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传播研究的影响

以“理解”为核心的理论和思想对传播现象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对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用民俗学方法研究对话，将对话看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哈维·赛克斯等人对对话过程的研究，探求对话如何以“闲聊”的方式开始，话题依什么样的顺序和逻辑转换，对话如何越过障碍而得以继续等等。

“对话”研究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看似无意的闲聊是如何表现为一套“完整”和“完美”的程序的。在方法上，对话分析依赖在自然状态下，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的“原装”话语。此外，对话的情境也在对话分析的考虑之中。分析的结论是对对话的“解释”和“理解”，而非“统计”。

2.“准则的概念”（rules）

一些学者应用民俗学方法对传播活动中的“准则”进行研究。民俗学研究强调“准则”在社会行为中的重要性。人在社会行为中遵循的“准则”是社会结构的体现，并指导行为者在特定的场合采取“适当”的行动。具体而言，在传播活动中，行为者的传播规范是他们通过认知而“习得”的。用这样的“准则”概念，可以解释人在传播互动中对“准则”和秩序的确认或修改的行为。传播学研究关注的问题还有，有主观意志和意识的传播者在从事这些由“准则”所主导的传播行为时的状态；人们是否可能“言说”出这些他们所遵循的“准则”；在“准则”的总体制约下，突破“准则”有多大的可能，以及“准则”的普适性等等。

3.“建构理论”（constructionism）

建构理论吸取符号互动学的原理来研究人际传播中人是如何根据其对社会角色的认知来协调和调整他们的传播方式和策略的。建构理论认为，人有对不同传播情境做出不同反应的能力，而人对自我和环境的认知是与这种能力相联系的。这正是符号互动学理论的核心。（见本章第二节，3）另外，建构理论还关注人的社会化、社会认知、角色与身份的确定和修正以及人际关系的协调等问题。组织传播研究中关于组织文化的神秘性和程式化现象、组织内部的日常互动和冲突的处理等问题，都可以从符号互动理论的角度来研究。

4.“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理论对传播学的影响非常大，也非常直接。文化研究理论所指导的对（广义的）传播和文化的研究构成了传播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学派，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媒介和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的出现是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如教育的普及、阶级界限的模糊，特别是大众媒介对社会各层次的渗透等现象的反应。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伯明翰学派将符号学、心理分析、民俗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等方法引入对日常文化和社会实践的研究中。他们关注的是工业化社会条件下，在音乐、电视剧、新闻、舞蹈和其他艺术文化形式中，“政治意义”是如何建构和发挥作用的，如：一些社会边缘群体是如何通过文化和艺术的形式获得社会空间和身份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