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符号与符号学

人类所处的是一个符号的世界，人类的思维、语言和传播都离不开符号。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指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此语强调的是，符号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现象，还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变化直接相关。

符号体现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通过符号创造了文化，符号使自然世界成为文化世界——这里就凸显了符号的两种功能：认知功能和传播功能。一方面，符号可以帮助人们进行理性思考，把握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在社会公共约定的基础上，符号可以作为信息的载体，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

一、符号与文化

传播关系涉及的是分享信息符号。

——威尔伯·施拉姆

在一般意义上，符号（symbol）是指能够用来在某些方面代表其他东西的任何物象，是常用的一种传达或负载信息的基元，用以表示人、物、集团或概念等复杂事物。关于符号的基本功能，施拉姆提供了一个较为浅显的说明：“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单独存在于传播关系的参加者之间——这些要素在一方的思想中代表某个意思，如果被另一方接受，也就在另一方的思想中代表了这个意思。”

符号可以是图案，譬如基督教的十字架、卫生机构的红十字；符号可以是描述性的，比如，“约翰牛”（John Bull）和“山姆大叔”（Uncle Sam）分别代表英国和美国；符号可以是字母，比如，K表示化学元素钾；符号也可以是任意规定的，比如，∞表示无穷大、$表示美元。不仅如此，在一些符号学家看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符号系统。正如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所说，“包围人的是符号的世界”，“从作为文化的前提的语言开始，到他与同伴的符号的关系、社会地位、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与无数其他事物，人的行为除了饥饿与性的生物需要等基本方面之外，都由符号的实体支配”。

日本语言学家早川一荣是这样描述符号的：

 

无论朝哪边看，都能发现符号过程在运行。帽子上的羽毛、衣袖上的花纹代表军阶，贝壳、铜、纸币是财富的象征。十字架代表宗教信仰，纽扣、麋鹿的牙齿、绶带、特殊的发型、文身，代表社会关系。符号过程贯穿于人类生活最原始的层次到最开放的层次。军人、医生、警察、门卫、护士、牧师、帝王，都穿着标有他们职务记号的服装。美国印第安人收集颅骨，大学生收集有入会限制的俱乐部会员用的钥匙，并把这些当作各自领域的胜利记号。凡大家做或想做的事、拥有或想拥有的东西，几乎都兼有物质价值和符号价值。

 

符号是人类用于传播的重要手段。任何符号都可以用来进行传播。有的符号比较简单，例如中国古代的烽火狼烟，抗战时期的“鸡毛信”、“消息树”；有的符号则形成了复杂的系统，比如语言、文字、计算机软件；有的符号使用者很少，比如某些群体、少数民族或部落的语言，如“女书”；有的符号使用者则很多，汉字这种语言符号的使用者多达十多亿。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不同的文化中，符号的意义大不相同。施拉姆曾举例说：假设一位妇女一生都是在北极圈里度过的，除了拉雪橇的爱斯基摩种狗外，其他什么狗都没有见过。再假设有一位妇女在中美洲住了一辈子，只见过墨西哥一种叫“吉娃娃”（Chihuahua）的狗，其他什么狗也没见过。如果把她们两人带到一块儿，她们要共同使用“狗”这个语言符号肯定有很大的困难。当北方妇女讲到狗拉雪橇时，南方妇女一定难以相信；如果南方妇女把狗抱起来把玩，北方妇女也会感到十分惊奇。

自现代符号理论诞生以来，人类对符号的认识不断深化与扩充，逐步总结出符号具有的任意性、模糊性、抽象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也提醒人们，由于符号的任意、模糊、抽象、多变而带来的意义差别，容易造成传播中的误解或对立。

第一，任意性（arbitrary），指的是符号与指涉对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再现”式的关系。或者说，符号本身并没有含义，只有当人们用它来描述世界的时候，意义才得以产生。这也表明，符号具有人为的、约定俗成的甚至是武断的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必须从具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才可能获得相对准确的符号意义。关于这一点，施拉姆还指出：一个符号的意义总比字典上写的含义多得多，符号的含义是无穷无尽的。

