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哲学的转向

2.1 实证主义

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科技的进步使欧洲弥漫着一股科学主义（scientism）的风潮，许多人相信科学能够回答人类所有的疑问，解决所有的问题。到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首先提出“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词，提倡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主张正当的科学方法，应当将形而上学的猜测以及用不可见的实体来解释自然，一律予以舍弃，科学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的关系，借以对世界作出正确的描述。（Comte,1855/1974）。

到了20世纪初，物理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8—1916）提出物理现象论（physical phenomenalism），主张现象就是唯一的真实，知识的内容应当仅限于感官经验。科学的目的是要透过实验展露出支配事物之法则。所谓“现象背后的真实”，都是人类想象出来的，是形上学的东西，应当排除在科学之外。一旦认识到经验主导性（the primacy of experience），并将“有意义的叙述”（meaningful statements）限定在经验的范围内，我们便没有理由再去找寻支撑概念建构的更深层的“实在”（Kolakowski,1972/1988）。

马赫的思想对欧洲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期，一群数学家、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开始在维也纳做不定期的聚会，讨论科学哲学的问题，希望解决将实证主义应用在数学及理论物理时可能遭遇的困难。1928年，维也纳学圈（Vienna Circle）在石里克（M.Schlick,1882—1936）的领导下，成立了“马赫学社”（Ernst Mach Society），并在翌年出版《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圈》一书，使其声名大噪。

2.2 《逻辑哲学论》

在维也纳学圈发展之初，维根斯坦（Lu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出版的《逻辑哲学论》对其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包含“逻辑图像论”和“真值函数论”两大部分（见图1）。“逻辑图像论”认为：科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用语言精确地描绘世界。现实世界是由事实、原子事实和简单对象等三个层次组成的；与之对应的语言，则包括有命题、基本命题和简单名称等三个层次。

“简单对象”（single object）是构成世界的实体，是构成原子事实、事实、乃至于世界的终极结构元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它都不会发生改变。原子事实是简单对象（事物、实体）以一定方式的组合，是许多简单对象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结合的状态。当这种组合分散之后，这一事物也随之消亡。但是，简单对象自身却不消亡，它们又和其他对象组合，形成新的事物。

语言是描绘世界的图像，每一命题又是描绘一个事实的图像。图像要描绘事实，它们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外界现象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维根斯坦称之为“图像关系”（pictorial relationship）。

在语言和事实的深处，隐藏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将此一结构揭示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逻辑分析。只要我们对语言和现实事物作同步的逻辑分析，最后我们一定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相应的逻辑结构。将这样的逻辑结构揭露出来，我们便可以利用它来构造命题，以描述世界中的事实。这样的描述方式，维根斯坦称之为“逻辑结构图像”。

2.3 逻辑实证论

描述“原子事实”的语言，是组成“命题”的基本单位，维根斯坦称之为“基要命题”（elementary proposition）。在维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中，基要命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描述世界，但其中只有“基要命题”跟世界有直接的关联。一个基要命题代表一种事物的状况（state of affair）。它们的真假不取决于别的命题，而是取决于事实。根据“逻辑图像论”，我们可以用实验或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来判断情况或“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借以论断基要命题的真或假。然后，我们可以再利用逻辑符号之间的“真值函数”关系，将“真”的“基要命题”结合成“命题”，成为科学家描述“世界”的“语言”，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科学知识”。换句话说，近代科学两个最重要的成分，第一是以实验作为核心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二就是“逻辑”，维也纳学圈的成员因此将此种主张称之为“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Ayer,1932/1959）。

“逻辑实证论”在本体论上采取“素朴实在论”（naive realism）的极端经验主义，认为唯有感官能够经验到的“事实”（fact），才是唯一的“实在”（reality）（Schilick, 1932/1959）。在方法论上，他们主张用实证研究（尤其是实验）方法，来证实“基要命题”。维也纳学圈召集人石里克因此归结出一个十分出名的主张：“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Schlick,1936）。在知识论上，他们强调逻辑的推演，而反对用任何形而上学的概念来建构理论。

2.4 进化认识论

在维也纳学圈的积极推广之下，逻辑实证论风行一时，成为20世纪中叶国际科学社群里最具优势的一种科学哲学。然而，盛极而衰，在那个时代，后实证主义的兴起，却使得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受到强烈的质疑。后实证主义的代表，是波普（Karl R.Popper,1902—1994）提出的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1919年，欧洲学术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在日食时的观测结果，支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有关“光线弯曲”的奇异构想，使欧洲掀起了一阵相对论的热潮。当时在维也纳大学当旁听生的波普，因此而产生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大思考：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多年来已经经历千百次的检验，为什么一次失败后，就会产生动摇？

