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起因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当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时候，日本、中国香港、菲律宾、印度、韩国、墨西哥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心理学者不约而同地在推动“本土心理学研究”（Diaz-Guerrero,1995; Enriquez,1993;Kim and Berry,1993; Lagmay,1984; Sinha,1986; Yang,1997）。乍看之下，导致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心理学者发起“心理学本土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他们认为，将西方心理学家所发展出来的心理学理论或研究范式，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并不能让当地的心理学者恰当地了解本土社会中人们的心理或行为。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发展适用于本土社会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范式。

由于心理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人，他们对于移植外来理论或研究范式所造成的“不契合感”往往会有较深刻的感受（杨国枢，1999），他们也因此而首先“发难”，发起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事实上，有“本土化”之需要者，并不限于心理学，而是遍及各个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管理学。

随着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开展，世界各地的本土心理学者在开展心理学本土化的工作上都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我在深入检讨这些问题之后，指出：当代的社会科学，可以说是从西方文明中发展出来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科学开始快速地发展。尤其是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其发展尤为快速。西方科学的发展与科学哲学的演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西方科学家在不同领域中从事研究工作，总有一些思想家在对他们建构的知识进行哲学的反思，而形成所谓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这样的科学哲学又可以回过头来，指引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

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推动本土化运动时之所以会遭遇到种种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时，大多对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缺乏相应的理解而抱持着一种“素朴实证主义”（naive positivism）的心态，在从事研究工作。这种“素朴实证主义”的心态，可以让他们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来从事研究，然而，要想以之作为基础，来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理论，便有明显的不足。因此，黄氏主张：本土社会科学要有真正的发展，必须作三个层次的突破：哲学的反思、理论的建构和实证研究（Hwang,2004,2005）。更清楚地说，本土社会科学家必须对近代科学哲学的演变有一相应的理解，以之作为基础，建构契合于本土社会的理论，再用它作为实证研究的指引。

基于这样的见解，我在2000年初期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社会科学的理路》（黄光国，2001/2006），介绍20世纪提倡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的17位西方科学哲学家对于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主要观点，希望能够帮助华人社会科学工作者了解近代科学哲学演变，其简体字版本最近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在下一节中，我将讨论科学哲学由实证主义转变到后实证主义之后，在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所具有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