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象征思维及其象征符号所构建的体系不是作为想象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知识和知识形态出现的。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的开头谈到“中国某部百科全书”的分类方式，而这部百科全书是由博尔赫斯的小说而来。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于皇帝的，2，有芬芳的香味，3，驯服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 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显然，博尔赫斯的所谓中国百科全书充满了他杜撰的戏仿性和喜剧性。它无疑只是表达了博尔赫斯面对“中国百科全书”或中国古代分类方式的“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的感受，尽管他以喜剧化表达了这种不安。福柯说他的人文科学考古学就诞生于阅读博尔赫斯作品的笑声之中。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似乎是一个寓言，向异质文化中的人们显现了其自身思想的限度，一种人们根本不可能那样去思考的东西。
这样的分类无论对博尔赫斯还是对福柯都产生某种相遇的古怪性。极端不同的事物或几种互不相干的事物一旦突然接近（在诗歌语言中属于常态，在日常语言的叙述逻辑中显得古怪）会产生如此困惑。对博尔赫斯来说，这种分类的怪异还不在于它讲述了奇异的事物或不存在的事物，而在于即使是日常的普通事物如此进行分类也会生产出荒诞不经来。这些异质事物的突然相遇破坏了使得它们的相遇成为可能的共同基础。每个单独存在的事物或者恰当分类的事物都有一个自己的场所，然而这些事物的并置出现使被分类的地方或基础消失了。它们共同出现时已经使它们共同出现的空间“非现实化”，使它们相遇的共同场所成为一种非场所，成为子虚乌有，一个荒诞的乌托邦。但同时这样的分类也会产生纯粹的“列举活动”自身的魅力。只有在语言的非场所，才可能出现在一起。除非在语言中，没有任何地方这些事物能够并置在一起。福柯分析说，分类是一张图表，它使事物井然有序，事物依据相似性和差异性组织在一起，分门别类就是让思想去作用于事物。语言在这张图表上与事物及其空间交织在一起。然而，博尔赫斯所描述的中国百科全书显现的却是无序和无场所。或者说，大量可能秩序的片断在不规则的事物的无规律的、不具几何学的维度中闪烁。其分类的怪异之处，同时表征着紊乱的路径、复杂的符号、奇异的场所、交叉的秘密通道和出于意外的交往。就博尔赫斯的小说空间而言，这些恰恰是他所迷恋的。
虚构的中国百科全书显示出它的真实的诗学空间或诗学逻辑。一首诗也常常从列举活动和对事物的描述开始，然而描述很快就会进入非现实化。这是诗歌的基本经验，当人们阅读一首诗的每一句或每一行，都会发现其现实性，随着诗歌话语的移行，随着所描述或列举事物的增加，这些事物或现象就开始形成非现实化的氛围，构成非现实化的事态。在诗歌话语中相遇在一起的事物与现象彼此取消对方的真实空间，也就是彼此消除其所指，使其成为无场所的存在，使其向纯粹的能指方向转化，因此诗歌成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的场所。诗歌话语至今暗含着一种特殊的或怪异的分类，依据不可思议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原则。当然在现代社会语境中，除了诗歌话语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知识系统按照这样的事物分类逻辑来组织经验，即不再有将非同质的事物进行并置的叙述方式和知识表征形式。中国百科全书的唯一可解的途径是通向一种诗学的解释，从事物的自然秩序（空间）转向话语空间和其象征秩序。事物的共同场所是有的，但其基础却隐蔽在象征的网络（象征图表）之下。