当时爱因斯坦谦冲为怀的态度，让波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不仅公开宣称：相对论只是他的“猜测”而已，而且表示：如果爱丁顿的观测结果否定了他的预测，广义相对论就会被否决掉！

爱因斯坦的治学风格吸引了年轻的波普，让他致力于研究科学哲学。1932年，他写成《科学发现的逻辑》，主张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有的假设和猜想（Popper,1934/1959）。

我们可以用波普所提出的四段图式来说明他的进化认识论：

P1→TT→EE→P2

P表示问题（problem）, TT表示试探性的理论（tentative theory）, EE表示排除错误（error elimination）。倘若要以此一图式来表示普遍性的试错法，则图式中的TT可以改变为TS（试探性的解决，tentative solution）。后来，他又将这个图式修改为图1（Popper，1972/1989:313），而成为此一图式的普遍形式：

这个经过修正后的普遍图式的含义为：当科学家的研究遭遇到挫折或是他原有的知识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会设法对这个问题情境提出试探性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可能不只一个，也不一定正确，因此必须将错误的解决方案排除掉，保留尚未被否定掉的解决方案。这样留下来的方案又可能遭遇到新的问题，如此往复，以至于无穷。

在科学理论的场合，问题的产生通常是出自于下列三种不同情境：（1）理论与观察或实验的结果不一致；（2）理论系统内部发生互相矛盾的现象；（3）两个不同理论之间的互相冲突。这时候，科学家便可能提出试探性的理论。当然，这样提出来的试探性的理论并不就等于真理，它也可能被后来的观察或实验否证掉。

2.5 哲学的转向

进化认识论和逻辑实证论的科学哲学，不论是在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都是南辕北辙，极不相同：在知识论方面，进化认识论不像逻辑实证论那样，采取“逻辑图像论”，只以精确地描绘世界图像为满足，而主张要建构理论，来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而在本体论方面，进化认识论认为：科学家为了解释事实或现象，在建构理论时，必须提出各种形而上的概念，这种形而上的假设建构，不是一种虚构，而是一种“实在”。因此，其本体论主张通常称为“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

正因为科学理论是科学家建构出来的，而不是“描绘世界的图像”，因此，进化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主张“证伪论”（falsificationism），认为科学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在于“证实”命题，而是在于“证伪”理论中的命题，他们认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有“可证伪性”（falsificability）。如果一个理论的陈述或命题无法用实证方法来加以检验，则它便不能称做是“科学”的。

2.6 素朴实证主义的研究

科学哲学由实证主义转向后实证主义对于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往往不了解：这样的哲学转向对于学术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只是抱着一种“素朴实证主义”的心态，从事实证研究工作。许多人看到西方学者建构出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总以为其中蕴藏着什么“真理”，他们会努力地在国外最新的期刊上找寻研究题目，然后沿用外国“最适当”的理论模式，将外国的测量工具翻译成本国文字，以本国被试为对象，从事“复制型”的学术研究。有些人不管外国理论，凭自己的常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随意编出几条假设，便大作其“实证研究”。还有些人干脆连假设都不要了，他们用“撒网捕鱼”或“机关枪打鸟”的办法，同时测量一大堆变项，列出几十个交叉分析表，希望呈现“事实”，“让数字自己说话”。电脑发达之后，有些人则是高度依赖统计技术，以为只要用复杂的统计来处理资料，便可以从其中浮现出“理论模型”。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萧新煌和张笠云（1982）回顾受国科会、研考会、经建会及其他单位委托所完成的15项经验研究。他们指出：即使是从实证论范式的观点来看，这些研究也有许多“共同的缺失”。他们大多缺乏理论基础，既没有“理论性推理”，也没有“逻辑的推演”，理论架构和研究设计明显脱节。许多研究者只是将收集来的问卷资料，作简单的统计分析（如百分比、次数分配、交叉分析），用一连串的表格呈现出来，再对资料性质作重复叙述，便算大功告成。由于测量的变量太多，每个独立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都偏低，既不能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精简”的要求，也无法从其中建立理论。许多研究者更用一些“想当然尔”的常识，来解释其研究发现，譬如“中西文化的差异”、“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社会变迁的影响”等。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只不过是在“堆砌事实资料”（a collection of facts）而已，是“没脑筋的经验主义”（mindless empiricism）的搞法，根本不可能将“经验研究”提升到“成熟科学”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