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以中为镜看西方

由于这里的主要任务是考察西方文论及其转向，因而本不宜在中西比较上走得更远，而是需要继续追究西方文论本身的特点。不过，与我们通常“以西为镜”而显示中国文论的特点相应，这里也不妨换位思考，“以中为镜”而呈现西方文论的特质。所以，要从西方文论的四次转向中窥见西方文论的特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把它同中国古典文论相对照，因为这是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长的文论系统。而到了中国现代文论，这两种文论系统已走向相互杂交，就不那么容易辨别了。假设一种文论总有其特定的文化气质作根基、呈现出独特的演变规律、运行特定的范畴系统、有着独特的目标的话，那么，可以在中西文论的相互映照中见出西方文论的一些独特风貌。

首先从根部的文化气质透视，与中国古典文论带有近缘杂交文化气质不同，西方文论体现了明显的远缘杂交文化气质。中国古典文论生长在东方亚洲大陆，在与多民族的反复交往与竞争中生长起来。即使是受到来自印度的佛教文明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也是限于亚洲范围内的近缘意义上的。而西方文论则承受了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远缘与多元的塑造。

由于在近缘杂交环境中生长，中国古典文论在自身的演变上显得相对稳定而缓慢，沿着先秦至元明清的朝代更替脉络演变，虽不断有变化和创新，但基本上未见有突转式重大转向，基本上属于一种连续式文论；而西方文论则在远缘多元杂交环境中长成，屡屡走极端，先后呈现出人学、神学、认识论、语言论和文化论等转向，因而可说是一种破裂式文论。这里和前面有关连续式与破裂式的划分及讨论，都借自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有关中国文明属于“连续式文明”、西方文明属于“破裂式文明”的论断。当然，这更多地属于一种宏观观察，而严格说来，这两种文明及两种文论分别在其连续中也有破裂，在其破裂中也有连续，这是需要具体分析和仔细辨别的。

在连续式生长中，中国古典文论在不同时代涌现出不同的核心范畴，它们在不同的时代生长到自身的成熟期。单就文论范畴的成熟期而言，在先秦两汉有“诗言志”说、“风教”说等，在六朝有“诗缘情”、“感物”（“体物”或“物感”）说等，在唐代有“感兴”（或“诗兴”）说、“天然”说、“味外之味”说等，在宋代有“妙悟”说、“点铁成金”说等，在明清有“童心”说、“性灵”说、“神韵”说、“才胆识力”说等。重要的是，这些在不同时代成熟的范畴之间不存在过分突兀的转向，而都可以从同样的中国古典文化源泉中找到其根据。而西方文论在其破裂式生长历程中，往往以奇峰突起的姿态推出在不同文明传统熏染、又在多元文明的杂交下长成的独特范畴系统，例如希腊时期的“模仿”论、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论、浪漫主义的“表现”论、现实主义的“真实”论、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和“陌生化”、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论、新批评的“含混”与“细读”论、新历史主义的“政治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无意识”等。这些文论范畴各自携带着来自多元文明或杂交文化的异质内涵，显示了不停地“破裂”或“求新”的文化品格（其中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传承性关联）。

与中国古典文论喜欢调动人的直觉去把握概念或范畴的无尽之意甚至偏爱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不同，西方文论在长时间里执著地追求概念或范畴的明晰度，突出精确的实证精神。即使是从尼采式、海德格尔式到德里达式等对于“形而上学”的明晰传统的一次次激进的“解构”之举，也不过恰恰证明这种明显地区别于中国古典文论的明晰传统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

西方文论目前还处在第四次转向的风潮中，但也许第五次转向的征兆已逐渐显露而暂时不为我们所明察。在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前，中国文论被卷入与西方文论的平行对话中，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是一个加紧自身的现代性转向和现代性铸造的机遇。

正是在这个自觉推进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关口，加强对于与中国现代文论有着特殊渊源关系的西方文论及其转向的深入认知，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对西方文论及其转向的认知，应遵循以我为主、合理选择的方略。毛泽东指出：“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西方文论有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土壤，更有其特定的针对性和民族特色，这同我国文论的实际是不同的。对于西方文论，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基础上”去“批判地吸收”其“有用的成份”，冷峻地批判，自主地吸收，进而服务于我国文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