第二，模糊性（ambiguous），主要指符号自身的模糊性，以及人们对符号的多种歧义的解释。符号表达的观念和意义往往是内涵模糊、界限不清的，“符号使用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将本来精确的“符号所指对象”模糊化，从而造成符号的模糊性。此外，一些符号受传播环境变化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会具有不同的含义。与符号的模糊性对应的，就是符号的精确性（accurate），即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某种程度上的准确对应关系。应当明确，符号的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相对的，在一些文化中看似精确的符号，在其他文化中并非如此。譬如，汉族中有大量用以精确区别本族、外族、直系、旁系的词汇，而其他许多族群并非如此。

第三，抽象性（abstract），主要指符号让人不能具体经验的、笼统的、空洞的特点。根据施拉姆的解释，由于符号必须是从个人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所以任何一套符号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感觉和内部的所有活动表达出来。根据符号学理论，符号作为表意的工具，必须是在语义明确并与解释者的理解相对应的时候，或者在一定的传播语境中，才能发生其语用效果。这说明了符号的解释具有语境依赖性（context-dependence），同时也表明，符号不是孤立的，它的意义是社会赋予的，是在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孕育和产生的。

第四，多变性（changeable），主要是指符号的意义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连续性本身必然隐含着变化，变化的原则建立在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之上。正如卡西尔所说：“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而是灵活多变的。”符号的多变性还表现在，即使在同一文化中，同一符号也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施拉姆就指出，“共有的是符号，而不是含义。含义始终是属于个人的，是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得来的，是反应的总和。任何两个人都肯定不会一样”。“符号的含义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同。”

第五，便携性（portable），主要是指符号具有便于打包、储存和传输的特点。任何一种文化中积累的思想、著作、图片、电影、计算机碟片等等，都可以通过符号的形式得以保存和传播，文化的连续性和承继也就成为可能。

从文化的构成来看，符号系统是文化系统的重要构成。20世纪30年代，莱斯利·怀特曾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卡西尔在1944年出版的《人论》（An Essay on Man）中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劳作创造符号，用符号来指代一定的意义。同时，人类也是唯一能够创造和利用符号创造自己历史的动物——人类利用符号创造文化，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和科学等等，都是在运用符号方式表达人类的种种经验，并趋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塑造“文化人”。卡西尔还有一个颇有深意的观点：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而不是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文化是符号行为，文化中的符号既表示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又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标志。运用符号的视角，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种不断修改和完善符号体系的活动。一方面，人类文化的进化依赖于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任何一个行之有效的符号体系都是在人类的实践中积累、修改和定型的；另一方面，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和科学等等，都是在运用符号方式表达和储存人类的经验和成就。

关于符号与文化的关系，符号学家李幼蒸有一句精彩的评论：“各种符号形式的生成，构成了人类精神成长的历史。”正是因为人有创造符号的能力，所以能在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以及一代一代的人们之间学习并传递文化。在符号的视角下，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与交往过程，其实质就是符号意义的生成与传递的过程。正是符号的介入，使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变成了现实过程，如果没有符号交往形式的支配，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就不可能发生。可以确切地说，人类符号互动的能力和范围，呈现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本质特征。

二、符号学研究的思想基础

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有什么共同点。

——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符号现象的关注和研究都源远流长。

人类对符号的兴趣主要发端于早期社会的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思想之中。中国先秦诸子中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命题，已在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层面蕴涵了符号学的思想。两汉时期《说文解字》的语言学研究，也具备了现代符号学所认可的丰厚的符号学思想：把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进行理解和阐释。西方文化中的符号学传统，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展开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在多方面涉及符号：在《工具论》中，他研究了科学语言的语义学和句法学；在《诗学》中，他研究了美学领域的许多不同方面；在《修辞学》中，他研究了语用学的一些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身后，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等都对符号问题作出了描述性的研究。斯多葛学派明确指出，要区分对象、符号和意义的不同，主张对象和符号都是可感知的具体存在物，而意义是纯粹主观的东西；伊壁鸠鲁学派的《符号论》（Designis）也是这方面的专著。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中，洛克（John Locke）、莱布尼茨（Gottfriend Leibniz）、康德（Immanuel Kant）等都曾论及符号问题。其中，洛克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将人类知识分为自然学、伦理学和符号学三类，还专门对语言符号的类型及其与不同类型观念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发；莱布尼茨将其对符号问题的关注投入到数理逻辑的开创性研究之中，力图创造一种比自然语言更精确、更合理的通用语言，以消除自然语言的局限性和不规则性；康德在《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中提出了符号分类的命题，将符号划分为艺术符号、自然符号和奇迹符号，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进入20世纪之后，符号学（semiology）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研究符号的本质及其运作规律的独立学科，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字、图像、动作、音乐、物品，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仪式或表演，涉及意义表达的一切领域。目前，符号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热潮，不仅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向各个学科渗透，而且已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之一。

