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开的人民币汇率改革

汇改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汇改是万万不能的

转眼之间，距离2005年7月21日央行公布人民币汇率改革方案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一年多里，人民币仍然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围绕汇率改革的争议中，国内和国外压力交织、政治和经济因素互动。但是，央行在这一复杂的局面中，知难而进、努力前行：人民币汇率实现了稳步的上升、出现了双向的上下波动、外汇管理局加快了对资本管制的放松、外汇市场上推出了做市商等制度。一年之后回首，更加显示出央行当初在迈出第一步时候的勇气和胆识。一年之后展望，在汇率改革这条道路上，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快脚步。

日益恶化的双顺差仍然是悬挂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006年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高达614.5亿美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54.9%。FDI增长速度为-0.5%，但资本账户顺差的格局和各地政府争先恐后引进外资的现象仍未改变。截至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高达9411亿美元。根据张斌博士的估计，在中国外贸外资政策没有很大调整、汇率依然稳定、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条件下，最迟到200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超过2万亿美元。到那时候，央行的总资产将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而扩张，国外资产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将从2005年的61%提高到80%左右，央行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为了不断对冲新增加的外汇储备，央行将不得不扩大央行票据的发行。这一方面会给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因为央行票据利息的负担最终要由财政买单；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从央行接过低收益的央行票据，将极大地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赢利能力。在双顺差的背后，还凸现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失衡：中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严重失调；和国外的贸易纠纷愈演愈烈；搭上全球化快车的沿海地区高速发展，没有上车的西部地区则望尘莫及；FDI这种高昂的融资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国内储蓄过高而消费不足；环境污染、能源安全等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增长的因素。

汇率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不能。单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因为中国的进出口对汇率变动的弹性很小，所以人民币升值40%、50%甚至更多才可能纠正巨大的贸易顺差，而这是中国经济难以承受的；单靠人民币升值也无法解决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要靠美国调整其国内政策才能消除的；单靠人民币升值不能遏制投资过热，尽管外汇占款太多导致了金融体系中流动性过剩，但投资还受到经济周期、地方政府行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单靠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调整产业结构失衡，尽管纠正了汇率，更多的资源会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品部门如服务业，但是服务业滞后的更主要原因是过多的政府管制和政府垄断，不降低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即使汇率调整使得投资服务业更加有利可图，私人资本也只能在门外徘徊。

然而，任何一项旨在纠正中国内外部失衡的政策组合都必须包括汇率调整这一项。没有汇率改革，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即使央行判断经济过热，也无法大胆地加息，因为在美联储的加息基本告一段落的情况下，央行进一步加息会缩小和美国的利差，其结果是更多的热钱会流入中国，更加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没有汇率改革，也无法调整过分依靠外需的发展战略，因为汇率低估鼓励了资源流入出口部门，更为糟糕的是，由于汇率低估、工资便宜、利率很低、各种要素的价格都是廉价的，出口企业会更加依赖这种价格扭曲，靠压低农民工工资、大量贷款投资等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赚钱，无法感受到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压力。这样一来，制造业仍然会在恶性竞争中继续膨胀、消耗更多的资源和原材料、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没有汇率改革，就无法消除资产价格的泡沫。尽管目前为止一般物价水平并未上涨，但是资产价格却出现了上扬，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抑制资产价格，比如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了多项政策试图打压房价，即使政府能够成功，但是过多的流动性并未枯竭，它们会流向其他领域进行投机。

当然，条条大路通罗马，通过其他政策工具，似乎也能起到汇率改革的收效。但是，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根据其目标选择合适的工具，正如伐木要用斧头，钉钉子要用榔头一样。纠正内外部失衡，最顺手的利器就是汇率政策。与其依靠繁重的行政手段，不如靠灵巧的价格调整。汇率是一种重要的价格，汇率的调整会形成四两拨千斤之势，它变化了，资源的配置也将随之变化，政府再顺应形势，因势利导，必然事半功倍。靠其他方式试图绕开或拖延汇率改革，反而会产生更大的成本。如果通过放松资本管制、鼓励资本外流以回避汇率改革，那么在升值预期下人们未必会有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而且一旦形势变化，资本出现大规模外逃，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甚于现在的热钱流入。如果通过提高国内工资的方式回避汇率改革，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促使实际汇率升值，但通货膨胀带来的危害比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危害更大。

总之，套用一句俗话：汇改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汇改是万万不能的。下一步汇率改革需要注意：（1）在中国经济可容忍的范围内创造出波动幅度更大的双向波动。没有价格的波动，市场主体永远不会有参与外汇交易的动机，外汇市场的发育只能是空中楼阁。政府仍然独自承担着汇率波动的风险，企业和金融机构则会由此产生轻视汇率风险的道德风险，并酝酿出更大的危机。双向的汇率波动也是消除市场上投机因素的有利武器，因为投机资本赌的是人民币升值，当人民币有升有降的时候，它们赌输的几率就大幅度提高，于是很多投机资本会铩羽而归。（2）在必要的时候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尽管主流的观点强调汇率制度建设而非汇率水平调整，但是我们仍然认为，适度的升值是各种汇率调整方案中代价最低、效果最明显的。汇率制度的建设非旦夕之功，汇率水平的调整却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的经验都可以证明，升值对经济实体带来的冲击往往小于人们的预期，但是拖延汇率改革的惨痛代价却一再地被验证。（3）人民币升值要和其他措施配合。如果政府担心升值会带来出口部门的企业亏损和工人失业，那么可以利用财政手段，提供再就业培训、向企业转产提供税收减免，以减少其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会议上曾指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内外部失衡是过去推行的发展战略和体制的产物，因此从发展战略和体制上都要进行反思和调整。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会“功夫在诗外”，纠正盲目引进外资的政策、鼓励进出口平衡、加速国内服务业的改革和开放，都会为汇率改革创造更适宜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