让我游离一会儿主题，进入一个插曲式的细节。诗歌的强行并置法则，诗歌话语所带来的一种非场所，或者说，使每一个真实的存在物都失去其共同出场的基础，在现代传播媒介中有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变种，这就是新闻节目。没有虚构，没有剧场，没有演员，甚至也没有叙述，新闻中出现了许多人物与事件的粗略轮廓。它们是非“表现”的直接呈现。新闻是社会生活的碎片，有时又是全球景观的组合，是相互没有关系的人与物的强行并置。所有的“叙述”或“呈现”时间之间没有任何连续性。即使它有时用短暂的所谓人们对事件的“反应”来组织连续性，也只是一个幻觉。新闻播报有时想在重要的社会事件上滑稽地模仿戏剧性，然而以秒计算的事件播报时间已经取消了人们对它作出真实反应的可能。新闻事件之间的非同质性已经深刻地相互消解了彼此存在的真实场所。一场灾难报道、一次事故、一个绯闻、一个新技术发明、一场运动赛事、一个明星所做的广告，它们每一个事物或事态都有自身的语境，自己的场所，但它们共同出场事实上却像博尔赫斯所引用的“中国百科全书”一样，体现了奇怪的分类，表现了非空间化非现实化的荒诞感。新闻空间就像古老的不解其义的分类，一切事件一切事物都在相互插播，挖空其基础。这是现代社会特殊的和日常的知识分类形态，我们并没有对此感到怪异。马拉美是新闻叙述话语的先知，他说，报纸是一首环境的隐形的诗，一首关于我们的存在环境的象征主义的诗。然而他仍然还是一个暧昧的先知。
回到福柯对博尔赫斯的评论上来：“博尔赫斯并没有为有关不可能之物的图表集添加任何图表；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撞击出事物诗意般相遇的火花；他只是回避了必然性中最不引人注目却最为坚决的东西；他躲避了事物有可能在其上并置起来的那个场基和不以语言表达的基础。”福柯分析说：“异位移植是扰乱人心的，可能是因为它们秘密地损害了语言，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命名这和那，是因为粉碎了共同的名词，是因为它们事先摧毁了‘句法’，不仅有我们用以建构句子的句法，而且还有促使词与物‘结成一体’的不太明显的句法。这就是为什么乌托邦允许寓言和话语：因为乌托邦是处于语言的经纬方向的，并且是处在寓言的基本维度中的；异位移植使言语枯竭，使词语停滞于自身，并怀疑语法起源的所有可能性；异位移植解开了我们的神话，并使我们的语句的抒情性枯燥无味。”福柯说，读博尔赫斯的笑声引发了语言已经被摧毁的人们的深深苦恼，即丧失了场所和名称所共有的东西，但博尔赫斯回避了对失去场所、失去话语的考虑，而向另一方向展开：“博尔赫斯归之于畸形分类（它阻碍我们对之进行思考），归之于那个缺乏所有连贯空间的图表的神秘王国，恰恰是这样一个区域：仅仅它的名称就为西方人建构了一个巨大的乌托邦储藏地。在我们的梦境中，难道中国不恰恰是这一幸运的空间场地吗？在我们的想象系统中，中国文化是最谨小慎微的，最为井然有序的，最最无视时间的事件，但又最喜爱空间的纯粹展开；我们把它视为一种苍天下面的堤坝文明；我们看到它在四周有围墙的陆地的整个表面上散播和凝固。即使它的文字也不是以水平的方式复制声音的飞逝；它以垂直的方式树立了物的静止的但仍可辨认的意象。”
这里的抒情文字是福柯献给他们想象系统中的中国文化的颂歌。但它并不存在任何图表，没有场所，没有那种可能去命名、言说和思考的场所，并据此对事物进行分类——异位移植、或非同质事物之间的强行并置——的参照物。
先撇开博尔赫斯戏仿式的动物分类和他所杜撰的“中国百科全书”，我们现在考察一个较为接近中国分类方式的例证，它不是随意和荒诞不经的，而具有深思熟虑和博学的特征，并且也注意他们隐蔽的笑声。涂尔干和莫斯根据主要是来自于《易传》的思想（一些可能同时也来自于《白虎通》）介绍描述了中国古典的分类体系。事实上，这个分类体系具有博尔赫斯所描述的“中国百科全书”的特性，然而这个分类体系却并不显得荒诞，分类显示了它清晰的复杂的图表作用，同时也显示了诸事物的场所，真正重要的甚至就是这个分类体系所提供的事物对它们自身的存在场所的显现。而这个场所是一个象征空间，诸事物构成了一个寓意复杂的象征网络。博尔赫斯所描述的“中国百科全书”之所以显得可笑，是因为他的图表和分类没有显现分类之所以成立的象征秩序和象征空间，而只是无序的显现，无空间的显现，在显现荒诞感之外，他所做的最多只是对无空间的乌托邦化想象。而涂尔干和莫斯在其著作《原始分类》第四章中把这些分类体系梳理得如此清晰简洁，以至不需要根据原典作任何纠正，只需引述于后。它清晰地显现了场所，即分类的基础，一个象征思维和象征事物组成了语义空间。