根据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概括，现代符号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分支。

第一，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它所指称的外部世界关系的学科，关注的是符号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正是在语义的层面上，符号把思想、感觉或概念带入了人们的脑海之中。

第二，句法学。研究符号如何与其他符号发生关系的学科，重点在于语法和句法结构，关注的是符号以何种方式被组织成为更高一层的符号系统。句法学的核心特征，在于抓住了符号的差异性特点，差异性使符号的组合成为可能，并使不同的语法结构产生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第三，语用学。研究符号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得以运用，特别是符号对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们以何种方式在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中塑造符号及其意义。

现代符号学的迅速发展，得益于语言学、人类学和哲学等领域在20世纪实现的重大进步。其中，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文化人类学和符号学都同样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语言的文化习惯；哲学现象学研究为符号学提供了有关意指概念的启发，等等。在贯穿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对符号学影响较大的学者有索绪尔、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罗兰·巴特等人，他们的理论贡献已构成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其中，索绪尔和皮尔斯几乎在同一时期发出了建设“符号的科学”的呼吁，堪称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

索绪尔的基础性贡献

19世纪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也为现代符号学的诞生作出了基础性贡献。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in General Linguistics）一书中。该书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出现，“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是受什么规律支配的”。

索绪尔对符号学的理论贡献之一，是把语言作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来看待。正如他指出的，语言系统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察”，由于符号是任意的，它的存在取决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差别，因此任何符号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从属于受一定惯例支配的符号系统。换言之，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系统的作用。所以，要从表面上看来千差万别的语言习惯中去寻找语言学的对象，要寻找语言得以运作的那些基本的规则与惯例；要分析语言的社会和集体层面，而不是单独的语言；要研究语法而不是用法，要研究规则而不是表达方式，要研究模式而不是材料；要找出所有说话者在潜意识层次上所共有的语言“深层结构”。

索绪尔对符号学的贡献之二，是把语言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两个部分。能指是用来表达意思的字、词、句，是符号中具有物质形式的部分；所指则是这些语言要素指向的意义、概念和思想，基本上是比较固定和约定俗成的。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语言符号都包括了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由声音—形象（音像）两部分构成，通过社会的约定俗成，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或是在使用者之间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这种概念就是所指。需要注意的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结是通过意指完成的——意指是一个过程，是将能指与所指连接在一起的行动，其产物就是符号。

索绪尔强调，能指与所指之间并没有天然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是由传统约定俗成的。进一步说，语言既不反映那先于自身存在的现实，也不会去命名所有文化共享的普遍观念。事实上，语言通过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分割成各种范畴而创造了现实。只不过，由于产生的环境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这些范畴会因文化的不同而迥然有别。譬如，爱斯基摩人描绘“雪”的词汇有很多，但在许多文化中，一个词汇就够了；汉语里有许多表示“丝绸”的词汇，但在英语中，一个“silk”就足够了。索绪尔还强调，意义并非来自于符号本身固有的某种品质，而是符号与符号之间差异的产物。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把语言比作国际象棋。每一枚棋子只有与其他棋子及其运动发生关联，才能获得意义；同样，符号只有与语言中的其他符号发生联系，才能获得意义。

索绪尔的贡献之三，是把不同的语言形式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大致可对应于汉语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整体，遵循一定的分类原则；言语是对语言进行的有目的的实际运用，是运用语言的成果。作为语言的实现形式，言语是个人的、临时的、多变的。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区别在于稳定性。语言以共时性为特征，较为稳定；言语以历时性为特征，随着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重要的是，语言和言语是紧密相连、互为前提的：要使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总之，语言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皮尔斯的现代符号理论

