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化的表征

通常，人们把文化、传统以及传统文化视为一组等同的概念，相互替代。实际上，这三者在含义上还是存在差别的，具体来讲，现代意义上的传统一词泛指一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思想、道德、风俗、心理、文学、艺术、制度等文化现象，亦可规定为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沿传下来的复合体。文化的内涵则更为丰富，它既包括文学、艺术诸形式，也包括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礼仪，还包括意识形态等方面。从狭义上来讲，文化主要是指某个时期人们的经济观念、认识价值、成就价值、伦理道德等要素的总和。换句话说，文化就是头脑中聚集的程式，它将一个社会中的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在激励方式和行为上相区别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化演化是非常缓慢的，以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觉察不到这种变化，然而从较长时间内来看，这种变化是非常显著的。促使文化演变的因素包括社会或物理环境、家庭结构、宗教教育、政治等。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璀璨夺目，对世界的文明和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我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骄傲。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人类在创造社会和文化的同时，也往往受制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的民族性格具有很多的优点，也存在一些不足。下面着重就与领导者直接相关的内容作些分析探讨。

（一）从个体性来看

1.“有见于齐”的中庸之道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墨子所倡导的“有见于齐”的平庸思想深深积淀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中。这种传统的平等思想的心理过程如图2-1所示。

显然，这种观念对群体决策效果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在根本思想上是与群体决策相对立的。从系统的观点分析群体决策，我们认为它并非个体决策的简单加和，而应具有增效性。在复杂性的估价和评价不确定的情况下，群体决策往往比个体决策综合的效果好。我们借用俗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是最恰当不过了。然而，现实中我们所得到的却是这样的抱怨：“三个和尚没水吃”, “七爷子八条心”,“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曾仕强认为在组织内部，这种中庸思想就经常导致：不容易听信别人的话；不重视团队规范；不完全遵照上级命令行事；不认真接受工作规范；不能大家一致，总认为我应该特别；不相信企业规划；不能真正科学化；不容易完全标准化；等等。并以此作为中国式管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当然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这种观念正处于转变中。

2．言不由衷、病态谦虚

如果一个美国人与中国人相处一段后，他就会很快发现交往中一个很大的障碍就在于很难领悟对方的“言外之意”，这比西方的“体态语言”、“手势语言”还要复杂得多。相同的一句话，在不同的语气、不同的场合或不同的时间下表达的意思也不尽相同。“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我国人际交往中普遍奉行的戒律，无疑给相互之间信息的沟通带来了很多困难。

例如，在学术会上，通常，每位学者在开题之前先要谦虚几句：“我的研究还很不行，只是为了抛砖引玉”, “我的分析很不全面，仅供参考”, “我的认识有限，所讲内容很不成熟”……学者们真心愿意承认事如其云吗？“局内人”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局外人”特别是外国学者们听后总会大为困惑，既然不行，干吗要上台演讲？

（二）从决策思维来看

1．注重系统与综合的思想

在我国，系统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道教、气功、中医蕴含的观点就是明显的例证。这种思想在以后几千年的发展中潜移默化，成为我们思维过程中鲜明的特征。我们只要翻翻中外学者的论文，或许就会立刻感觉到两者的差别。我们的研究通常总是功能完备，面面俱到，然而分析的内容太少，概述的东西太多，缺乏说服力。我们在拜读一些国内的论著时，总会感到许多内容都似曾相识，大致雷同。“综合就是创造”，然而，如果没有自己的分析和见解，只是简单的拼凑，是绝不可以称为创造的。

2．原则演绎的思维模式

原则演绎是指习惯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或规章制度作为演绎的前提条件，一步步推演，从而得出对具体问题的评判准则。在归纳和演绎这两种使用最广泛的逻辑思维形式中，中国人更偏重于演绎的方法。演绎体现着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段论和公理化推导。演绎的逻辑性很强，在科学证明、科学预见、建构理论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演绎的结果总是事先已蕴含在认识的前提中，因而思维的创造性不强，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将演绎与归纳两者综合地加以运用。对此，杨振宁曾有这样的体会：“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学会了演绎推理，在美国求学时学会了归纳思维。”正是这两种方法的综合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础。

（三）从组织观念来看

1．和为贵，注重情面和关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最具优良社交心理的民族，以情为重，感情丰富而细腻，因此在人际交往中，“八面玲珑得月多”，即要察言观色，见风使舵，这样才能皆大欢喜，不伤和气。一旦有人敢打破这种“和谐”的关系，就免不了被“秋后算账”或“穿小鞋”。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一百多名学生就某些种族罗列出其鲜明的特征来，结果表明：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美国人最重实利，德国人很勤奋，英国人很保守，而中国人则最注重家庭关系。由此可见，血缘关系与归属感比较强，也是中国人际关系重要的特征。这从中西方人们初次相见时的相互介绍中可以看出：欧美人总是直截了当，“这位是汤姆先生”, “这位是玛丽女士”；而中国人往往在介绍姓名之前，总有一段插曲，“这位是王局长的大公子”, “这位是刘经理的小女儿”。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复杂的裙带关系网，严重影响现代人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2．崇尚权威，盲目屈从

许多研究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忍”字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主张“曲则全”，委曲才能保全。表现在群体结构中，就是对于上级唯命是从，只要不对自己利益构成很大的威胁，明知有错，也不愿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最多只是含糊其词搪塞几句。因此，在群体会议上通常表现为一种高度的“一致性”与“和谐”，大家对于领导意见只是例行公事般地鼓掌通过。

分析产生这种“唯上”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和为贵，一团和气”的心理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某个成员一旦提出异议，那就意味着他本身要对“异议”可能引起的所有后果担负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不安全感的威胁也迫使他放弃自己的观点。相比之下，欧美人则具有很鲜明的个性，他们都认为自己不应“踢皮球”（the buck stops here），每个人都应担当其明确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