这个中国古代的分类体系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空间上的四个区域的划分。四个区域由四种动物命名并主管。青龙为东，朱雀为南，白虎为西，玄武为北。这些象征性的动物与它们所在区域已被视为同一。每个区域都具有该动物象征的颜色和性质。如果一座山或一处地形看上去像是老虎，那它就属虎属西；如果某个地方周围事物的面貌与它们的定向相吻合，如西面的事物有虎形，东面的事物有龙貌，就会被认为是一块福地。四个区域的划分实际上还要更加复杂。四个区域或四种动物各分有七个星群（星宿），包括28星宿。星象、地形乃至气氛的影响都会融会贯通在“风与水”的体系中。
每个方位点之间的区域还要一分为二，就有了对应于八个罗盘方位的八个分区和方向，它们依次与八种力量相联系。八种力量中首先是处在两极的地与天（第一和八）；然后是位于它们之间的六种力量：1，雾霭，云霓，飞霞；2，火，热，太阳，光，闪电；3，雷；4，风与木；5水，江河湖海；6，山。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就分布在各个罗盘方位上。而每一要素，又分别被附加一组事物。如乾：天，光的本源，雄性等，位于南方；它代表着稳定性和力量，代表头、天界、父、君、圆、驽马、金属、冰、红色、良马、老马、瘦马、杂色马、树木的果实等等。而坤是雌性的本源，土地与黑暗的本原，向北方；它包括驯服、牛、腹部、地母、布、锅、多、黑色、大车等等。事实上归入八种力量之下的动物、事件、属性、物质和意外遭遇不胜枚举。在他们作出了耐心的列举之后，不由自主地写道：“它采用一种真知或秘义的方式，涵盖了整个世界。经典作者及其仿效者们，以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才与激情，纵横挥洒，在这一主题上展开了无尽无休的玄思。”
除了根据八种力量的分类以外，还有另一分类，把事物分配于土、水、木、金、火这五大要素的名目之下。“不管这两种分类究竟是一个从另一个之中导源而出的，还是一个叠加在另一个之上的，反正这五大要素也扮演着与八种力量同样的角色。不仅万物都根据它们的组成物质或者它们的形式而与这些要素联系在一起，而且，历史事件、地形地貌等等也都与这些要素相关。”行星也都归诸这五大要素。这些分类整体上还涉及区域体系，因为每个要素都定位于一个基本的分区。可以把土放在宇宙的中心，同样也有充分的根据把其他要素分派到四个空间区域。于是，它们也像空间区域一样，有吉凶、强弱、生成与被生成之分。
为了把上述体系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各种事实，区域和事物的区分与再划分可以无休止地增加和再复杂化。事实上，正如涂尔干和莫斯所描述的，这些用以占卜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分类，它之所以能够避免矛盾而运用于经验，要归功于它无可比拟的复杂性。
涂尔干和莫斯注意到，中国分类在本质上是占卜的工具。他们在书中自然注意到古希腊的占卜方法，古埃及的星象学和面相术与中国分类方式的相似之处：在身体的特定部位与行星的特定位置、特定的方向与特定的事件之间建立严格的对应关系。每一要素都与一个方向、一个星群和一种颜色联系起来，继而，人们还认为这些不同的事物对应于拥有不同灵魂的各种器官，对应于情感，对应于禀性的各个部分。这些理论明显具有一种普遍性特征，其中蕴涵了人们构想事物的特定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实际上成为宇宙的参照，事物在一定意义上被表达为鲜活的肌体功能。
