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古代空间艺术的渊源
日本最早出现空间艺术，可以远溯原始时代。绳文文化时代主要是竖穴式住宅，一部分是堆石式的居住模式，还有以天然洞窟而居者。从北海道到九州已发掘一万多个绳文时代聚落的建筑遗址来看，多为贝冢，次为泥炭层或堆石，分别有洞窟、竖坑、竖穴等形式。比如已发掘的茨城县花轮台的贝冢居住遗址，其长方形平面，由中央部位四根主柱、沿周围配置12根支柱，支撑着遮蔽物的“切妻式”模式的雏形。所谓“切妻式”，即屋顶为人字形、山形、坡形结构的建筑模式。这是至今已发现的日本最早建筑遗址之一。
弥生文化时代居住建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圆形、椭圆形、半圆形、长方形、不整方形等多样形式，而且已有部分建筑贴近或突出地面。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大和平原中央——唐古地方，发现了大小数百个竖穴式的居住建筑群，内中由木柱支撑，柱与柱之间架设缘木，承载茅草屋顶，屋顶贴近地面。门廊由门前延伸而出，打破室内与室外的界限，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弥生后期的居住建筑模式，以建在水田前的静冈县登吕地方的聚落遗址最为著名。它平面是椭圆形，周边镶上木板，外侧盛土，台基是石板地，立有四根主柱，比竖穴式建筑更接近地面。现在还残存一些建筑用材，说明这时期开始向平地而居发展。
在这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高台式的土仓库，由4根、6根或8根柱子支撑简单的斜屋顶，搭配木板山墙，并有梯子和防鼠的简陋设备，以作收藏谷物之用。从奈良县出土的弥生时代的线雕图案土器，香川县赞岐出土的铜铎、铜镜，也都可见这种原初高台建筑的家屋模型或图案。还有静冈县的登吕、山木的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建筑。它们与中国汉代南方某些地方出土冥器上的高台建筑图案十分相似。这大概是上古先祖从中国南方迁入的同时，也将居住建筑模式传入了日本。
古坟文化时代住宅建筑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一般庶民仍然是以竖穴居住为主，但已开始出现外观比较高级的住宅，而且除了单层以外，还有二层楼阁。据《古事记》、《日本书纪》所称的神功皇后（实际上是祭司）“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还明确记载着此时倭人已“有屋室”，“有邸阁”。这是有文字记载的3世纪前半叶日本古坟时代的建筑状况。从出土文物来看，神奈川县久里浜出土的家形埴轮，是草葺圆屋顶，比较简单，大概属于庶民的居屋。三重县石山古坟发现的20具家形埴轮，其建筑模式，比前者复杂一些，上层人字形，下层四角伸出的双层房顶、堆砌土墙，但仍是“切妻式”住宅的形式。这时期又出现了称“入母屋式”和“寄栋式”两种建筑模式，前者上层是人字形，下层是四角伸出的双层房顶的建筑模式；后者是四面坡屋顶的建筑模式。宫崎县西都原出土的家形埴轮，则更加复杂得多，中央是最大的主建筑，两侧是附属建筑，类似后来贵族住屋的“寝殿式”（即宫殿式）的雏形，属高级的住宅规模，可以推断是当时王者（祭司）的居所。
到了这一飞鸟文化时代（593—710），在以太阳神和以山神、树木神为主的自然神作为崇拜对象的原始神道信仰体系下，确定了原始神社建筑艺术性格。最早期出现的神社雏形，是由山峰岩石和海边石矶构成的“磐境”，即“神域”。比如，以奈良三轮山作为御神体、守屋山的磐座，作为祭祀的重要设施，虽然没有正式神殿，还不能算作正式的建筑物，但已具有象征性建筑设施的意味，
