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匈奴单于世次与单于号之关系
在讨论南匈奴的单于号之前，我们再看看呼韩邪单于及其诸子时代，当匈奴与西汉的关系进入称藩时代以后，汉朝文化对于匈奴单于号制度的影响。据《汉书》：“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8页。）白鸟库吉推定汉代“若鞮”读音应是zak-tai，在通古斯语中找到säksäti、在蒙古语中找到šuktai这样表示“涂血”并引申指称血统关系的词汇，认为与“若鞮”是同一语形，而且“若鞮”即相当于契丹语中的“赤寔得本”或“得失得本”（注：白鳥庫吉：《西域史研究》上册，第219—222页。）。匈奴语与阿尔泰语系各语族的关系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若鞮”即汉语“孝”字的匈奴语意译，既有古文献的确认，又得到白鸟氏这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佐证，似乎可以将信将疑地、有保留地接受。
呼韩邪单于死后，诸子有六人先后相继为单于（注：《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2942页。据此，蒲奴是乌达鞮侯的弟弟，故得为左贤王。历来对此的理解都较为明确，如内田吟风为研究匈奴单于继承制度所列单于世系表，即是如此，见内田氏《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第212页。有的学者把蒲奴理解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的弟弟，而不是乌达鞮侯的弟弟，因此在计算匈奴世系时，错误地认定呼韩邪有七子为单于，如林幹《匈奴史》书末所附《匈奴单于世系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3—194页。同样的错误又重复出现在林幹所编《匈奴历史年表》及《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两书所附的《匈奴单于世系表》中。），《汉书》记录了他们的单于号，分别是：
这六位单于的单于号的末尾，都有“若鞮”，如同汉代皇帝谥号中皆有“孝”字。手塚隆義说这是匈奴对汉朝礼制的单纯模仿（注：手塚隆義：《匈奴単于相続考——とくに狐鹿姑単于の登位について》，《史苑》第20卷第2号（1959年），第17—27页。）。问题是，汉代皇帝生前无谥，孝谥是死后获得的。而这六位单于的单于号，应当是在即位时就一次性获得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很难理解当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破坏呼韩邪确立的单于继承次序而激起乌珠留若鞮单于诸子不满、并最终导致南北匈奴分裂以后（注：关于南北匈奴分裂，表面上的原因是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破坏传位程序，坚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兄弟或更年长的前单于诸子，激起了继承次序中排名在先者的反抗。不过我认为，可能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原因，与呼韩邪单于之后匈奴内部亲汉、仇汉两种势力间的斗争紧密相关。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杀死王昭君与呼韩邪之子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排挤乌珠留若鞮单于长子比，反映了亲汉与仇汉两种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被破坏，仇汉势力借助新莽以来匈奴对新、汉关系上的逆转，而获得了很大的优势，造成两派力量最终摊牌并分裂。关于匈奴单于继承制度的研究，请参看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第211—217页。），倚靠汉朝而掌握了匈奴单于正统的南匈奴，还会给他奉上“若鞮”的谥号。《后汉书》甚至直接提到“比季父孝单于舆”（注：《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39页。），以“孝单于”指代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当然，现在已无从知道是谁决定了学习汉制使用“若鞮”的。呼韩邪之后的单于继承原则是由呼韩邪确立的，那么使用“若鞮”是否同样由他确立？考虑到他的六子单于号中皆有“若鞮”，而此后南匈奴亦遵而不改（南匈奴省若鞮为鞮，可能只是音译简省的问题），这个传统创自呼韩邪的可能性最大。也许，呼韩邪为子孙的单于号预制“若鞮”一词，却又不用在自己的单于号中，不仅是为了学习汉制，还为了要子孙遵守他确立的诸项国策，并确定他在单于世系中的特殊地位。如果这一推测不误，那么呼韩邪在此后匈奴社会中，特别是在南匈奴以下的匈奴历史传统中所占有的突出地位，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除了在单于号中增加“若鞮”以外，西汉政府对于匈奴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强制匈奴单于接受汉人的单名制度，不再使用多音节的名字。《汉书》：“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19页。）