活跃于19世纪后期的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是现代符号理论的创立者。与索绪尔相比，皮尔斯不仅关注于语言的内部结构，还注重把外部世界纳入他的理论视野，特别是通过对各种符号现象的分类，打破了索绪尔的“符号（能指）——意义（所指）”二元符号模式，把符号表现为一种符号自身（representamen）、对象（obj ect）和阐释（interpretant）三者之间合作的符号化过程（semiosis），强调符号只能通过阐释来传达意义，阐释则必须把符号同世界的某些相关方面联系起来，如图2-1所示：

从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中，可以获得关于符号的三个基本认识。第一，同一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再现和符号，这完全取决于主体的符号环境，比如语言环境。第二，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符号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取决于主体对符号的经验和解释水平。比如，“有100个读者就有100个哈姆雷特”。第三，在符号传播过程中，编码者和译码者都不能离开阐释这一中介要素。这也进一步说明，符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能指和所指不可能呈现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所以，对符号的研究也应该具有开放性。

根据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皮尔斯把符号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表征符号（index），即与指涉对象有着某种直接联系或内在关系的符号，其特点在于：与指涉对象之间并无明显相似之处，而在涉及具体、单独的对象时，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譬如：打哈欠是困倦的表征；旗帜摇动是起风的表征。

第二，类像符号（icon），即一种与指涉对象之间存在相似、类比关系的符号，譬如地图、壁画、照片、雕塑、口技或模拟的声音，也是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信息符号。这些符号载体所拥有的色彩、线条、形状，与其表现的人、物体、景观等的物质特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类比的关系。

第三，象征符号（symbol），与指涉对象之间没有必然、内在的联系，完全是依据某种规则或惯例而成为某种对象的再现。通常，象征符号需要使用者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才能生成其意指的事物或概念，譬如道路交通标志。可以说，象征符号是针对真实事物的话语，是符号的符号，也是完成意义表达的主要符号。

总之，在皮尔斯看来，符号代表着它的对象，是通过指称某种观念来实现的，这个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显然，皮尔斯关注于符号产生意义的社会背景，重视认知主体与客体世界的交互作用，认为只有把符号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中，它所指称的意义才会清晰可辨。同时，任何一种符号的意义都不可避免地为一些语境条件所限制，符号发送者的意图语境、释义者的心理语境，以及符号的历史、文化语境等，都会对符号的意义产生限定作用。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

法国文学评论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集中在1964年出版的《符号学原理》（Elements of Semiology）和1975年出版的《神话》（Mythologies）两书中，前者针对的是符号理论的建构，后者则聚焦于符号理论的应用。

在1964年出版的《符号学原理》中，巴特推翻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的观点，主张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即“符号学知识实际上只可能是对语言学知识的一种模仿”。针对索绪尔用以分析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概念，巴特进一步提出，能指和所指之间不是“相等”而是“对等”的关系，即两者形成相互联合的关系。具体地说，在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一种“结构性关系”；在非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属于“联想式整体”，即通过行为者的意图与社会惯例的本质之间的结合而构成符号。比如，用一束玫瑰花表示“爱情”，“玫瑰花”是能指，“爱情”是所指，两者之间通过“联想”而成为一个整体的符号。

针对索绪尔提出的语言（langue）/言语（parole）这对概念，巴特提出了更具科学意义的论断：人只有从语言中吸收言语，才能运用言语——只有从言语出发，语言才能存在。也就是说，语言是言语的产物，同时又是言语的工具。巴特的研究还竭力表明，人类置身其中的世界不是由纯粹事实组成的经验世界，而是由符号形成的意义世界。人们从一个符号系统进入另一个符号系统，不停地对符号进行编码和译码，而人类的全部事务都渗透着编码行为。基于这一理解，巴特把符号学引入服装、饮食、汽车、家具等复杂的非语言符号领域，展示出符号学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巨大应用空间。

巴特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符号学观点：要了解主体间的互动，首先需要了解“主体间性”（intersubj ectivity）的特征。他所说的“主体间性”，是指在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中，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和传播。巴特认为，不论编码者还是解码者，对符号意义的感知并不是因人而异，他们首先是从属于一个文化群体，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互相影响的意识。所谓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就是同一文化背景中所有成员共同感受的知识与经验，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中得到认可的。进一步地，不论编码还是解码，人们都可以意识到“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而解读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心灵彼此进入，然后获得“共享世界”。就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这显然是有着重要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