在中国分类体系中，像空间、事物和事件一样，时间本身也构成了分类的一个组成部分。四季对应于四方而进入了时空运行的事物秩序之中。每方区域一分为六，二十四个分区就自然对应于二十四节气了。季节和空间方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季节必然和方位联系在一起，如冬天和北方、夏天和南方。季节之分还只是测度时间的第一步。为了臻于完善，这个体系还设想了对周期、年、日和时的划分，提供了巨细兼有的各种时间尺度。这个体系建构了两种时间的循环，一个有十二项，一个有十项，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采用取自这样两个循环的双重特性来表现，形成了一种非同质的时间观念。最后，区域、季节、事物和物种的分类支配了社会生活及其事务。它们的根据不仅是考虑了地理因素的占卜，同时也来自年、月、日、时辰的详尽考察：此时此刻吉利的方向换一时间可能就会变得不再吉利。不仅每样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异质的，而且就在一个体系之内，时空这两方面的设置也还有相应、相克或相合的不同情况。这些无穷无尽的要素组合起来，才确定了事物在本性上的属和种，力的运动方向和人的行为。涂尔干和莫斯写道：“集体思想在以一种深思熟虑和博学广奥的方式，摄理着那些显然十分原始的主题。”
这样的分类与描述堪称真正的百科全书，占卜、预测行为预示了象征符号体系作为一种“知识”的特性与地位。占卜与事物分类具有密切的关系。占卜不是形成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隔绝，分类不只是为了区分，也是为了把各组事物或非同质的事物彼此联系起来。占卜的基础是一种含蓄的象征分类体系。每一次占卜仪式，无论多么简单，它的依据都是特定的存在物或存在状态之间预先具有的相互感应，是传统所承认的特定象征符号与某种未来事件的紧密联系。不仅是占卜，每种神话基本上都是一种分类，只不过它的依据不是占卜所依据的科学信念，而是宗教信仰。在某些社会里，是高度组织化的众神或图腾物分摊了全部自然，就像在其他地方宇宙被分配给了各个氏族一样。
涂尔干和莫斯在《原始分类》中写道：“我们现今的分类观念不仅是一部历史，而且这一历史本身还隐含着一部值得重视的史前史。……直到今天，我们的大众文化、我们的神话以及我们的宗教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是建立在所有意象和观念基本上相互混同的基础上的。这些意象和观念彼此不相分离，因而也很不明确。形状的变化，品质的传递，人、灵魂以及肉体的相互替代，坚持认为精神能够物质化、物质对象也能够精神化的各种信念，所有这一切，都恰恰是构成宗教思想和民间传说的要素。”在今天，对涂尔干和莫斯来说，“这种思维方式不过是一种残留下来的东西；甚至说，我们只能在集体思想的某些已被明确划定了的功能中才能发现它。然而，还有不计其数的社会，它们的整个自然史还仍然是各种寻根溯源的故事。它们对植物和动物物种的所有看法还仅仅局限于变形的范围……有关感受活动的观念、有关符号对应的观念以及有关星象作用的观念，从古至今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充斥了，并依旧充斥着集体知识。所有这些社会还仍然具有这样的信念：即使是异质性最强的事物也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多少可以说，它们完全没有确定的概念”。
就我这里关心的问题而言，概念的非确定性——身体与灵魂、生命与死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可逆性，一切异质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的可能性等等，正是象征交换的基础。当语言符号成为确定性的概念，而且消除了“异位移植”和可逆性，也就取消了象征交换、象征关系的建构与实践。正如博厄斯所说的那样，文化的形成，即对有意义的经验进行陈述的过程必然依赖于理论才能进行。而最初级的概念和理论表现在无意识的过程中，语言就是这种无意识过程的最佳例证，其他的习俗、信念、禁忌和实践也植根于未被明确表述的观念之中。语言是初级的对事物的无意识分类，语言已经初步体现出概念对知觉的占有。语言的各种分类范畴没有充分被意识化，而文化的分类范畴在语言的基础上经过了第二级的再度阐释。看来这就是一个以可能性与可逆性为代价获得确定性知识的过程。