所谓“中国讥二名”，一些人“因制作去二名”，（注：“中国讥二名”，见《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51页；“以制作去二名”的例子，有王会宗改名宗，见《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53页。）是王莽文化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很难相信匈奴会放弃匈奴社会原有的制名传统，而学习汉朝普遍使用单音节的单名，仅仅就语言传统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乌珠留若鞮单于简化囊知牙斯为知，只是对汉朝而言的，只会反映在官文书的字面上和往来使节的对答中（注：王莽诏令中“降奴服于知”云云，即以知为乌珠留单于之名，见《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21页。）。然而这一权宜之计从此至少在汉朝档案记录中形成了新的传统，匈奴单于从囊知牙斯改名知以后，大多数单于就仅以单名见载于汉文史料。比如后来建立了南匈奴的醯落尸逐鞮单于，在《后汉书》中只见其单名“比”，而《汉书》提到“乌珠留单于子苏屠胡本为左贤王”云云（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7页。），惠栋《后汉书补注》指出苏屠胡与比理应是指同一个人，《后汉书》作比，“或别有据”（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八九引惠栋《后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15年虚受堂刊本，1984年，第1035页。）。其实所谓“别有据”，就是根据东汉官方文献。在囊知牙斯简化自己的名字之后，出现于官方文书中的匈奴王公的名字，应当都已经简化成单名了。继任的乌累若鞮单于单名咸，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单名舆，就反映了这一变化。而在舆之后的两个继任者，乌达鞮侯与蒲奴，由于与比争位造成匈奴分裂，失去了与汉朝官方的正式联系，所以他们的名字保持着多音节的本来形式。咸在为左犁汗王时，曾携二子投靠新莽，其二子分别名登、助（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3页。），咸又有一子名角（注：同上书，第3826页。），都是单名。而南匈奴在汉顺帝即位之前的十二名单于中，有十人是单名。可见这种仅仅表现在汉文文书、使节往来及朝觐礼仪上的汉化单名，已经成为南匈奴的历史传统之一。
以上所述，是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由于匈奴国家与中原王朝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而造成单于名号制度发生的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然是源于中原王朝强大的政治作用与文化影响。当匈奴分裂，南匈奴入塞接受东汉王朝的军事保护和政治监管之后，东汉对南匈奴社会各个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只会更加强烈、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对于这些作用和影响，下面我们仅仅就单于号问题来作一观察。
南匈奴单于共传二十人，其中第九任单于安国起兵叛汉被部下所杀，第十七任单于呼徵被汉朝官员擅杀，第十八任单于羌渠被部下叛乱杀害，皆不得善终，也都没有留下单于号。最后一任单于呼厨泉，从建安二十一年（216）入朝被留，再也没有返回南匈奴驻地，也没有留下单于号。其余的十六位单于都有完整的单于号。史料所记他们之间的亲缘及传承关系，大致上是清楚的，只有第十四任单于兜楼储、第十五任单于居车儿及第十八任单于羌渠，与以往单于之间的亲缘世次不明确。但可以作一些推测。比如，第十四任单于兜楼储，是在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及弟左贤王皆被逼自杀之后，从洛阳返回并州继任的。兜楼储“先在京师”（注：《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62页。），号称“守义王”（注：《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第273页。袁宏《后汉纪》孝顺皇帝纪下卷一九作“立义王”，见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373页。），那么，他可能是以侍子身份居洛阳。南匈奴率以单于诸子轮流充作侍子，而休利担任单于长达十三年，洛阳侍子应当是他本人的儿子而不是前任单于之子。因此，基本上可以推测，兜楼储很可能是休利之子。如果休利在洛阳时的身份不是侍子，那么他可能是休利的侄子，即檀或拔的儿子。而第十五任单于居车儿，不是兜楼储之子，就是兜楼储之弟。第十八任单于羌渠，从当时南匈奴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其前任单于呼徵的叔父或弟弟。