从吸收我国牌坊形式，过渡到建木鸟居，成为日本原初的神社建筑起源的重要标示之一。它的构成基本要素是：左右立两根木柱，柱上方横架一根笠木，笠木下由横梁栓联结着两根柱子，省去一切虚饰，显得非常简单、朴素，明快至极。据说，京都嵯峨野宫的黑木造“鸟居”，是日本第一座原木带树皮的鸟居，有“日本第一鸟居”之称。它的建筑材料，是选用很难得的柞木造的，日本人称为“真木”。真者，就是指自然与真实之意。后来神社有了建筑设施，鸟居就立于神社的神路入口，以象征神域的门。这是日本人对空间艺术美的一种最原始的特殊追求。
在奈良时代以前的神社建筑，无直接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是从以三轮山作为御神体的奈良县大神神社开始，它拥有约两千年的历史。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里，就记有它是为祭祀大国主神的和魂而兴建的。在平安时代的《奥义抄》里也有这样记载：自古以来，神社以不营造正殿、拜殿等特定的建筑物，只以三轮山上的三处磐石座作为祭祀主神的场所。其他一些神社，也都是没有特定正殿的建筑物。
古代首次拥有特定建筑物的神社，相传为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此乃谥号，文献记载于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始有正式年号）受“神托”，才开始建筑了茨城县鹿岛的鹿岛神社，以林木为背景，祭祀树木神。据《古事记》所载，它是为祭祀武饔槌大神而修建的。鹿岛神社是由正殿、拜殿、石间、币殿、门楼、鸟居等组成。神社建筑全是木结构，芭茅草葺屋顶。鸟居的两柱和笼木是圆形，柱与柱之间是菱形，两端贯于柱外。它依山傍水，植有千余种树木，以杉木为主。相传如不具备这些特色，善神就不来，恶神就乘机而入。
文献记载，上述的以山作为神体的奈良县大神神社，迁往伊势国五十铃川上之地，改称伊势神宫，这是最有名的古神社。据《古事记》载，建筑年代是传说中的第十代天皇崇神天皇之世，“妹丰钮比卖神斋祭于伊势之大神宫”；第十一代天皇垂仁天皇，命“倭比卖神祭于伊势的大神宫”。由此可见其建成年代之久远。伊势神宫是由鸟居、独立的内宫和外宫组成。内宫，是祭祀太阳神——天照大神，祭祀物为八咫镜。它是象征神体的镜，传说天照大神云“见此镜，如见我”，因此认为此乃神住的地方，称“皇大神宫”。这是伊势神宫的主要建筑，中央立有主柱，象征着天照大神由此而降，显现神灵。正殿形式是高台式木造建筑，由圆木柱支撑着芭茅草葺人字形屋顶，屋脊大梁上交叉置椽木。高台式建筑前面设台阶。内宫的后方左右，配置排列对称的宝库——东宝殿和西宝殿，收藏宝贵器物。这三殿，围上内外两墙，南北开门。外墙门外，辟出一个大祭场。外宫建筑形式类似内宫，是祭祀五谷神，称“丰受大神宫”。内宫（皇大神宫）和外宫（丰受大神宫）的入口，都立有鸟居，界定圣域的范围。全部建筑不涂色料，保持扁柏木的原色，给人一种单纯清明、自然朴素和透明安定的感觉。这完全是从日本的自然风土培育出来的，成为古来日本空间艺术的精髓。伊势神宫这种神社建筑模式，称作“神明式”。
可以说，在最早的神社建筑的作品群中，伊势大神宫是最具日本古典综合艺术美的。它以木材和芭茅等自然素材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整体为木结构，草葺屋顶，无天花板隐蔽，屋檐屋脊无翘度和弯度，全由直线构成空间，毫无人工修饰和人工技巧，排除一切有违纯粹性、装饰性的东西。它最完整地展现了古代日本式建筑之美的三个基本因素：简素性、调和性和非对称性的自然性格。伊势大神宫突出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调和，是最具日本风味的建筑模式，标志日本空间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达到了原始文化之美的极致。所以，日本人将伊势神宫作为日本古代建筑艺术、古代文化的最高象征。