原始分类是一种与今天的知识类型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如果以今天的认识类型来衡量这个分类体系，就会遇到开头所引用的博尔赫斯式的嘲讽，这个分类中所蕴涵的象征知识就不能被理解。其实无论是作为一种占卜体系（《易传》），还是作为一种礼仪规范体系（《礼记》），它首先都是一个象征体系。作为占卜体系它几乎具有“创世”意味，通过空间及其诸种事物的象征化，建构了一个非同质性的空间。在这样的象征谱系中每一事物都具有符号意义，并且重新组织起空间与事物（以及时间），赋予时空以质的内涵，而非仅仅是一个可以数字度量的空间。正如这个分类体系或占卜体系创造了双重时空的循环一样，作为象征体系它创造了事物之间的可逆性，异质事物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生与死……这种可逆性、异质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才是这个象征体系所传递的主题。
这种分类体系是一种十分彻底的象征秩序，一个象征化的图表。在这个象征秩序或图表中，没有任何事物，不论是时间、地点、方位、元素、力量、动植物还是人自身，没有任何事物固定不变地被安全地分类在图表中，它们都必须作为非物质化的符号从象征秩序中穿过，这些象征模式在持续地生成它们、复制它们，使它们处在彻底的相互性和永远是重新生成的陌生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可以不通过这个象征秩序直接获得价值，获得直接交流的含义。它们是在一个变化的象征秩序中不断重新编码的符号，在模式的连续循环中进行交换。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悖论的、深奥的、博学的象征体系，结合了现实与幻想、实证态度与乌托邦想象，它以现实的方式叙述着神秘，以神秘的话语叙述着自然之物。使事物之一方的可理解性成为另一方的合理性的基础，使事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神秘化的同时自然化，在天真的再现式的话语中进行着奇异的建构。
这个象征交换模式取消了一种实体的神灵或作为实体的宇宙的超验支配者，然而却保持着世界的象征秩序。这里可以借用波德里亚关于隐形书写或易位主题，来隐喻性地阐释这个象征书写或编码系统。大量事物或几乎全部事物之间的易位书写（易位移植）造成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交换，即象征交换，它使每一个单一事物在易位移植中消散，也使实体性的宇宙支配力量（或原始神名）这个“主题词”产生一种“分解式”的消散。在这个象征模式或象征秩序之中，没有固定在图表之中的事物，也没有作为超验实体的神名，然而宇宙的支配性力量又无处不在，原始神名以流动的、循环的、消散的方式存在，这也是它的缺席与隐身。宇宙支配力量或神灵，不是一种实体，而又遍布于一切时序和物序之中，遍布于事物之间的相互交换与易位之中。作为支配力量的“主题词”在象征秩序中散射，仿佛被相互交换的事物所“分析”或分解，化为不固定的、流转和变易的成分，像分解的光一样扫过流转的时序与物序。换一种方式说，原始神灵被分散分解，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神灵被分解的意义上，这是祭献仪式中处死的神或英雄的等价物：图腾动物、神或英雄在祭献仪式中被自己的死亡肢解、瓦解，他们此后就以这种状态四处流动，成为社群一体化的象征物质。原始神名在能指的死刑中被碎尸万段，分解为弥散于万物的元素，并因此能够使一切事物之间进行象征交换，它以这种状态出没于象征主义的文本之中，按照象征秩序重新组织自然界，但它永远不会在可见的自然秩序之中恢复原状。如果把《易传》（或《白虎通》）视为诗篇的话，波德里亚对诗歌话语的象征功能的解释就可以以易位书写的方式适用于它们的“原始分类”方式：“象征行为从来不是让神名在诗歌中绕一圈、散布开来之后再恢复原状，象征行为从来不是能指的复活。……象征行为从来不在这种‘回归’中，从来不在这种异化后的再综合中，从来不在这种同一性的复活中，相反，它永远存在于名字、能指的蒸发中，存在于词语的消灭中，存在于这种一去不返的消散中，正是这种消散使诗篇内部的紧张流通成为可能（如同节日和祭献仪式期间的原始社群），正是这种消散恢复了语言的快感，这里仍然是什么也不剩，什么得数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