26] 勉巳［己］：《新德意志之将来》，《晨报》，1919年2月21日，2版。

[27] 转引自《过激派与我国》，《晨报》，1919年3月10日，3版。

[28]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1919年5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2页。

[29]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毛泽东早期文稿》，338—339页。

[30] 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3月31日），《鲁迅全集》（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1页；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号，918页。

[31] 恽代英：《革命的价值》（1920年10月），《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卷，224页。

[32] 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业》（1920年5月5日），《晨报》1920年7月5日，5版。

[33] 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4日），《新潮》3卷1号（1921年），26页。

[34] 徐志摩：《〈剧刊〉始业》（1926年6月），《徐志摩全集》，赵遐秋等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卷4，526—527页。

[35] 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88．

[36] 胡适：《悲观声浪里的乐观》，《独立评论》第123号（1934年10月21日），15页。按胡适此语非针对此事而言。

[37] 蒋廷黻：《南京的机会》，《独立评论》第31号（1932年12月18日），2页。

[38]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44页。

[39] John Dewey，“Leningrad Gives the Clue，”in idem，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3（1927-28），ed．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 ＆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p.204．

[40] 芝生：《乡村运动之政治的意义》，《独立评论》第60号（1933年7月23日），7—8页。

[41] 《晨报》编者在观察了各地处置学生运动的方式后说，对这次的全国性运动，“我们在北京的人自然觉得北京军警的对付手段不但荒［唐］，实在是笨拙可笑。但是这几天看上海南京汉口武昌的报告，才知道各处的长官军警真是野蛮可恨，比较起来，北京军警要算是顶‘文明’的了”。《〈陆规亮致江苏省长书〉编者按语》，《晨报》，1919年6月17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