这一日本最原始的建筑艺术思想，对于日本建筑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伊势神宫为代表，古代的神社就形成这样一种基本模式：由祭神的正殿，划出圣域的墙垣（或篱笆），以作为入口门的鸟居等三个主要部分构成。这是所有神社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后的神社建筑模式都保持这些基本的要素。可以说，伊势神宫的建筑，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飞鸟文化时代前后建成的较早的神社，还有岛根的出云大社、大阪的住吉大社、松江的八重垣神社、爱媛的大山祇神社等。它们既继承伊势神宫的建筑样式，又融合各自地方的建筑形式，因地制宜，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地方特色。岛根县簸川郡大社町的出云大社，在《古事记》、《日本书纪》、《出云风土记》等文献上都有记载，是创建于传说中的垂仁天皇二十三年以前，可见其起源之古远。它是由木鸟居和木结构神殿组成。传说创立出云大社的目的，是让上述文献记载的“让国”故事中的大国主神居住的。神殿是古代的高台式建筑，正方形的正殿，规模宏大，高96米。鸟居的柱和笼木，都是选用不剥树皮的原木，成圆形状，柱与柱之间的横木是角形，间距为11米，两端贯于柱外。神殿全是木造，板墙，芭茅草葺人字形屋顶，是非对称性的结构，初步展现了神社建筑艺术的自然、清洁、单纯、质素的美。这种建筑样式，称为“大社式”，留下日本风土培育出来的古代神社建筑艺术的面影。大阪的住吉大社，是建在日本关西地区神道信仰发源地的住吉地方。在《古事记》记载的传说中，大阪住吉大社是公元4世纪末神功皇后为祭祀海神的荒魂“为国之守神，祭祀而还”而营造的。大社是在濒临住吉海滨而修建，从第1殿至第4殿，是同形同大的正殿，分正面两间、侧面两间，都是扁柏树皮葺人字形屋顶，屋脊大梁置5根成X字形的交叉长木和装饰用的圆木，山墙门是纵长平面，山墙顶的檐板、椽子都是直线的。以板门来区隔前后二室。正殿只是正面有木阶，周围没有设廊道和高栏。这种神社的建筑模式，称为“住吉式”。从其外观来看，一直线排列，单纯明快，颇具古风。
概括地说，飞鸟文化时代日本最初的神社建筑模式，分为上述的“神明式”、“大社式”、“住吉式”三大类，这是在大陆佛教及其建筑样式传入之前形成，并固定为神社的基本模式。其后的神社建筑，都是模仿这三大类建筑模式的。这些日本古神社建筑形态，以保持屋顶直线手法的形式为主，意匠单纯，以及其材料和结构本身的至纯的要素，成为它们共同的基本特征，初步展现了日本古代空间艺术的自然、清洁、单纯、质朴之美。其后日本古代建筑艺术，都继承了古来日本神社建筑所具有的这些特色。
日本建筑学家太田博太郎就认为：“伊势神宫、出云大社、住吉大社等的正殿，虽然多少也受佛教建筑的影响，但是它们的基本模式，与飞鸟时代传来的大陆建筑是不同的。其成型是在6世纪中叶佛教建筑传来以前的事，这是无疑的吧。”“如果说，如此大的建筑在上古已经存在的话，可以认为当时的建筑已相当进步。正如上面已经论述过的伊势神宫那样，当时的建筑家一方面有着对建筑的卓越理解和对美的敏锐感觉，另一方面也拥有对结构的优秀技术。古坟时代的建筑，决没有停留在原始的阶段，已经接受大陆传来的技术，而且相当发达。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基础，进入飞鸟时代的大陆建筑样式才能获得迅速而辉煌的发展”。因此，“尽管（其后伊势神宫）急速吸收和发展外来文化，反复经过几十回的改制，但是传统的东西与之并行，这是日本文化显著特色之一”。（注：太田博太郎：《日本建筑史序说》（增补第三版），彰国社1997年版，第51—56页。）