南匈奴的二十个单于中，最初三个是创建南匈奴的比及其两个弟弟莫和汗，其余的十七个，都是这三兄弟的后代。比在从北匈奴中分裂出来投靠汉朝从而建立南匈奴的过程中，他的兄弟们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南匈奴的单于传承次序，也在三兄弟及其后嗣之间，以兄终弟及的传统程序进行。我认为，比最初以祖父呼韩邪的单于号当作自己的单于号，对外（汉朝）是表明要坚持呼韩邪开创的亲汉路线，对内（诸弟）则是表明要遵守呼韩邪确立的单于传承原则。当然，完全符合程序的兄终弟及传承，是不可能坚持长久的。历史的实际是，在比、莫、汗三兄弟后代之间的传承，只进行到第二代，以安国被杀告终；从第三代开始到最后一任单于，全都属于比这一支。其中比之子长，长之子檀，分别在位二十三年和二十七年，对比这一支垄断单于传承，可能具有决定意义。
保存下来的十六位南匈奴单于的单于号，都是匈奴语的汉字记音，其本来语义已全不可晓。但这种记音方式，毕竟保留下来了某种信息，哪怕只是微弱模糊、难以识别的信息。我认为，分析现有的单于号，可以发现三位创建南匈奴的第一代单于的单于号，分别与他们的后代的历任单于的单于号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兹先列南匈奴历任单于名字、单于号、世系及在位时间如次，然后略加论述。
从上面这个名单，我们可以获得哪些信息呢？
第一任单于比，单于号为醯落尸逐鞮；比之子第四任单于适，单于号为醯僮尸逐侯鞮；适之弟第六任单于长，单于号为胡邪尸逐侯鞮；长之弟第八任单于屯屠何，单于号为休兰尸逐侯鞮。这父子四人的单于号，除了共有表“孝”义的鞮（即前述“若鞮”）以外，还共有“尸逐”一词；适、长与屯屠何三兄弟的单于号，都共有“尸逐侯”一词。第二任单于莫，单于号为丘浮尤鞮；莫之子第五任单于苏，单于号为丘除车林。这一对父子的单于号中的“丘浮”与“丘除”，存在着语音上的某种近似（注：据Pulleyblank（蒲立本）重建中国中古早期文字读音，“丘浮”作Khuw buw，“丘除”作Khuw driě.见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Late Middle Chinese，and Early Mandarin，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1，p.59，p.96，p.257.）。第三任单于汗，单于号为伊伐于虑鞮；汗之子第七任单于宣，单于号为伊屠于闾鞮。这父子二人的单于号中“于虑”、“于闾”同音，应当是同一词汇的不同译写。从这两代人的单于号里，我们能够看到第二代单于的单于号，似乎有标明自己父系血统的功能。从第三代开始到最后一任单于，除了不知其单于号的三个单于以外，共有八个单于，其单于号都有“尸逐”一词，仅仅从单于号上，我们也可以推知，他们都是比的后代。
这个信息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从前面对可汗号的研究中已经知道，早期政治组织，特别是内亚草原民族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中，单于号、可汗号和一般官号，都只是为了装饰和强调某种政治职务，并不需要承担标志血统与世系的功能。而在南匈奴的单于号里，我们看到开国三单于都分别与各自的后代在单于号里保有某种联系，这显然并不是西汉时代匈奴单于号的历史传统，在后来柔然、突厥等北族的可汗号传统中，也找不到相类的例证。这是南匈奴独有的文化现象。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是，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既与南匈奴立国时匈奴族内部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南匈奴背倚东汉王朝、接受汉朝文化与制度的影响有关。
南匈奴立国之初，醯落尸逐鞮单于比，重新确认呼韩邪单于确立的兄弟相续的单于继承原则，既是比公然制造分裂、另立单于庭的道德依据，又是南匈奴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注：Rafe de Crespigny，Northern Frontier，The Policies and Strategy of the Later Han Empire，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4，pp.227-228.）。在这个原则下，未来的单于将轮流由比及其两个弟弟的后代担任。他们虽然共有冒顿或呼韩邪这样的祖先，但他们三兄弟在这个谱系中的特殊地位将会很容易被淹没。从我们前面发现的单于号中包含各自血缘世系的情况来看，比及其两个兄弟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就是利用单于号传统，在单于号中体现三兄弟各自不同的后嗣世系。我认为，这个方案，很可能是受到了汉朝帝王宗庙与庙号制度的启发。华夏帝王宗庙与庙号制度，本来就具有标识世系血统的功能。如前所述，呼韩邪时代最初与汉朝关系密切时，匈奴人就注意到了汉朝的帝王谥号问题，并立即把谥号制度引入单于号之中。随着汉匈关系的进一步紧密，汉朝的宗庙与庙号制度也终究要被匈奴上层所了解、所学习。我认为，单于号中包含血统世系的信息，很可能就是学习庙号制度的结果。
据前列南匈奴历任单于的单于号，从第十三任单于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开始，单于号中不再有表“孝”义的“鞮”字。这是不是意味着此后的匈奴单于号放弃了谥号呢？当然，可能还存在一些汉语译写的问题。比如，“尸逐侯”是不是可以简写为“尸逐”？“尸逐就”是否就等同于“尸逐侯”？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材料，只好俟诸将来。我们在这里只是尽力从有限而难以利用的材料中，寻觅出可供我们联想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