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来自知识型的四次转向

从西方整个“知识型”演变历程与西方文论史相关联、并且前者的“转向”影响了后者的相应“转向”看，西方文论经历过大约四次重要的“转向”（当然也可能更多）。下面不妨作简要论述。

这四次转向是从“知识型”与文论相关联的角度去说的。第一次转向可称为希腊时代的人学转向。以智者派（SoPhists）尤其是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为代表，希腊哲学从此前研究自然及其本原为重心转向研究人类社会道德与政治状况，也就是从以探究自然规律为主转向探究人类及其心灵（道德）状况。正是在整个“知识型”层面的这种人学转向熏染下，出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对整个西方文论史富有开拓性意义的文论大家。在这种人学“知识型”根基上生长出以“模仿”说为特征的古希腊文论和以贺拉斯“寓教于乐”说为标志的罗马文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模仿”说在西方文论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转向为中世纪的神学转向。随着基督教入主欧洲，人学中心被神学中心取代，整个“知识型”都奠基于唯一的上帝，任何知识系统都被认为由此发源，这导致了以基督教神学为支撑的视上帝为知识本原的中世纪文论的产生及建立霸权。这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家有普洛丁、奥古斯丁、但丁（“俗语之辉煌”、文本四层意义等）、“桂冠诗人”彼特拉克、薄伽丘（“注重文采”）等。第三次转向是17世纪以笛卡儿为代表的“认识论转向”，它强调任何知识都与人的理性相关，都需要从理性寻求解释。这种“转向”为文论提供了以“理性宇宙观”为主导的“知识型”。在此影响下产生的文论流派有新古典主义文论（法国的布瓦洛等）、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文论（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康德、席勒、黑格尔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

第四次转向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语言论转向”。在这种“转向”中，不再是“理性”而是语言、语言学模型、语言哲学等，被视为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东西。正如利科尔所分析的那样，“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当然，语言在哲学中始终占据着荣耀的地位，因为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们时代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对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被很多哲学家看作是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正是这种性质的“语言论转向”导致了20世纪形形色色的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论流派的产生。不过，由“语言论转向”标明的语言论文论内部，也可见出其阶段性。粗略区分，可以有语言论文论的建构阶段和解构阶段。语言论文论建构阶段，出现了现代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等文论流派，以及它们的初步的反拨形式——解构主义、阐释—接受文论；随后的语言论文论解构阶段，则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文论流派。

当然，也许可以有理由列出第五次转向，并称之为20世纪后期的“文化论转向”（cultural turn）。它的特色在于，在语言学模型的框架中更加专注于文化及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性别、大众文化、亚文化、视觉文化、网络文化等阐释，为此时期各种文论流派竞相追究文学的文化缘由提供了知识依据，这些流派大致对应于语言论文论解构阶段的文论，如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不过，如果从更宏观和更审慎的角度看，这第五次转向还是划归入第四次转向即“语言论转向”更合理些，更具体地说属于“语言论转向”的解构阶段，属于“语言论转向”内部的一次范式转变而非知识型更替，因为它并没有真正冲破“语言论转向”这一知识型的基本规范。

上面的四次“转向”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各时期西方文论状况及其演变的宏大的知识背景与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